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 | 连载⑤

编者按：“无川不成军”，抗战期间川军参战人数之多、牺牲之惨烈居全国之首，占全国抗战军队总数的五分之一！

本书以丰富的中外历史资料参照，激昂而真实地再现了川军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悲壮征程。不仅有全局性的视野，也有基层官兵、外国记者等的微观视角，对川军的装备、战法、高中层将领与基层士兵，川军与国民党其他派系及共产党武装的关系，中日军队战力对比等真实情况都有着细节丰富的刻画和解读。句句是抗战意志的坚定，字字是为国舍身的决然。

打完阻击战，战区转来蒋介石电话，命杨森率部撤离阵地，到南京郊外的秣陵关进行整补，同时准备参加即将到来的南京保卫战，任务是防守秣陵关。

杨军立即取小道昼夜急行，沿途不敢稍作停留，以免遭到敌机空袭。经过石塘湾车站时，看到敌机疯狂轰炸扫射车站上的难民，官兵们激愤不已，立即架起机、步枪对空密集射击。敌机因为过于嚣张，飞行高度降得太低，结果一架敌机被打中后起火坠落，其余敌机见势不好，赶紧扇着翅膀逃之夭夭。围观的军民拍手称快，杨军官兵连日来颇为痛苦抑郁的心情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和释放。

部队随即经句容到达了秣陵关。秣陵关是一座小镇，辛亥革命时期，新军曾在秣陵关发动起义，从而揭开了南京光复的序幕。在杨森的想象里，此处乃兵家必争之所，必然早已布置得机关重重，不料去了一看，既无险要，更不见关隘，和虹桥机场一样，是一处极难防守的平地。

杨森暗暗叫苦，转而一想，抗战前国民政府在京沪杭一带修建了许多国防工程，既然常熟一带有，秣陵关定然也有。可是具体负责管理国防工事设施的人早就跑了，再找来老乡，结果老乡们也不知情，什么都问不出来。倒是官兵们到野外转了几圈，反而把工事给找着了，其实这些所谓国防工事也不过就是一些被荒草遮蔽的简单掩体，但足以令杨森及所部官兵喜出望外了。

国防工事上都有铁将军把关，一时又找不到钥匙在哪里，杨森的解决办法非常干脆，他下令砸掉铁锁，直接破门而入。

刚刚部署好秣陵关的防务，次日杨森接到上级电话，让他马上回南京，之后率部前往安庆，改任第二线防务。

当杨森赶到南京时，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大部分船只都已被各级机关所占用和控制。为了能够把部队运去安庆，杨森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搞到了一艘抗战后封缴的日本商轮“岳阳丸”。

“岳阳丸”是艘载重仅五十吨的破旧木壳船，可供载运的人数有限，也无法把杨军全都容纳进去。正在不知所措之中，上级建议杨森分道而行，即部队乘火车由下关先去芜湖，杨森自率军部乘“岳阳丸”慢慢跟上。

杨森照此办理，把部队安排坐上火车后，就乘船沿江上行。“岳阳丸”的速度慢如蜗牛，在江面上行驶了两三个小时，一共只前进了二三十里。正在行驶当中，背后忽然追上一艘快艇，而且转瞬之间便到了眼前。

快艇上坐的是委员长侍从室人员。原来蒋介石要召见杨森，得知他已离开南京，便忙令侍从人员沿途追赶。

杨森只身下艇，返回南京谒见蒋介石。会面后，蒋介石宣布给予第二十军三万元奖金，以示慰劳，还对杨森说：“你的二十军这次在上海抗战中打得很好，很光荣，等第一批进口武器到了，优先给你补充。”

辞别蒋介石，杨森搭着他的快艇追上“岳阳丸”，接着再乘船赶到芜湖，与部队会合。算一算从芜湖前往安庆的路程，如果搭火车绕道合肥再至安庆，较之直接乘船逆流而上，耗时可缩短一半，只是日机肆虐，火车恐遭空袭，白天已不能行驶。杨森还听说，从芜湖至合肥的铁路其实已经不通了，于是只能放弃这一方案。

剩下的方案还是坐船，杨森派人去找芜湖当地的行政专员，请他赶紧拨船，以利大军开拔。谁知当着来人的面，专员把眼睛一瞪，一口予以回绝：“无船可拨！”

得知专员拒绝拨船，杨森的副官长笑道：“这些做官的，是要用更大些的官派收拾收拾他。”当下杨森便再派士兵把专员“请”到军部，并由副官长直接出面应付。

见到专员后，副官长就像演戏一样，有意大打官腔：“你不赶紧拨船，我们军长晓得了，非马上枪毙你不可！你晓不晓得我们的军长是谁？触怒了他老人家会有什么后果？你不妨去打听打听看。我奉劝你，还是特别地小心一点是好。”

专员听说过杨森的名号，而且他和杨森的秘书长李寰是同学，知道杨森有说一不二的脾气，其命令绝对不容违背（其实当时杨森并不敢真的拿他怎样），不由得害怕起来，赶紧派了足敷使用的船只交给杨军，不但如此，他还自掏腰包，买了好多鸡鸭来劳军。副官长会心地笑起来，对杨森说：“到底还是打官腔有效吧！”

四五天后，第二十军乘船顺利到达安庆。在南京保卫战打响的最后时刻，蒋介石派侍从室人员用快艇将杨森接回南京，并加以叮嘱，一方面是奖励慰勉，另一方面也是表示对杨森的期许：南京是第一防线，安庆是第二防线，南京一旦守不住，安庆守军势必要担负极大责任。

有多大的能力，才能承担多大的责任。蒋介石很快就兑现诺言，给二十军拨来了不少捷克式机枪、中正式步枪以及其他进口武器，不仅可用于装备部分步兵，而且使杨森得以增配特种部队：每营一个重机枪连，每团一个迫击炮连，军、师、团各级都有独立的通信兵和工兵，指挥上更加灵活有效。

军饷方面，以前二十军一直处于饥一顿饱一顿的状态，淞沪会战结束后，军政部开始完全按照中央军标准给他们发饷，再不用杨森搞什么饥军政策了。

接下来是兵员补充，这个很多部队都为之伤脑筋的问题，杨森解决起来相对要容易得多。早在四川时，他便以“本军系统化”为号召广办军校，其中仅军校培养的军官就不下五万人，军官储备绰绰有余。至于士兵，他曾在老家广安大举练兵，当地接受过军事训练的退伍兵和年轻壮丁不计其数。其他地方可能无人肯应征入伍，需要拉壮丁来凑，广安完全不用，而且此间的年轻人多以杨森为偶像，他们性格热血，一心希望能够为国征战，许多人甚至自制军服和自垫旅费，直接跑到安庆来投奔杨森。

杨森在给后方办事处的电报中提出，希望能够向前线运送一万名补充兵，结果一下子来了两三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广安子弟。本来部队的兵员严重不足，不料补充之后还大大超出了编制，杨森便将老弱官兵替换下来，发放遣散费，仍令其搭轮回川。

亲不亲，故乡人，当年轻力壮、朝气蓬勃的广安籍新兵们走进营房时，耳边马上就会传来熟悉的乡音，加之军官又大多是新升迁起来的，因此官兵和睦，上下都较为团结。那种亲热和融洽的气氛，在别的部队里很少能够见到，大约也只有清末时的湖南湘军可比了。

广安有一座叫龙台寺的著名古刹，寺门前雄踞两尊石狻猊，每尊都高达六米，为整块白石雕成，做龙腾虎跃嘶吼状。寺僧们为了把这两尊石雕搬到寺前，伐木做滑车，用数百人推挽，尽十年之功才得以大功告成。

这个有如愚山移山一般的故事，让杨森在年少时便深受启发，他从中认识到，只要不计代价，奋斗到底，事业没有不能成功的，理想也一定能够实现。

淞沪会战是一场罕见的大血拼，即便是打过很多年仗的将领，也不免为之色变。战后有人因此一蹶不振，打仗再无先前的狠劲或韧性，有人开始明哲保身，有意识地躲避作战，唯有杨森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他的锐气和拼搏向上的劲头。

与此同时，杨森也吃一堑，长一智，从敌人和友军那里学到了一些新的本事。过去二十军使用轻重机枪和国内的大多数军队一样，有一个习惯性的坏毛病，就是喜欢扫射。机枪手一见阵地前有风吹草动，马上拼着命地按扳机，整夹整袋的子弹往往一次性便被打光了。

通常情况下，日军机枪手都不会扫射，只会点射，他们不管前面有多少目标，都要逐一进行瞄准，这样做的好处是命中率高且节省子弹，而且同样能形成很猛的火力。淞沪会战时，有人在战壕里用刺刀把一顶军帽撑出去，转眼间帽子上就被打了十几个洞！

高手过招，人家有好的东西就要把它学过来，杨森在安庆训练机枪手时，就要求机枪手务必学会点射，而不要一味扫射。除此之外，抗战中还有不少以前内战中所未涉及的，比如像防空防毒以及构筑隐蔽工事等，部队都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补课。

推荐阅读——《那一年，我们出川抗战》，现代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