念斌无罪获释这五年：被“嫌疑人”身份笼罩的人生

礼拜天早上七点，43岁的念斌骑电动车到花巷教堂，头发花白的他，坐在教堂的凳子上，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头祷告，之后默默地听牧师讲解《圣经》……一直到八点半结束离开。

自从无罪释放以来，念斌每个周末都会去教堂。

2006年7月，福建平潭县一起投毒致死案致6人中毒2幼童死亡，杂货店老板念斌被认定为犯罪嫌疑人。接下来8年时间，在历经宣判、上诉、驳回、复核等10次开庭，念斌有4次判被处死刑，手脚戴着“工”字形镣铐。他说，那时候，白天害怕黑夜，黑夜害怕白天。

直到2014年8月22日，法官敲响法槌，当场宣判念斌无罪释放。

这起没有真凶再现，没有亡者归来，嫌疑人最终无罪释放的投毒案，因其贯彻的”疑罪从无”理念，在中国司法界和舆论界激起强烈反响。

2019年8月22日，念斌重获自由五年了，“嫌疑人”的身份挥之不去，老家再无安身之处，他仍期待找到真凶。

无家可归

“哗”的一声，生锈的铁门被打开。

平潭县澳前村，这栋2000年修建的两层楼房，外表是水泥墙，里面有八间房，曾是全村最好的楼房之一。

如今，空置的老屋玻璃窗户被打碎，屋内一片狼籍，沙发、凳子、冰箱……歪倒在地上，布满厚厚的一层灰，已看不出什么颜色。堂屋的墙壁上，挂着念斌父母的遗像，照片有些开裂。过去，念斌和父母、哥哥、姐姐都住在这里。

姐姐念建兰为念斌的案件奔走十几年，至今未婚。她穿一双小白鞋，踩着老屋地上积满灰尘的窗帘布说，弟弟念斌无罪释放后，依旧无家可归，每天过得像逃犯一样。

念斌的五哥念孝叔说，念斌宣判无罪释放后，澳前村干部反复叮嘱他：你们不要回家，不要放鞭炮庆祝，以免受害者亲属受到刺激。按照平潭的习惯，死里逃生的人回家，应该放鞭炮、戴红布庆祝，但为了能顺利迎接念斌，念家亲戚只准备了新衣和“平安面”。

与此同时，受害者家属在村里设了灵堂、拉上横幅，挂上念斌和其辩护律师张燕生的照片。旁边摆了一台电视，将念斌供述投毒过程的录像反复播放。

8月17日，受害者的奶奶向记者说起此事，依旧坚称念斌就是投毒的凶手。“三次（其实是四次）判了死刑，他不是凶手谁是凶手？他都不敢来这条马路上走。”

仇恨早在13年前就被点燃。2006年8月10日，警方查封了念斌的杂货店，并向外公布，念斌就是投毒案凶手。瞬间，愤怒的受害者家属跑进念斌家，打砸家里的一切，并烧毁了里面的衣物和窗帘布，姐姐念建兰带着父母逃去了福州。

自从念斌被刑拘后，妻子戴佳佳一个人带着儿子去了福州市。“他们（受害者家属）说，要打死我儿子。”她说。

直至今日，念家兄妹也都回不了老家——两个哥哥在平潭县租房子，念建兰则一人四处漂泊。念斌无罪释放后，跟妻子租住在福州市，直到2015年冬天，他去老家坟地给父母烧判决书，看到破败的房子——早已不再是从前那个家。

8月15日，阳光明媚，念斌和念建兰又一次回到家中。半个月前，一位亲戚想租他们的老屋做民宿，但他到实地一看，估算全屋装修要花三十万元，就犹豫了。

有那么一瞬间，念斌也想回家开民宿，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他没有钱搞装修，也很难面对死者家属的责难和村民的闲言碎语。

屋内是13年前的模样，念斌杵在门口，前前后后看了一圈：大门外，半空中拉了一条渔网，丝瓜藤爬在上面，大大小小的丝瓜垂了下来。他走到大门边上水井旁，熟练地掀开水井盖，把吊着长绳的水桶丢进吊井，打上来一桶井水，依旧像从前一样清凉彻骨。

很多时候，念斌回想起事发前的日子：傍晚时分，海风呼呼地吹，像唱歌一样，一家人聚在一起吹风聊天，小孩在空地上你追我打……

这一切都一去不复返了。

投毒案

2006年7月27日，平潭县澳前村两户人家一起食用鱿鱼、稀饭，包括杂货店老板丁云虾及其3个孩子，房东陈炎娇母女，6人全部中毒。其中，丁云虾10岁的儿子和8岁的女儿因抢救无效身亡。

据警方检验，两人系鼠药（注：氟乙酸盐）中毒致死，警方怀疑是邻居念斌所为。

念斌记得，当年8月7日，他在岳母家吃完饭后，开车带着儿子回店铺，公安让他配合协助调查。当着4岁儿子的面，念斌被警方带走了。

念斌在录口供时交代，2006年7月26日晚上，一个顾客从对面走来，被隔壁杂货店的丁云虾招揽了过去。他怀恨在心，凌晨一点多，来到和丁云虾共同租用的厨房，将半包老鼠药倒进矿泉水瓶，盛好水后，沿水壶嘴口倒进丁云虾煤炉上正在烧水的水壶中。当天，铝壶里的水被丁家做了鱿鱼和稀饭，最终导致丁家两名小孩的死亡。

13年后，念斌再次回忆此事称，他当时遭到公安刑讯逼供，对方用会连累妻子来威胁他，“我是一个男人，是一家之主，不想把老婆牵连进来。”

2007年2月，福州检察院向福州中院提起公诉。3月，福州中院首次公开审理该案，念斌当庭翻供，称遭受了刑讯逼供。2008年2月1日，福州中院一审以投放危险物质罪，判处念斌死刑。念斌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此后，念建兰辞掉了财会的工作，为弟弟开始了东奔西跑的生活。

8月12日，45岁的念建兰坐在宾馆的凳子上，剪一头短发，圆脸，身材微胖，自称接受过上百家媒体的采访。

她回忆说，自己原本是个内向的人，看见人都会脸红，一切都是被逼出来的。父亲过世前，曾对她说：“是念斌做的，千刀万剐不为过；不是他做的，砸锅卖铁都要救。”

2008年12月31日，福建高院裁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发回重审。2009年6月8日，福州中院再此判决念斌死刑。念斌上诉。2010年4月，福建高院二审判处念斌死刑，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念斌命悬一线。

律师李肖霖觉得，念斌非常幸运，碰上了中国的司法改革。200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明确规定，从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

2010年10月，最高法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不核准念斌死刑，发回福建高院重审，福建高院发回福州中院重审。2011年11月24日，福州中院再次判处念斌死刑。

念斌案演变成“拉锯战”。一方面，念斌的辩护律师通过网络和媒体列举案件疑点，另一方，控方和侦办此案的公安干警坚称没有“刑讯逼供”。

念斌的辩护律师张燕生回忆，一开始，她也怀疑就是念斌投毒，但后来所有证据、细节都证明，念斌就是无罪的。

2013年后，最高法6次批准该案延期审理，办案人员出庭作证、控辩双方邀请专家证人出庭交锋，使该案成为新刑诉法实施以来最受关注的悬案之一。

2014年8月22日，福建省高院终审宣判念斌无罪。

死亡阴影

在牢狱中随时感觉大限将至，是念斌至今无法挣脱的心理阴影。

他至今记得那种疲惫不堪，却又无法入睡的感觉，对死亡的恐惧，让他“每晚最多只能睡三个小时”。白天的时候，戴着“工”字形镣铐的他，失去了大部分自理能力，不能正常穿衣、洗澡、吃饭，甚至刷牙这样简单的动作，也必须有人协助才能完成。

“没有一点自尊，像狗一样活着。”他一边说，一边蹲在地上示范戴着镣铐吃饭、睡觉、穿衣的模样。

念斌记得，2012年左右，看守所有一个死刑犯，和他一样戴“工”字形镣铐，他们走得比较近。

对方告诉他，被判处死刑后，他很后悔，但一切无可挽回。而他则告诉对方，自己是被冤枉的，不想就这样死去。

一天早上，他们和往常一样，起床洗脸刷牙，之后吃了稀饭、包子。大约七点多，铁门打开了，两名武警走了进来，大家都怔住了，“我们都知道要执行死刑了”。

念斌说，一般情况下，武警不能进看守所，一旦进来，就是要带犯人去执行死刑。

他杵在铁门外，看到那名和他一样判死刑的犯人被武警押着，一边走，一边朝着他微笑，念斌说不出话，他眼睁睁地看着对方离开，流下了眼泪来。

他说：“我不知道，自己会不会也这样离开，离开的时候，能不能像他一样微笑着走。”

2010年4月，福建高院二审判处念斌死刑，之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那段日子，念斌每天都胆战心惊，害怕第二天醒来看到武警。他至今记得，得知高院判死刑，送去最高法核准时，他发高烧了三天三夜，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东西压在他身上。

念斌默默地祷告，“主啊，救救我，给我力量……忽然之间就有了力量，压在我身上的东西没有了……”

直到最高法发回重审，他又看到了生的希望。

念斌觉得，虽然他只是小学毕业，但历经了这一切，让自己更理解生命，宇宙，以及自然的力量。后来，他在看守所看到一份报告，讲有人种无公害蔬菜，突然被这种生命吸引。“一颗种子，破土而出，生根发芽，这种力量，任何东西都无可阻挡……”

他甚至想过，如果以后能从看守所出来，就去承包一块地，种大棚蔬菜。

“犯罪嫌疑人”

然而，真正无罪释放后的生活和念斌想象的不太一样。

首先是身体的状态，刚摘掉铁链子时，念斌身体往前倾，就像跌倒一样，走几百米都觉得辛苦。

2014年9月2日，念斌在北京长安中西医结合医院的体检显示：他有胃溃疡，浅表性胃炎；前列腺增大，膀胱壁增厚；腰椎间盘病变；肌肉萎缩、抑郁症等症状。

念建兰发现，弟弟回来后，精神状况很差，“他只跟从监狱出来的人聊天，喜欢说‘监规’、‘坐靶’等监狱用语，对外面的世界不感兴趣，经常失眠、紧张。”

那时候，律师帮忙联系了一位香港心理专家，对方愿意免费给念斌提供心理治疗，念建兰打算带弟弟去香港进行治疗。

2014年11月14日，他和姐姐前往福州市出入境服务大厅办理护照时发现，其身份信息在出入境管理系统中显示为“犯罪嫌疑人”。

姐弟俩都懵了。

事实上，念斌被无罪释放的第9天，平潭县公安局已报备将他列为“法定不准予出境人员”。

平潭县公安局负责人此前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称，念斌被宣告无罪以后，从公安的角度来讲，已破的案子变成未破，因此重新启动侦查程序。而警方将念斌列为嫌疑人不准予出境，“是有新的证据，但是什么证据，我们不方便透露。”

妻子戴佳佳发现，在那之后，念斌不喜欢出门，整天躲在家里，不知道怎么跟人相处，经常说自己还是“嫌疑人”。

“很多人用异样的眼光看你，在背后对你指指点点的。”念斌说。

他坐在出租屋的客厅里，听着风扇呼呼地吹。客厅没有窗户，不到10平方米，显得有些压抑。

念斌没有工作，家里所有开支，包括一个月2500块钱的房租，全靠妻子一个人在托管所的工作支撑。念斌一直想出去工作，他觉得自己还年轻，可以奋斗二十年，靠自己的双手，肯定能把日子过好。

2016年，他跟人一起去修地铁，一个月工资四千多块钱，但只做了两个月，他就无法坚持了，“腰腿痛得受不了”。

此后，他也出去打过零工，断断续续。大部分时间，念斌不上班，除了出去散步外，每天待在家里给儿子做饭、洗碗。

念斌跟儿子不亲，两个人待在一起经常没话说，这也让他很困惑。

他记不清搬了多少次家。案件重启侦查后，公安经常上门找他，公安一来，房东就催促他们搬家。

念斌觉得，他虽然已经无罪释放，被列为嫌疑人的他依旧戴着无形的镣铐，无法回归正常的生活。

律师张燕生认为，念斌被列为犯罪嫌疑人已经五年，平潭县公安应该设置一个期限。

法学家彭新林解释道，《刑事诉讼法》仅就侦查羁押期限做出了规定，但是司法实践中，如果犯罪嫌疑人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侦查机关的侦查是不受诉讼期间的限制的。

“大陆法系国家普遍有法定侦查期限，从而更好地实现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与打击犯罪价值并重，减少侦查随意性，提高司法效率”，彭新林建议，我国立法“可借鉴吸收域外优秀经验，考虑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刑事案件的法定侦查期限，并建立刑事疑案撤销制度。”

困顿前行

念建兰的朋友廖芬在医院工作，她觉得念斌精神过度紧张，只要有人生病，不管是家人还是自己，念斌每次都不停地打电话过来问，“他可能还是有后遗症吧”。

为了恢复健康，念斌坚持每天锻炼，不下雨的时候，他傍晚到外面走一圈，下雨的话，他就躲在家里踩跑步机。

他在福州市没有朋友，生活不太习惯，偶尔会带儿子回岳父岳母家。

念斌回家前，戴佳佳一个人在福州带着儿子读书，因为没有亲戚朋友，每次去上班，她都必须把儿子一块儿带过去。那时候，最让她头痛的是，儿子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开开心心，很是羡慕，拉着她问“爸爸去哪儿了？”她每次都告诉儿子，爸爸去国外打工了，不方便回来。

念斌无罪释放后，戴佳佳本以为一家人团聚，自己能轻松一些。却没想到，一个个问题接踵而至——

她发现，念斌仍然无法适应现在的生活——曾经活泼开朗的他，如今变得胆小谨慎；夫妻俩经常说不到一起，很容易就发生冲突；念斌还是“嫌疑人”，村里人依旧对他们有看法……

被改变的不只念斌，还有念建兰。这个在朋友眼中，曾经“是一个很简单，大大咧咧的女生，如今变得‘愤世嫉俗’，只看到社会的黑暗面。”

“她经常晚上不睡觉，想东想西，四十几岁头发都白了。”朋友廖芬说念建兰。

念家七兄妹（老二和老三已过世），只有念建兰上过大学，“他们整个家庭都靠她。”廖芬觉得，念斌出来后，很依赖姐姐，有什么事都会问念建兰。而念建兰也觉得，弟弟的事就是她的责任。

廖芬曾劝念建兰回归正常生活，找个人结婚，再不行就找个男朋友，但念建兰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她身体不太好，而且过了结婚年龄”。

2014年12月26日，念斌提出1500万的国家赔偿。2017年1月19日，最高法赔偿委员会决定驳回念斌的申诉，赔偿数额止步119万元，但可另向公安机关索赔。

念建兰说，这些钱还不够他们还账，更不要说念斌的治疗费和回归正常生活后的支出。此后，念斌又起诉平潭县公安局和福州市公安局，要求双方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四百多万。

今年3月27日，最高法驳回了念斌的国家赔偿申请。

一晃五年过去了，念建兰不知下一步该如何是好。去年开始，她进了北京一家律所做财务，生活慢慢回归正常。“我们都要生活。”

念斌则不想回忆过去，他称，回来后最开心的事就是去教堂，一边听牧师布道，一边祷告早日找到真凶。

（部分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