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国家公园︱在与熊猫为邻的村庄实践“协议保护”

遇见熊猫

“熊猫进村”的事在李子坝过去几十年里从未发生，直到2014年3月1日。一只成年野生熊猫顺着竹林晃下山，闯入了村民的生活。在村民的围观堵截下，熊猫惊慌间咬伤了一人的小腿。

李子坝村坐落在甘肃与四川边界，处于保护大熊猫而设立的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后文简称“白水江保护区”）最南端。2017年，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成立，白水江保护区也被划入其中。

如今，野生大熊猫在村庄出没已不算稀奇。今年四月初，白水江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刘万年带队在李子坝巡护时，就在靠近村子的山林里，见到了慵懒地挂在树上晒太阳的大熊猫。对比2009年至2017年间调查数据，他们发现，村子周边大熊猫活动范围有明显逐年扩大和向保护区外扩散的趋势。刘万年咧嘴笑着说：“这说明当地这些年的保护工作起了效果。”

他提到的“保护工作”指的是在李子坝已实行十余年的社区参与共管的自然保护地管理模式，也正是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关注的重点之一。

2017年发布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就提到，“将建立社区共管机制，鼓励通过签订合作保护协议等方式，共同保护国家公园周边自然资源。”

大熊猫国家公园管理局四川分局的古晓东参与编制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试点方案。在他看来，社区正是该试点区推进工作时面临最突出的难点，“实际情况非常复杂”。特别是涉及社区、居民多，且传统经济发展高度依赖自然资源。

2015年全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发现，近十年来，野生大熊猫种群数量呈现增长趋势，栖息地正在扩大。但根据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欧阳志云团队的长期研究，过去大面积森林采伐和近年来快速发展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导致大熊猫栖息地破碎化很严重，它们的未来并不乐观。

“目前中国野外大熊猫被隔离为30多个种群，其中18个种群的个体数低于10只。由于旅游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再加上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可能影响，被隔离的大熊猫小种群局部灭绝风险很大。”欧阳志云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新划定的大熊猫国家公园中，近2.71万平方千米的试点区涉及川甘陕的12个市州，生活着近20万人。大大小小的村庄镶嵌在整合栖息地无法割裂开的连通地带。社区不可避免将是未来保护工作重要的一环。

保护模式的创新

李子坝隶属的甘肃文县碧口镇，被几座隆起的高山阻隔，只有仅供徒步的山路相连，开车得绕道四川，从青川县城经由开在山崖旁的公路进入。

四月中旬，村后的树林一片绿意盎然，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泥土味。山坡上，一块写着“核心区”的标牌前，村民冉堂发停住了脚步，指着说：“再往前走是原始森林，熊猫就住在里面。”

站在他家门前眺望，村民的房屋盖在路旁，周边田地和山坡种着排列整齐的茶树，全村700多口人的经济来源正是这4700亩生态茶园。

“这是’独芽’，今年是600元（每斤）。”冉堂发摆弄着掌心的一片嫩绿色的芽头，笑着说：“这可是正宗的熊猫茶叶。”

视线越过茶树林，是与之相邻、枝叶繁茂的树林，层层叠叠的绿意铺满了山头。“以前，那都是光秃秃的山。”他转身指着林子说。

十几年前，李子坝是另一番景象。

村委会书记任华章回忆，“1990年到2003年，砍伐特别严重。村里到处能听到锯木头的声音，山上冒着烧炭的黑烟，路上运木头出去的车不停。”

从碧口镇赶来路途不便，这增加了执法难度。任华章记得，那时的青川县城外开了六家木材加工厂，原材料大部分来自李子坝周边的山林。有一次，村民举报有人带着电锯进山砍树，等执法人员赶来，那伙人早收拾东西消失了。

往后，滥伐越演越烈。1999年，李子坝通了公路，以往靠人背马驮运出去的木头，换成了卡车运。最严重时，南坡的几千亩树林几乎都被砍光了。

而当时的任华章三十岁出头，退伍回乡不久。看到面目全非的李子坝，任华章萌生了想治住这股歪风邪气的念头，就与村长商议，集结村里的青壮年成立一支巡护队。

起初的招募工作并不顺利。村里人，要么不相信一支民间队伍能挡住“恶徒”，要么有自己的心思。“有些进山的人，也是熟人带来的。”任华章说，“好在当初村里几个干部坚持，挨家挨户做工作，最后凑齐了20个人。”

县政府和保护区管理局提供了2万元资助，并为巡护队配备了统一的迷彩服。但第一次执行任务，巡护队就遭到抵制。反对者围住巡护队，恶语相向。

李子坝几乎家家户户都以卖茶为生。那时候，炒茶用炭。村边的山头搭建了上百个烧炭的土窑。任华章带着人去砸土窑，有村民托人来说情，但他觉得，既然要搞保护，就该一视同仁。伤了村民的利益，自然也就得罪了人。“好在有法撑腰，有些人也就在心里恨我。”

当时，年轻气盛的冉堂发身材高大，也被召入了巡护队，但没干多久，因为偷偷带人进山打猎被开除了。“年纪小，根本不理解保护有什么用。”他辩解。但家乡的变化触动了冉堂发，在被开除两年后，他又回到了巡护队。

那几年，巡护队与政府的联合执法遏制当地村民破坏森林肆无忌惮的势头，李子坝逐渐恢复了青山绿水的容貌，乌泱泱茅草的山坡渐渐被繁茂的灌木丛覆盖。

2009年，民间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简称“山水”）来到村里。在他们的协助下，白水江保护区管理局与李子坝村签订了一份“保护协议”。协议约定，村民负责对协议保护地进行巡护，制止乱砍、盗猎、乱采、滥挖，约定期满后评估保护效果，由保护区管理局给予一定的补偿与奖励。

山水选中李子坝并非偶然。“村子在大熊猫的重要栖息地，保护价值很高。像这类保护区内的村子有很多共性，比如靠山吃山，面临周边村庄的资源利用。而我们看中它最重要的是，地理位置不便导致管理难度大，但是村民的保护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却很强。”山水社区保护项目主任冯杰解释。当时，社区保护在中国尚未普及，这些正是他们选定李子坝先行尝试的原因。

在冯杰看来，“过去保护只是政府的事，而‘协议保护’的方式为社会资源投入保护搭建了桥梁”。他解释，“协议保护”是土地所有者将保护权移交给承诺保护的一方进行管理。在中国，通常的做法是鼓励政府将土地的保护权和管理权移交给当地社区、机构，并对提供保护的人给予相应的补偿和激励。十年来，“协议保护”模式在中国的自然保护领域逐渐被认可，诸多尝试也都显现出了效果。

2011年冬天，时任村长的任华章和冉堂发都参加了项目在村里的第一次评估。在冉堂发的记忆中，“那天非常热闹，很多村里人都来了，还发了奖金。”

冯杰记得，那一期项目约定的4000元保护奖励，因为评估时发现了砍伐痕迹，最终扣除了1200元。“有村民提出了异议，发现的砍伐痕迹是很不起眼的一块，但协议规定得死板，（最后）我们还是按规定扣了钱。”

经过现场讨论，村民和山水共同协商对砍伐的评判标准做出调整。自那以后，“协议保护”的方式在李子坝延续了下来。

全球环境研究所社区保护专家彭奎研究和实践“协议保护”多年，他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扩大了保护面积，提升了现有保护区内的有效保护，同时平衡了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提高了当地人参与的热情。

彭奎解释：“通过契约形式将利益相关的各方（政府、社区、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汇聚到同一个平台，经过平等协商将权利与责任划分清楚，赋权社区去开展保护行动，这能够使当地人获得拥有感和自豪感，激发他们的责任心。同时，引导社区改变对生态破坏的生计方式，有限度地合理利用资源，让他们从可持续发展的生计模式中获利，达到多方共赢，这就真正解决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试点的总方案中，‘协议保护’成为了被推荐的模式之一。”

国家公园的社区参与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方案提及，要“探索可持续的社区发展机制”。除了通过适度规模的搬迁使得居住地在区域内合理分布以外，还将建立起一套鼓励他们参与保护的利益协调机制。例如，设立生态管护公益岗位，招募原住民加入巡护队，并支持他们将传统生计转换成更适宜的生态产业。近二十年来，像山水这类专注于生态保护的NGO进行的各类社区发展试验正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对比李子坝第一期协议保护的内容，第二期合同增加了村委会提出的细化意见，例如村民在河道毒鱼、炸鱼一项违规的评估指标中，加上了“视为违约扣除全部保护成效奖金”的惩罚。

2013年底，李子坝第二期协议保护项目结束后，由非政府组织资金、公益林补偿资金、村里合作社共同组成的社区基金继续支撑社区开展保护。村委会统计，在2016至2019的三年间，支出的二十万元基金经费用于购买投放的鱼苗和景观树苗、支付村民清扫公共区域和参与巡护的酬劳。

这些投入改变了李子坝村的面貌。

走进村里，葱郁树荫下是干净整洁的乡间柏油路，落在清澈见底河道间的大石块周围，能瞧见一团团聚在一处的黑影——这是觅食的鱼群正悠然自得地凑在一块儿。

四川平武县的关坝村，是另一个被“协议保护”模式改变的村庄。

关坝村虽然不在保护区边界内，但也常有大熊猫等野生动物活动。伐木打猎曾是当地村民生计主要来源之一。上世纪90年代当地开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野生动物保护法，村民失去了生计来源，多数人进城谋生。

2009年，山水将协议保护带进关坝村。冯杰与村委商议，共同协助村民转向对自然更为友好的生产方式。

养蜂就是其中一项。关坝生产的熊猫蜂蜜通过电商平台进入市场，养蜂村民将部分利润回馈村里。自2015年以来，四年里，村民共计拿出7万多元用以改善村里的生活环境。

十年间，关坝的变化显而易见。2015年，关坝村、木皮乡政府、平武县林业发展总公司签订了“共同建立保护小区”协议，经四川省林业厅批复成立了以村民保护为主的关坝自然保护小区。

毗邻关坝的老河沟是另一种尝试。2012年，由企业家捐助成立的桃花源基金会与平武县政府签订了一份50年老河沟的保护管理权委托管理协议。两年后，老河沟自然保护中心应运而生，这个原为林场采伐区的老河沟转身成了中国第一个由民间公益机构推动成立、实施管理的自然保护区。如今，关坝和老河沟都划入了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试点范围。

这些社区经验为中国的国家公园体制改革提供了参考。在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玉钧看来，“未来中国国家公园公众参与机制建立的关键还在于建起与之对应的保障体系。”

如何提升社区和公众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英国就早有尝试。与世界上多数建在荒野地带的国家公园不同，英国的国家公园在设立之初就与大熊猫国家公园同样面临着难解的社区问题。当地多数国家公园建在乡村地区，大部分土地属农户私有，约有45万人居住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内。

1995年，英国颁布《环境法》明确规定，在保护与社区发展出现矛盾的情况下，优先考虑保护。这使得在处理保护区范围内，社区如何平衡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时有法可依。如今，中国的《国家公园法》也正在酝酿中。

东南大学生态旅游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徐菲菲教授介绍，英国是以政府拨款为主来维护国家公园运作，有相对充足的资金，而且在规划之初充分征求了相关社区的意见，管理机构的部分成员也是当地社区选举的代表，虽在设立之初没有制定非常严格的保护规章，但却逐渐达到了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历经二十多年的探索，英国已形成了一套社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用来缓解发展与保护间矛盾。例如，鼓励公园内居住的农户发展现代化可持续农业，在周边的纪念品店和餐饮店中多是销售包含当地生产的有机或特色食物。

英国采取的可持续发展措施，在李子坝村同样可见。尝到因“生态茶叶”获益的村民，近来年更加注重无公害种植。在茶山上，随处可见太阳能灭虫灯，时而能看见鸟群扑闪着翅膀划过林间，这些保障了弃用农药后茶树的生长。

“这几年，村里的环境越来越好了。”任华章希望李子坝能借助大熊猫国家公园的金字招牌适度地发展乡村旅游。两年前，他翻新了自己位于村口的院落，期望依靠茶文化经营民宿。

（陈鹏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