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才能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问的是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当前经济动能转换期，中国是否会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又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否会出现进一步失速有高度关联。

中国“失速”

2012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系教授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等人发表论文“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快速增长的经济体减速的案例对中国的启示)，这是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的较早一篇文献，该文讨论了二战以后高速发展经济体出现的速度下滑及其背后的原因，也指出了这些国家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认为中国经济减速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现象。

2017年，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齐奥·齐利博蒂（Fabrizio Zilibotti）在欧洲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中的核心议题，也是中国经济在增长动力转换之际是否面临巨大减速压力。

2017年，斯坦福大学商学院教授星岳雄，在清华大学CIDEG年会演讲中也曾表示，与美国、日本和韩国比较来看， 总体上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宏观经济学所刻画的模式并无二致，即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早期阶段，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的；经过将近 40年的快速增长，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国经济增速已出现明显回调。换言之，中国经济存在收敛现象。

但是他特别指出，中国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是增长减速得似乎有点早、有点快，也即在人均GDP依然较低，尤其是占美国人均GDP比重还不是那么高的时候就出现明显减速。

在齐迪博蒂看来，很多发展中国家经过一段较快的发展，到达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国的25%～30%的时候增长速度就开始明显下降，马来西亚、阿根廷、巴西、泰国、秘鲁都是如此，这正是这些国家长期徘徊在相对中等收入而不能上升到高收入水平的原因所在。

而真正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两个经济体——中国台湾和韩国，它们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20%以后依然保持了比较高的增长速度。

就此而言，未来中国会按照哪一种趋势发展非常重要。

为什么会“失速”

如果中国经济增速掉得太快，就可能重蹈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覆辙。我们不能肯定地说，中国经济未来一定不能实现高增长。中国经济增速目前徘徊在6%的水平之上，假以时日，这个速度也足以让中国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

问题在于，有没有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未来进一步放缓的因素呢？答案是肯定的。

其一，投资驱动下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但资本配置效率并不高。齐迪博蒂认为，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驱动力是不一样的，对于后发国家来讲，离前沿技术比较远，通过大规模设备投资，对物化的存量技术吸收和模仿，可以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这个阶段，投资驱动就是最重要的驱动力。

据此估算，从1995年到2011年，中国资本存量的年化增长率为25%左右。按照多伦多大学教授朱晓冬等人的估算，在这个阶段资本积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大约为47%。

然而，各种研究亦表明，中国在实现快速资本积累的同时，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却并不太好，这削弱了资本积累本可以带来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程度。

中国企业生产率表现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中国存在严重的资本误配现象，芝加哥大学哈斯商学院谢长泰教授和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克勒诺教授（Hsieh & Klenow，2009）的研究发现，如果不剔除价格因素，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低于行业平均水平的41.5%，剔除价格因素也要低14%；民营企业的TFP不剔除价格因素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11%，剔除价格因素则高5%；外商投资企业的TFP不剔除价格因素比行业平均水平低，但是剔除价格因素则高23%。

然而，正如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铮等人所指出，国有企业在中国正规金融市场占有更优先的融资地位。换言之，中国大规模的投资很大一块是由效率相对更低的国有企业来执行的，这就拉低了中国经济增长中生产率所做的贡献。

二是，中国企业的生产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管理效能却很低。同样多的生产要素，因为管理效能低，生产率受到不利影响，只能产生更低的产出。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布鲁姆教授等人（Bloom et al.，2009)专门比较过不同国家企业的管理效能，发现中国企业的管理效能平均比美国要低接近30%。从他们给出的中国企业管理效能分布图上可以看出，有相当多企业的能效分布在低管理效能区间，而几乎没有企业处于高管理效能区间。

三是中国有很多生产率低的企业未能退出市场而成为僵尸企业。我们（黄少卿、陈彦，2017）利用上市公司数据所做的研究就发现，2015年上市僵尸企业的资产规模占整个上市公司资产规模的10%左右。这些资产由于不能通过破产机制再配置到有效率的企业手中，同样降低了中国经济的生产率水平。

概言之，投资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由于生产效率方面的一些不利因素，导致中国经济每个百分点的人均GDP增长要花更多的投资才能实现。因此，一旦投资增速难以维持，总体经济就会迅速出现减速。

中国现在人均GDP占美国的1/7，但是却花了相当于美国1/3的人均资本存量。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生产效率只有美国的3/7，这是更令人担忧的问题。另外，齐迪博蒂认为，随着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提高，其增长驱动力要从投资驱动逐步转向创新驱动。在创新驱动方面，近年来中国做了大量努力，尤其中国在创新方面的投入增速非常快。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经费（R&D经费）在2016年是1.56万亿元，2017年达到1.76万亿元，且最近几年大体保持在10%的增速，快于GDP增速。

但问题在于，这样大规模的研发投入，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增长动力向创新驱动的转换呢？

我们可以拿另外一个指标来考察：当我们讨论创新驱动的时候，信息技术的利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根据统计数据，中国信息通讯技术（ICT）资本的增长是极其惊人的，1997—2007年10年间，ICT资本存量的年化增长速度为35%，比总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还要快10个百分点。1987年索洛提出“索洛悖论”，认为信息技术的普遍利用并未显著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效率。这一悖论目前在中国似乎同样存在。

不少研究认为，尽管中国对信息技术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信息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的渗透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但是正如索洛悖论，信息技术对于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生产率的改进似乎并没有得到明显体现。譬如，有研究发现，ICT的使用并未带来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如此看来，目前还很难说中国已经形成较强的创新驱动动力。

一方面，投资驱动下生产率状况不佳；另一方面，创新驱动尚未充分显现出生产率改进效果，因此生产率提升方面形势严峻，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减速过快的重要诱因。

清华大学经济教授白重恩和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张琼的估算表明，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速从1979—2007年的3.8%，大幅下滑到2008年以来的1.77%。这个变化是值得我们警惕的。

当前，中国劳动力增速接近为０，投资增长同样乏力。在此背景下，如果全要素生产率——供给侧三驾马车的最后一驾——也难以维持在相对较高水平，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进一步减速，或者说过早放缓就将成为现实。

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为了防止动能转换期中国经济增速的过快下滑，我们需要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

第一，必须加快推进所有制改革和金融改革。

目前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这说明后发优势和潜力依然非常大，而能不能用好后发优势的关键在于体制机制改革。既然中国现在不能够那么快地转向创新驱动，我们就应该设法提高存量资本的使用效率和新增投资的配置效率。

那么，在引进设备、利用国外物化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如何使投资变得更加有效率？唯一的办法就是让那些效率更高的企业来获得金融资源。我的研究发现，2007年所有僵尸企业中，国有性质僵尸企业虽然数量占比并不高，只有12%，却占有将近30%的资产。

改进破产机制，加快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步伐，让这些资产释放出来得到更好的使用，可以改善中国经济的生产率。

第二，必须改善中国的创新投入机制以提升创新效率。

中国的研发投入量很大，其中政府支出占有不小的比重，但是研发的产出绩效并不理想。一个例子是，2009年国家科技部和其他几个部委出台一项政策，鼓励各个行业形成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从事共性技术研发。共性技术是企业应用技术开发的基础，其研发活动是竞争前研发，对于提升企业的研发和创新效率非常重要。

那么，这个以推进共性技术研发为目的的政策是否达到了预期效果？企业参与组建共性技术联盟对于增加专利申请有显著作用，但是，其所在联盟被中央政府选为国家级试点联盟——由此有利于得到政府各类资助项目——对于它们提升专利申请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发明专利申请，却没有显著效果。

即便我们考察联盟中的重要企业，也依然没有发现对它们的发明专利申请有显著增长的作用，而仅仅提升了技术含量不高、更多属于应用性开发的实用新型专利的申请。显然，国家鼓励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的政策并未真正提升中国共性技术创新的能力，这一结果与政府的鼓励方式和成效评估体制紧密相关，从而导致参与研发联盟的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行为。

另一个例子是上海浦东新区科技小巨人扶持项目。一般认为，地方创新扶持政策很难有效果。有意思的是，我们的研究（郭洪宇、黄少卿，2017）发现，这项政策对于提升受资助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起作用了。具体而言，受补贴企业的当期利润会下降，但是从第二年开始利润水平会重新上升，到第三年将超过那些没有得到扶持的小企业。中小企业的研发活动往往受到融资约束，想做研发只有把生产老产品的要素转配过来，但由此老产品产生的利润会下降，而新产品从研发到产生利润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太长企业就可能死掉。因此，如果没有政府资助，中小企业就宁愿继续生产老产品，尽管这不利于企业的成长。显然，政府资助提高了企业度过“死亡之谷”的几率，进而促进了它们的创新。

那么，为什么其他地方类似的政策效果不明显呢？这同样和扶持项目的治理机制有关。在上海浦东新区，受资助企业只有在三年后绩效评估中被认为的确进行了有效研发，才能够最终拿到这笔资助。这一机制保证了受资助企业更有动力开展实质性创新活动，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鉴。

第三，需要强调的是，国际经验表明，为了提升一个国家的整体研发绩效，还需要通过政府改革来提高政府质量。

我和同事（Ho et al.，2018)利用70多个国家40年的跨国数据的研究表明，金融深化促进技术创新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建立法治、提升政府质量。一个受到法治约束的政府，将更有利于金融市场将资源配置到创新活动上来。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在金融深化的同时也提高了政府质量，那么，包括风险投资、银行部门和证券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就能够显著提升该国的技术创新表现。

可见，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一方面，我们依然处于技术追赶阶段，投资驱动机制还有提升效率的空间，我们要尽量用好旧动能；另一方面，中国要形成新的依靠创新驱动的增长机制，就必须提高创新投入的产出效率，我们要加快催生新动能。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高位之后，中国经济还能保持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避免中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本文作者黄少卿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本文原载于《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