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怀民：压抑就是我的高潮 | 耀庆职人访谈录（连载②）

编者按：《耀庆职人访谈录：游艺的人》是王耀庆的首部文字作品。2016年开始，出于对职业精神的困惑，王耀庆和团队伙伴一起，自主策划、自资制作了文化纪录短片《职人访谈录》。通过分享身边“职人”的热情与坚持，探讨职业与人生的多样可能。《耀庆职人访谈录：游艺的人》收录其中九位艺术家的人生故事，以及自诩表演“职人”的王耀庆的“自问自答”，更加丰富完整地呈现了镜头前后的故事，以及王耀庆对表演和演员的理解、对职业和职人精神的坚守。

林怀民老师的影响力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2018年11月，云门舞集四十五周年《林怀民舞作精选》在台北首演，全场座无虚席。7点28分，离正式开演还有两分钟，舞台监督准备关掉观众席的场灯。按照惯例，场灯一暗，工作人员就会领着林老师悄悄进场，坐在靠走道的老位置上。那天也许是有些小bug，灯还未灭，林老师已经从侧门走进剧场观众席，几乎是同时，全场一千八百多名观众从座位上站起来向他致意、鼓掌，掌声密集热烈得让人想掉眼泪。这就是林老师独有的气场。

林老师用45年的时间，带领云门舞集在全世界的舞台上舞蹈，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舞团。1973年创团，1988年宣告暂停，1991年复团，2008年舞团在八里的排练场失火遭受重创，2015年来自天南海北的4155笔捐款又帮助云门在淡水重建了新的剧场。林老师说，这些钱既有企业的捐助，也有小朋友几十块钱的糖果钱。大家不想看见云门消失，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典范。

第一次见到林老师是2011年，我在上海拍电视剧《浮沉》，正好赶上《流浪者之歌》巡演。那是第一次现场看他的作品，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舞者的气场。这是林老师1994 年的作品，那年他飞往印度，去了一趟佛祖得道的“菩提伽耶”，回台后编出震惊世界的《流浪者之歌》。

幕起，一位僧人走上舞台，站定、闭目，一片安静中，稻米忽然从天而降。一道光束和这股稻米瀑布在此后的90 分钟里，不断地洒落在演员的头顶，随着音乐的变化，淅淅沥沥或者暴雨如注，而他纹丝不动，一直到演出结束。他专注的“静”与其他舞者行云流水的“动”形成鲜明的意向对比，生命的喧哗与内心的安宁一直同在。

这支舞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尾声。舞者谢幕后，演出并没有结束，全场观众看着舞台上唯一的舞者拿着农具，把满台的稻米一圈一圈地耙成完整的螺旋图案，整个过程严肃缓慢，大约用了10 分钟。观众从开始的好奇，到不耐烦，最后有人开始离场，我担心走出剧场大家会如何评价这支舞，它实在太考验观众的耐心。

果然，接下来的演后谈，观众和林老师的一段对话让我折服至今。有人现场质问，“不论是电影、电视还是舞台演出，到了尾声一定是高潮迭起，给观众最终的一击，为什么你让我们看一个人耙了10分钟的米？我感到非常压抑！”老师拿着话筒非常平静地回答：“因为对我来说，‘压抑’才是我的高潮，这是一支安静的舞，也是一支时间之舞。”现场观众高声叫了一声“好！”随即掌声雷动。

在后台等着见林老师，他远远地走过来，大声喊了一句：“偶像！”我当然脸红，因为老师在台北看过一场《华丽上班族》，认为我的表现还不错。他跟身边的排练指导说，“你看，耀庆身体很活，很软，这是可以舞蹈的身体。”也许是这句话给了我一些信心，在《职人访谈录》拍摄之初，大胆向林老师发出了邀请，老师很快地复我一字：“可！”

8月，大暑刚过，还可以听到蝉鸣，上山拜访现代舞的一代宗师，没想到老师还送了一份礼物给我。访谈结束，跟着云门的资深舞者邱怡文上了一堂体验课，站桩、缠丝、呼吸、深蹲、控制，一个动作里有八个对身体的刻度要求，肌肉的剧烈疼痛之外，仿佛重新认识了自己的身体。云门剧场，这里聚集了一群有故事的人，你能感受到那个能量，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坚持做一件事情。我在想，希望我也和他们一样。

时间：2016年8月2日

地点：台北·淡水云门剧场

云门流浪记

王耀庆：您最早从什么时候开始跳舞的？

林怀民：5岁吧，乱跳。

王耀庆：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跳舞？

林怀民：五六岁就很喜欢跳，可是一直没有机会学。14岁的时候我发表了一篇小说，那个稿费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一笔数目，刚好可以交一个月芭蕾课的钱，所以我就去学了芭蕾。可是后来发现自己不适合，因为我14岁了，太老了。然后也觉得老师教的跟书上读到的东西不一样。

王耀庆：所以反而从书上看到的比较开心？

林怀民：是幻想，幻想比较开心，所以我就没跳了，到美国去了。

王耀庆：您回台湾后就创办了云门舞集？

林怀民：1973年，我回到台湾。在六十年代成长的人都觉得我们可以改变世界，当时觉得我们回来好像应该做点什么。如果有人那时候找我做环保，我也就去了。结果刚好有人找我跳舞，我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王耀庆：现在这个场地是新建的吗？

林怀民：是，去年才开幕。

王耀庆：之前一直在八里的排练场？

林怀民：不是，云门流浪过很多台北市的公寓，二三十平方米的空间。

王耀庆：最初有几个人呢？

林怀民：最初有十一个人，流浪在这些公寓。这些公寓第一地方小，第二屋顶低，一抬头“咕咚”一下就撞到了。1992年的时候，我们搬到了八里。房东盖了一个厂房，我们住了19年。夏天热得不得了，冬天冷得像冰箱，但我们仍然觉得很幸福，因为有很大的空间，很多舞作都是在那儿完成的。2008年春节放假的时候，初五晚上电线着火了，事情就糟糕了。

王耀庆：从八里的场地烧了，到找到现在这块地方重新盖好剧场，中间隔了多久？

林怀民：其实很快，因为那时台北县县长周锡玮先生希望我们继续留在台北县，就是今天的新北市。他给我们看了几个地方，来到这里，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地方的环境，看到这些漂亮的树我就要发疯了。云门过去在八里排练场，旁边也有一个小树林。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广播电台的旧址，中间没有柱子，上下两层，活生生就是个排练场的样子。

租到地皮之后，我们又筹到了4155笔捐款。这里面有企业界的大笔捐款，有小朋友100块（新台币100块约合人民币20元）的糖果钱，也有海外的捐助，凑起来建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云门剧场。

王耀庆：不管是什么人什么团体，就像云门，能够一直走到某一个程度，其实都不会是一个人的努力或者功劳。

林怀民：以表演艺术来讲，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团体，舞团、芭蕾舞团或者交响乐团、歌剧院、美术馆，基本上都是赔钱货，特别是表演艺术，它是劳动力密集型的，电视剧拍完了片子可以拷贝，但表演艺术不行，从第一天排练到最后一场演出，就是靠这些人，所以大概全世界的表演艺术团体都必须靠政府的补助，靠民间的捐款。

人有多少种心思，舞蹈就有多少种面貌

王耀庆：很多人，包括我，对现代舞其实看不太懂。它更多是一种体会，对于创作者、舞蹈者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的一种体会。

林怀民：体会就很好了，你为什么要知道舞蹈家怎么想的呢？就像李白的诗，你今天读“黄河之水天上来”，也不知道他当初想什么，可这并没有影响你欣赏它，感受它的气度。我想，舞蹈是表演的人在台上用尽浑身解数，用身体跟观众的生理对话，跟观众的感官对话。不是每个人都要架构一个知性的、故事性的叙述，想听故事应该去看电视连续剧，它非常清楚。

王耀庆：那编舞是怎么进行的呢？是不是绝大部分就是很生理的、很直觉的，它就应该是这样的呼吸、这样的走法？

林怀民：是的，没有错。现场跟舞者互动的时候主要是这样。

王耀庆：因为有“编”这个程序，就好像一定有一个起承转合，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林怀民：是的是的，一定要讲究。很多人以为我们编舞有剧本，其实我们在编的时候并没有剧本。好像是你听到一个遥远的呼唤，或者感觉到一种芬芳，然后你要进入森林，去找它。编舞的过程就是你走进森林的过程，你听到的鸟叫，你看到树叶落在地上的样子，或者停在水畔的鸟儿的样子，这个过程是很丰富的。说不定最后你根本没有找到那个呼唤或芬芳，可是寻找的过程完整了。开始的方向很清楚，中间编舞的时候完全要针对眼前的舞者，一起来互动，最主要的是对于“芬芳”的坚持。

云门经常在台湾各地做户外演出。有一次在南部乡下演出之后，一位大娘跑到后台说一定要见见林老师，见到我以后就抓住我的手，她说：“林老师，我没有办法像学者那样一五一十地分析它，我从头到尾都没看懂，但我从头到尾都觉得很美，非常感动。”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一辈子听过最好的舞评。这是舞蹈最重要的特点，它没有办法把讲故事当作重点。

本文摘自《耀庆职人访谈录》，王耀庆等 著，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