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20年①从10%到90%：高等教育如何走向大众化

1987年，我参加了高考。那一年，全国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共有228万，录取62万，录取率为27%，包括所有的（高）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院校录取的考生，还不算各省之间录取率的差异。

而刚刚结束的2019年高考，有1031万考生参加，录取率预计在90%以上，创历史新高（见图1）。

四十二年来，录取率和不录取率，正好来了个“倒挂”，从10%对90%反转到90%对10%。一个跳跃性的历史转折点是1999年的高考扩招。在报考人数减低的情况下，1999年的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160万，录取率也从34%骤升到56%。中国的高等教育自此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

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毋须多言。大学文凭，几乎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体面的专业或管理职位的入场券。有人常常中国的高考制度与中国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例如，尽管19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城乡分割，根据户籍类型和户籍所在地进行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再分配，高等教育依然为广大农村青年获得城市户口提供了一条虽然狭窄但颇为制度化的渠道，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事实上，在全部出身农村户口的人中，仅11%左右的被调查者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其中一半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农转非”和代际流动的。“鲤鱼跳龙（农）门”，就是对这种精英式教育体制下高度竞争性和选择性结果的形象刻画。

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教育机会之“饼”做大了，其机会分配却成了一个问题。学者对此问题一直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教育机会变得不那么稀缺，中下阶层自然会获益，他们的孩子升入大学的机会增加，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会降低。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继续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不变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原因是中上阶层力图保持区隔 (distinction)，中下阶层获得的教育机会正是中上阶层放弃的。

在我上大学的1980年代，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有限，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主要是“上与不上大学”。在1990代后期教育机会扩张、学生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这个关系演变成“上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性问题、阶层固化、“寒门难出贵子”，一时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关于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社会流动，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的话语转变，多少反映出第二种观点所说的情况，正在中国成为现实。

那么，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以来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这是在中等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的一项政策驱动。这项改革的最初动因，来自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需求不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的就业也面临重重困难。高等教育扩招伴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缓解年轻人就业的压力，而且可以促使中国父母将家庭储蓄花费在子女教育上，提振国内消费。

然而，研究教育社会分层的人都知道，个人的教育获得是一个依序递进的过程。那些初中毕业后无法继续升学的年轻人, 大学的门开得再大，亦与他们无缘，因为他们必须完成高中教育才能有资格敲叩大学之门。

正如图2所示，在扩招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1998到2006年），初中毕业上高中比高中毕业上大学还要难。大学教育机会的增加，只有利于那些上得了高中，负担得起大学学费的阶层的孩子。这种跳跃式、大幅度的扩招对高等教育机会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分配具有重要的涵义。

图2. 中国各级普通学校升学率，1978-2015

其次，在日渐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内，高等学校间的分化和社会分层更加明显。据相关的统计，高等学校入学人数大幅增长,主要来自于新设立或升级的大学(一般是二类本科或三类本科院校)，而精英大学的机会之窗并没有开得很大。来自工农家庭的子女更多地是进入前者。

国家相关部门也开始对数目日增的高等教育机构作出区分，其中112所“211工程”高校和39所“985工程”高校，就是两个著名的标签，最近又多出一个“双一流”的新标签。国家在资源投入、师资配备上向被选上的高校倾斜，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层级结构。它们获得的政府资源投入与生源素质，均有很大的差异。就业市场也对来自不同类型高校的学生进行了明确区分，一些市场招聘广告甚至公然提出歧视性的政策，只考虑“985”高校和“211”高校毕业生。这并非说明这些高校毕业生的人力资本积累一定高于其他二、三流的高校毕业生，而是雇主在信息有限的情况下利用可以识别的信号，比如毕业院校的“标签”，来评估毕业生的技能和潜力。随着大学教育的普及, 大学文凭整体上不断贬值，这些“信号”就显得特别重要。

第三，正是因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分化和分层，及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信号”效应，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实际始于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中国高等教育内的社会分层可以视为中学时代优质教育资源累积传递的结果。

我们之前基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的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家庭背景虽然对上什么样的大学有直接影响, 但是否来自重点高中，作用更加明显。重点中学的学生选拔制度和高考制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都是以考试分数来决定学生差异化的教育机会。重点高中往往具备更有经验的教学老师，和更为优越的教学设施。因此重点中学的学生往往会更容易获得好的考试成绩，在高考升学竞争中获得优势。那些来自弱势家庭的孩子，如果可凭借考试成绩，进入重点中学，就有很大的机会进入好的大学，实现向上社会流动。

然而，家庭社会经济资源，对子女进入好的重点中学，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今中国城市中产家庭为子女上补习班、购买学区房等等，都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竞争。在这场竞争中, 弱势群体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这也反映了1990代末以来中国社会经济不平等状况恶化的结果。根据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数据分析的结果显示，仅以上大学前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学生比较,前者在读初中时、高一/高二时、高三时请过家教或参加过补习班的分别为12.9%,5.2%和５.4%, 而后者则分别为38.6%,25.8%和25.7%，差异非常明显。

最后，在高等教育扩大招生的同时,招生渠道也日渐多元化。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以后半，以高考分数为主要依据录取学生的政策并没有多大变化，但也会根据国家政策的需要, 对部分学生额外加分，但实施的范围有限,标准非常清楚（如少数民族或烈士子女、或在重大学科竞赛中获奖者）。

从2004年开始，教育部开始允许部分高校探索自主招生政策。高校通过多种方式考核学生的学术能力和整体素质。通过考核的学生，仍需参加高考，但在录取时享受降分待遇。同样的数据显示，在被调查的北大、清华、人大三所精英大学近1400名学生中,超过1/4的学生参加了自主招生, 超过1/4的学生获得过其他形式的加分。

与统一考试、择优录用的高考招生制度相比,自主招生的标准比较模糊。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获得自主招生破格录取的学生更有可能来自于父母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家庭,就读于好的重点高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体现在“素质教育”上。在自主招生这种微妙的招生政策前, 来自弱势社会经济家庭背景的学生, 仅靠刻苦努力，考试拼分数, 越来越难改变命运。在分数竞争异常激烈的大学招生中，“一分之差,謬以千里”。拥有额外加分等特殊待遇对获得精英大学的教育机会重要性, 更是不言而喻。

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式向大众化的转变过程中，教育机会迅速扩张、内部分化日渐扩大,但是家庭出身的影响依然挥之不去。

教育在社会流动中所起的作用一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对于那些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孩子来说，接受教育是改变其生活际遇的重要途径、是社会流动的助推器；另一方面，那些具有社会经济地位优势的家庭，又会千方百计地通过各种手段，帮助其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机会，以维持和传递他们已获得的地位优势，教育从而成为代际再生产和地位传承合法化的重要工具。

要理解当代中国的大学教育与社会流动的关系，如何完成从“跳龙（农）门”到“寒门难出贵子”的转变，需要对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能力的学生进入大学的过程，以及他们在大学教育中获取的人力资本、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有全面客观的研究,了解结构变化（教育机会的扩大和入学渠道的多元化）背后影响社会流动因素的复杂性和长期累积性，设计和调整相关政策，使教育成为落实“能力优先、机会均等”原则的载体。　

（作者吴晓刚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与公共政策学部讲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