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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发现50周年选文 |...
本文原标题:《纪念中国旅游标志“铜奔马”发现50周年选文 || “铜奔马”观察与思考》

从秦始皇登基到汉武帝崩逝,中间仅百余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中国马的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秦代陶俑来看,那时的马普遍四肢粗短,躯干短,脖子也短。这种体型的马偏向輓用(拉车),但并不适合拉战车。虽然可以骑乘,但速度不快。为了抗击匈奴以及彰显汉朝的文治武功,也为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汉武帝派人到处寻找良马,甚至不惜为此发动战争。正是通过两次战争,李广利将军在大宛国(今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区)获得“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史记·大宛列传》)。可惜归国途中损折大半。
根据《史记》所载,大宛的“善马”以“汗血”为特征。马为什么会“汗血”呢?关于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它其实是由某种寄生虫所致的病理现象。寄生虫钻入马的皮下组织后,该区域会出现往外渗血的小包,当马奔跑时,血就顺着小包上的毛孔流出来,与汗调和,成沫状,浸染皮肤,形成“汗血”现象。马的汗血部位,实际上也就是寄生虫所在部位。当然,也有别的观点。例如,一种观点认为,马出汗后局部毛色会显得更加鲜艳,给人造成汗血的感觉,实际上是一种视觉误差。(侯丕勋,2016)
无论如何,“汗血马”并不是马的一个品种,而只是根据“汗血”特征对大宛良马的一种称呼。杜甫有诗赞大宛马:“胡马大宛名,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从这首诗中,我们除了可领略到大宛马快意驰骋、凌厉奔腾的风采,还可以了解到大宛马的一些体貌特征,例如,体型瘦削,骨相外露,两耳尖耸,状如斜劈的竹片,等等。
如今,在中亚一带仍生存着“汗血马”,它的学名为“Akhal-TekeHorse”,译作“阿哈尔捷金马”、“阿克哈塔克马”、“铁克马”等等 ,主产地为土库曼斯坦。近年来,土库曼斯坦先后三次向我国家领导人赠送“汗血马”。根据相关资料,Teke马有如下特征:躯体精悍而瘦削,肌肉和筋腱发达而凸起;头部线条清晰,比例十分和谐,侧影垂直,额头宽而略有突起,眼睛大而灵活;耳朵通常比阿拉伯马的更长。颈部高高抬起,健壮有力,背部垂直而健壮,臀部长,经常略显瘦削,尾巴贴身。四肢精悍而比例和谐,相比之下比阿拉伯马的更长;脚趾有时太长。脚上有短丛毛,蹄子小而坚硬。与纯血阿拉伯马相比整体略显粗野,美感次之;但是另一方面,它通常躯体更大。铁克马以鬃毛非常短和体大为特征,通常体高在1.60米以上。(雷蒙诺夫、莫尔戴,2017)

有观点认为,“铜奔马”的原型是来自大宛国的天马或“汗血马”。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体貌特征并不吻合。铜奔马体型近似于岔口驿马。“岔口驿马头正直,中等大,额广,眼大而亮,颈形良,长中等;髻甲长,高中等,背长,宽中等,腰宽而有力,前胸宽,胸廓深而有适度的广和长,尾广,稍斜,腹部充实;四肢等长,肢势端正,后肢微外向。”(李国智、崔堉溪、杨再、门正明,1990)岔口驿马体高、身长与大宛马相比均相差较大,但肌肉更厚实、身躯更粗壮,也可以说“集速度和力量于一身”。在所有铜马之中,只有那匹堪称“高头大马”的主骑与汗血马的体貌特征是吻合的。
甘肃农业大学崔堉溪教授认为,“铜奔马”之形体兼有西域马和蒙古马种特征,乃汉武帝以来引进西域马杂交改良之结果。(初世宾,2018)这种改良马有两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一是輓乘兼用、军民两用。 “一个是进行拉车,进行农耕活动,一个就是拉战车,还有武士骑乘,进行行军打仗。”崔泰保教授介绍,铜奔马原型,就是根据輓乘两方面的需要,把两种在体型上完全不相同的马结合在一起而培育出来的典型的中国马,它代表着中国古代育马的最高成就。(纪录片《考古中国•地下仪仗队》,2004)
二是善于走对侧步。岔口驿马有走对侧步的遗传稳定性。马驹生下来,自然会走这种步伐,当地百姓称之为“胎里走”。“武威东汉墓出土著名的‘踏飞鹰铜奔马’以及唐‘昭陵六骏’之一‘特勒骠’模型都表现出这种步伐,说明该性状的马古代已有遗传至今。”(李国智、崔堉溪、杨再、门正明,1990) “它骑上以后,人不是上下颠簸的,人是左右摇摆。左右摇摆的情况下,牧民有一句话说,‘骑马走路如睡觉’,有些人说‘骑马走路如上轿’,是非常舒服的。边关将士骑着走对侧步的马的时候,他甚至可以在马上自然而然地睡着了。他就可以休息。所以这种马非常适合当时骑乘的需要。”(纪录片《考古中国•地下仪仗队》,2004)
二、“铜奔马”铸造工艺蠡测

从上述介绍可知,“铜奔马”与其他马匹的制造工艺是一样的,采用范模铸造法。范模铸造法,简称“范铸法”,因为范的材料主要是陶土,所以也称“陶范法”。由于外范往往分为若干块,所以陶范法的主体又是“块范法”。

根据《中国青铜器》(马承源主编,2003)、《雄奇宝器——古代青铜铸造术》(吴来明、周亚、廉海萍、丁忠明,2008)等文献介绍的工艺流程,猜测“铜奔马”制造过程如下。
第一步:分铸。由制模、制范、合范、浇铸等多道工序组成。现以马头铸造为例略作分解。
(1)制模。以陶泥(含沙、植物纤维及其他材料)做成马头的模型,阴干及烘干。
(2)制外范。在模型上敷以陶泥,压实,这样马头的形状及细部特征就会反印在陶泥上。待陶泥半干,将其分为两块,取下,阴干及烘干备用(必要时可补刻花纹)。
(3)制内范。内范是比马头模型小一号的泥芯,可将泥模削去一层而得,同样需要阴干及烘干。内范与外范之间的空隙即为马头铸件的壁厚。
(4)固定内外范。在内外范之间设置支钉或垫片,把两者固定为一个整体。另外,通过捆绑、围泥等方法加固外范。
(5)浇铸。将熔炼好的铜液浇入内外范之间的空隙。
(6)去范。待铜液冷却后,去除内外范以及固定内外范的多余支撑物,得到马头铸件。
第二步:连接。将铸造、锻打好的其他部件,躯干、四肢、马耳、马尾、雄胜、底座等,通过焊接、铆接或打孔插入的方式连在一起。
第三步:后期加工。包括打磨、整形、抛光、彩绘等。从残痕来看,包括“铜奔马”在内的所有铜马“身上都用朱、白、黑色加以涂绘,如口腔、鼻孔涂朱,牙涂白,眼内周角涂朱,眼珠涂白,黑墨点睛,并用墨线勾勒唇、须、鼻、目、眉、鬃等处,然后视部位施彩以增强神态之生动效果;在马腹鞍边亦残存有朱、白彩绘痕,似为画韉的残迹。”(甘博文,1972)鸟尾上的未透之孔,臀部的两块印记,怀疑是固定内外范的垫片之类留下的痕迹。
虽然同为陶范法制造,但“铜奔马”(以及主骑)的制作工艺更精良,这也是毫无疑问的。它器形简洁,各部分比例恰当,平衡稳定而充满张力。器壁厚薄均匀,外表光滑而富有质感,接缝处过渡自然。身体丰满圆实,神态生动传神,细部特征准确清晰,可谓“形神兼备,气韵生动,形妙而有壮气”(常书鸿语)。正因为“铜奔马”特别精致,所以也有观点认为,它为“失蜡法”铸造。此观点不足信。若为失蜡法铸造,应该为浑铸,一次成型,不应存在焊接痕迹。

三、“铜奔马”与“臣李锺”的可能关系


如果是朝臣、家臣赙赠之器,为何仅此一件留名?此物原本平常,为何不为“奴”所献,而以“臣”名刻之?

这三字的字体与其他铭文全然不同,为篆书。东汉时期,篆书基本被隶书所取代。雷台1号墓年代更晚,大部分铭文已呈现出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特点(图5-2、5-3、5-4)。这些文字写得比较随意,“张家奴字益宗”更是如此,堪称潦草。它们与“臣李锺”的工整与严谨形成了鲜明对比。字体的差异性也可以说明,铜车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由百工完成。“臣李锺”绝非普通工匠,而应是百工之长(工师大匠)或这批铜器的监造者。作为落款,篆书含有正式、恭敬之意。“臣”有可能是张骏的“朝臣”,专司营造之务。
在祭器或冥器上镌刻监造官员、主造官员、工匠姓名的做法,并非个案,可以看作秦汉以来“物勒工名”制度的延续。《吕氏春秋•孟冬纪》:“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秦朝对制作兵马俑的工匠实行“物勒工名”制度,要求工匠在自己制作的陶俑身上刻名。这本是统治者稽查陶工制作陶俑数量和质量的手段,结果却让一大批艺术匠师青史流芳。
由于李钟是所有器物刻名中唯一有可能与铜器制作有关的人物,且镌刻此名的器物与同类相比更为精致,由此联想到此物可能为李钟所造,又由此联想到那些做工最为精细的铜器——包括主骑和“铜奔马”——也可能为李钟所造,恐怕不能算是毫无道理的臆测吧。即便不是亲手制作,至少也是监制吧。
无论“铜奔马”的制造者和监制者是谁,他(们)都一定是有着丰富阅历和实践经验,以及有着敏锐观察力、丰富想象力和强大创造力的浪漫现实主义艺术家。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2、李国智、崔堉溪、杨再、门正明:《甘肃青海相连祁连山东段地方品种马的种质种态种源的研究》(下),《家畜生态》1990年第3期。
3、初世宾:《也说说铜奔马的名称》,《中国文物报》,2018年6月19日。
4、电视片《考古中国•地下仪仗队》,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2004年。
5、雷奥尼德•德•西蒙诺夫、让•德•莫尔戴:《世界良马》,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6、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
7、侯丕勋:《汗血宝马研究:西极与中土》,甘肃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8、甘博文:《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2期。
(来源:哲学家的客厅)
转载:凉州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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