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卫荣︱今天我们依然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③：东方主义的内化

2001年，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的中甸县正式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从此香格里拉被正式划定了准确的地界，这个人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的世外桃源终于正式在人间落户。不仅如此，这个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寻找香格里拉的运动，目前正在整个西藏和藏区弥漫开来，香格里拉遍地开花，与它类似的人间仙境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假以时日，整个西藏或将被建设成为人们渴望中的香格里拉。

可是，当我们追根溯源，重新审视香格里拉最初生成时的面目，却不无惊诧地发现：原来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西藏人的天国和乐园！读过《失落的地平线》的人都知道，书中虚构和描绘的那个香格里拉根本就不是一个由西藏人主导的王国，西藏人不是香格里拉的主人，香格里拉的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是有基督教/天主教背景的西方人，西藏人只是居住在蓝月谷的山脚下，和香格里拉保持着良好关系的一群在后台充当背景角色的人物而已。香格里拉是一个纯粹的基督教神权统治的王国，香格里拉所拥有和保存的人类物质和精神文明之精华，绝大多数来自西方，于此根本就没有西藏人和藏传佛教的位置。

在《失落的地平线》中，那位香格里拉的最高主宰、已经活了二百五十多岁的“高喇嘛”、比利时神父佩罗（Perrault）曾经说过这样的一段话：

我们的访客中有些住在我们这里却根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其他别的人也仅仅是活到了常人以为的高寿而已，然后就死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毛病。总的来说，我们发现西藏人，由于长期习惯于这种高纬度和其他的［生存］条件，远不如外边的那些种族们敏感，他们是一个很迷人的民族，我们也已经准许他们中的许多人进入［香格里拉］了；但我怀疑他们中大概只有极少的人能够活过百年。汉人略好一些，但即使在他们中间，我们也有很高的失败的比例。毫无疑问，我们最好的国民是欧洲的北部和拉丁族裔。或许美国人也同样适应，我们已经在你的一个同伴身上至少确保拥有了那个国家的一个居民，我把这算作是我们的好运气。（James Hilton, Lost Horizon, London: McMillian, 1933, p. 151）

上述这段话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色彩，今天看来政治上很不正确，它居然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警觉，但今天我们或应当思考一下：我们对香格里拉的发现和建设是不是有点自作多情，是不是在替别人家操心，在建设他人理想的天堂？

香格里拉从来就不是西藏人自己理想的天堂，信仰佛教的西藏人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天国理想。至少从十一世纪开始，藏传佛教思想家们就已经着手建构作为观音菩萨化土的雪域蕃地形象。西藏本来是一个连释迦牟尼佛都无力调伏的蛮荒之地，依怙观音菩萨的慈悲，它才最终被改造成为一块佛光普照的乐土。观音菩萨在白、绿二位度母的帮助下，先繁衍出西藏人的祖先，再教会他们种植五谷等生存技能，后来又化现为吐蕃历史上第一位转轮圣王——松赞干布，将佛法带进了雪域。随着佛教在其发源地印度的衰亡，自十二世纪开始西藏人又着手建构“西番中国”（Bod yul dbus）形象，即将本来属于印度的“圣地中国”（’Phags yul dbus），亦即“佛教中国”的地位，夺归雪域蕃地。可以说，作为佛教徒的西藏人理想的世间天国先是“圣地中国”，即印度，然后就是他们自己赖以生存的、佛光普照的“西番中国”。（“西番中国”这个称呼多见于西夏时代的西夏文和汉文佛教文献之中，当与藏文“Bod yul dbus”对应。将西藏建构成“西番中国”，即将“佛教中国”的地位加之于西藏，对西藏佛教史的发展及其历史叙事的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藏传佛教先后分别将苯教、佛教的宁玛派和以摩诃衍所传禅宗教法为代表的“和尚教”建构为异端，并加以排斥和清除，这都与这种建构“西番中国”的努力直接相关。）

Georgios T. Halkias, Luminous Bliss: 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

与汉地崇拜观音菩萨、信仰阿弥陀佛的大乘佛教信众一样，西藏人全民崇拜观音菩萨，他们理想中的出世的天国就是报身佛阿弥陀佛的净土——“西方极乐世界”（bDe ba can）。作为佛教徒，不管是汉传还是藏传，他们追求的都不是今世的利益，而是来世的解脱，如果今生临终时能得到阿弥陀佛的心子观音菩萨的接引，迁识或往生于“西方极乐世界”，即身成就，这便是每一位大乘佛教徒心怀的最大理想（Georgios T. Halkias, Luminous Bliss: A Religious History of Pure Land Literature in Tibet,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2）。除此之外，藏传佛教徒还有一个他们独有的天国理想，即对香巴拉（Shambhala）的信仰。香巴拉是藏传佛教徒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个出世的天国，它是金刚手菩萨的化土，于此传播的是智慧与方便无二的最上密续——时轮金刚大法。香巴拉外观的建构类似于阿弥陀佛的天国——“西方极乐世界”，它美丽富饶，遍地是黄金，满山是宝石，庄稼总是在等着收割，甜蜜的果子总是高挂在枝头。香巴拉又极其强大，它是一个由九百五十万个城邦国家组成的幸福王国，它与贫穷、烦恼绝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喜乐无边，无病无灾，勿须劳作，却可得永生（Karenina Kollmar Paulanze, “Utopian Thought in Tibetan Buddhism: A Survey of the Shambhala Concept and its Sources,” Studies in Central & East Asian Religions, Vol. 5/6, 1992/3, pp. 78-96）。遗憾的是，这样的天国却也不是谁都有福可以进入的，迄今为止还少有人真的踏上过这块佛土。它首先是为那些精通时轮大法的密教行者们开放的，如果你不是一位修行密续有成的佛教徒，你就别想能够进入香巴拉。

尽管人们一直在人间寻找着香巴拉的踪迹，但它比香格里拉更加隐秘，至今尚未被人发现。据说它位于南瞻婆洲的北边，或说是印度的北边、克什米尔的北边等等，这些暗示似乎都将香巴拉的地理位置直接指向了西藏本身。可曾写过《香巴拉路引》的六世班禅喇嘛私底下却认为香巴拉应该就是孟加拉一个名为“Shambul”的小城，可这个小城同样至今未被人发现（Lopez, Preface to the Twen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Prisoners of Shangri-la, 2018）。迄今为止，香巴拉这个时轮大法的秘密道场依然只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一个由金刚乘佛教创造和培育的精神王国。有些藏传佛教上师宣称他们可以在禅坐所获的“净相”中进入香巴拉，并把香巴拉的美丽景致和甚深法义给他们的弟子做直观生动的描绘。（值得一提的是，现今世间上有一个名为“国际香巴拉”[Shambhala International]的国际性组织，它的分支机构遍布西方世界之各个大、中型城市，当是西方最大的一个藏传佛教组织。它的创始人即是著名的疯僧、西藏嬉皮丘扬创巴[Chogyam Trungpa]上师，他曾多次向其弟子们描述他在“净相”中所见到的香巴拉景象，并努力要将香巴拉理想在人间实现，在美国建立一个由他统治的人间天国。可是，今天的这个“国际香巴拉”组织实际上是一个由西方人自己主导和为西方人服务的佛教组织，它与西藏人和藏传佛教本身已鲜少关联。）或需再次强调的是，香巴拉和香格里拉毫无关联，尽管对这两个天国的外观和内部建构的想象或有某些类似之处，而且它们也都是神权政治的王国（theocracy），但它们有着本质的不同，香巴拉是一个佛教的天国，而香格里拉是一个基督教的天堂。

当然，现实的西藏从来就不是一个出世的理想天国，它既不是香巴拉，也不是香格里拉。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藏历史上第一位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根敦群培（1903-1951）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接受了十余年现代西方文明的洗礼之后回到了西藏，他发现他已经完全无法理解和忍受那个于藏传佛教神权政治统治之下的愚昧、落后、贫穷、保守和顽固的故乡了，他需要从很多方面来为西藏百姓启蒙，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人应该怎样生活，甚至还需要首先让他们接受“地球是圆的”这个基本的科学道理。可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西藏死亡书》在西方的流行，西方神话化西藏的倾向已初见端倪。西藏被渐渐地香格里拉化发生在西方自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新时代运动”，而在同样的时间内，藏传佛教文化的传统于西藏本土正经受着严重的摧残，不管是论物质，还是论精神，那个时候西藏百姓的生活离西方人想象中的那种自足和自在的状态相差又何止千里万里？

改革开放伊始，西藏的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族文化传统，对之多持批判态度。1988年夏天，我首次去西藏游学，就我当时接触到的西藏学术同行、前辈而言，我感觉当时的西藏同内地一样，大多数人都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持明显的批判态度，他们都在谈论应该如何破除传统文化对于当下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以促进本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当时内地大家的一个普遍的焦虑是，百余年来中国落后挨打，至今更到了要被开除球籍的地步，而导致我们落后、不发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负担实在大沉重了，只有丢掉这个沉重的负担，中国才能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所以，“中国文化到了该终结的时候了”，只有抛弃“黄色文明”，拥抱“蔚蓝色的大海”，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到新的活力。这个时候，很多藏族知识分子显然也有与汉族知识分子同样的焦虑和想法。尽管藏族的传统文化和汉族的传统文化一样，早已经在“文革”中遭受了十分严重的破坏，但一些藏族的知识精英们依然会将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受藏族传统文化的束缚，认为藏族对藏传佛教的信仰是西藏人民积极发展工业、农业和科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巨大障碍，这与西方新时代运动中的“西藏形象”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

与八十年代的情况截然不同，也与当下内地汉族知识分子的情况类似，现今一批藏族知识精英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社会面貌的巨大改变，藏族同胞开始越来越关心、热爱和保护自己的传统民族文化。全球化的影响力无处不在，如果我们不来关心自己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那么它就有很快消亡的危险。而在这个时候，如何构建自身的民族文化认同也就自然成为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了。但是，在设计和定位自身的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我们往往都会犯同一个错误，即为了确立自己独特的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而去刻意建构和制造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研究近现代世界各民族国家及其传统文化历史的历史学家们常常会用到“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这个概念，即“传统的创造”，他们发现不少被认为自古以来就有的伟大传统，实际上并非古已有之，其中不少就是在近现代确立民族、国家认同时被人为地建构和创造出来的。为了显示自我的独特性（uniqueness），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我们构建和创造出了太多各种各样的传统。所谓“认同”的建构事实上也是一个“认异”的过程，人们往往忽略自己与他人实际上具有的很多共性，却专注于建构那些和别人的不同，以标示自己的独一无二。

目前，不管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西藏和藏族，还是西藏和藏区的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宗教派别，他们都在积极地寻找和发现自己所在的这个地区之自然环境、族群成分和宗教传统的与众不同的特色，以建构起自己独特的传统和认同。但有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在界定和建构西藏的民族和文化认同时，不难看出有一种有意或无意的“自我香格里拉化”的倾向。很多时候甚至直接把西方建构的香格里拉理想照搬过来，很乐意按照这种理想化了的西藏形象而自我东方化。有人甚至认为，西方构建的那个香格里拉就是真实的西藏，甚至真实的西藏比香格里拉更好、更完美，所以，他们对西方的香格里拉想象不再有理性的批判精神，相反有意要将这种想象内化，按照它的形象来构建西藏的文化和民族认同。看来尽管洛佩兹二十年前对香格里拉的批判振聋发聩，但是香格里拉的想象早已如此地深入人心，人们似乎依然更愿意接受这种属于西方殖民主义的、异教的天国理想。

在构建藏族文化认同时，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香格里拉化或还是一种可以理解的现象，“自我东方化”是一种常见于现代东方诸民族之自我表述和自我表达中的普遍现象，然而伴随着这种现象出现的或者从这个现象中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另一种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则是十分有害的。如前所述，以往藏族学者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宗教文化持相对开明和宽容的态度，很多问题都是可以讨论和批评的。眼下这种开明和宽容的态度正在削减，文化保守主义倾向则渐趋明显，理解西藏及其宗教文化传统似乎成了西藏人自己的专利，不是藏族人的身份似乎就丧失了理解西藏和藏传佛教的任何可能。多年前，前国际藏学研究会主席、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珍妮特·嘉措（Janet Gyatso）先生在她的一个报告中曾对这种被她称为“文化主义”（Culturalism）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佛教本来就是从印度和汉地传入西藏的一种外来文明，世界文明有许多共性，他人应该是有可能懂得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像嘉措教授自己这样的美国藏学家，学习和研究藏文文献和藏传佛教已达四十余年之久，她自然也应该对藏传佛教和西藏文化有一定的发言权和权威性。文化主义或者文化保守主义是对以往几十年来积极提倡的文化多元主义的反动，带有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过分强调外人一定不能理解自己独特的文明传统，这常常是在构建自己民族文化传统之身份认同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对其他民族和文化的不理智的行为（Janet Gyatso, “Beyond Representation and Identity: Opening Ways for Tibetan Studies,” Inaugural Aris Lecture，Wolfson College, Oxford, 22 October 2015）。

在当今全球化的大潮之中，各个单一民族赖以存在的内在基础都在不断地被削弱，单一纯粹的民族国家已很少见，一个民族的百姓很难长久固定地生活在某一个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地理区域之内，亦很难仅仅使用自己独有的一种语言和整个世界交往，所以，要完好地维持一个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于当下都是一件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的居民们对物质生活的质量、文化娱乐的品味和精神探求的满足等等的理想和追求，都日趋统一，其间的差别甚或可以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之间的差异作比较。每个人、每个民族的身份认同除了历史和传统带来的特殊性外，一定也还都带着诸多与他人、他民族共有的特性。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各个民族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认同的建构，除了要诉诸过去，借助传统外，还必须用各种方法来宣传、强化和表演这种实际上早已经失去了的，或者根本就是为此目的而创造出来的传统和认同。香格里拉化西藏或就是一种借助神话和传统来“表演西藏认同”（Performing Tibetan Identities）的特殊形式。（来自西藏的摄影艺术家尼玛卓玛[Nyema Droma]去年在英国牛津大学的皮特·里弗斯博物馆[Pitt Rivers Museum]举办了她的个人人像摄影展，题为“表演西藏人的认同”。她让今日生活在伦敦的具备各种不同身份的时尚年青藏胞，如厨师、医生、士兵、歌星和博士生等，穿戴上各种藏族传统的服饰，分别扮演喇嘛、尼姑、学僧、牧民、主妇等传统角色，试图用这两种互相形成鲜明比照的人像摄影来挑战对西藏和西藏人的各种刻板印象。这些摄像作品凸显出过去和当下、传统和现代性、地方和全球之间的互动关系，反映出西藏认同之形成的流动性和易变性。Performing Tibetan Identities, Photographic Portraits by Nyema Droma, Clare Harris and Nyema Droma, Pitt Rivers Museum,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8.）

小结

十二世纪一位著名的欧洲神学家、来自圣维克多的雨果（Hugo of Saint Victor，1096-1141）先生，曾在他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世纪艺术指南书——《知识论》（Didascalicon）中说过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话：“感觉自己故乡甜美的人是一个稚嫩的初业行人；把世界所有地方都当作故乡的人是强大的；而一个完美的人则将整个世界都当作异乡。”（转引自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3, p. 335.）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这个我们共同赖以生存的世界，这是人类一种十分自然和美好的情感。但是，我们不能执着于这种对故乡和世界的热爱，我们对人类和世界的未来应当还有更好、更高、更远大的憧憬和追求。只有脱离和超越这种对故乡和世界的感性的爱，我们才能够获得对这个世界的一种更好的、更理性的爱的方式。只有当我们能够把整个世界都当作异乡，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它，以理性的力量去改造它时，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更美。故乡固然美好，世界煞是可爱，但它们从来不是人间桃源，不是香格里拉。一个热爱故乡和热爱世界的人，绝不能因为执着于对故乡和世界的爱，而使它们反过来成了限制他/她的思想和行动的囚牢。如果我们理想中的故乡和世界不是一个海市蜃楼般的香格里拉，那么，我们就永远不会成为香格里拉的囚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