鹤间和幸：秦始皇之死与遗嘱的真相

秦始皇三十七年，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行途中去世。《史记》记载死亡的日子是“七月丙寅”。根据《史记》的记载，在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就出现了预兆。从行星的异常变化、陨石坠落开始，各种不祥的预言都与秦始皇的死有关。但是，正如后文详述的那样，行星的异常变化实际上发生在秦始皇死亡当年，而不是前一年。如此看来，司马迁实际上把秦始皇三十六年当成诱发，将所有的事情都一股脑儿地归到了这一年。事实上此前秦始皇连一场大病都没有得过，根本不可能从一年前就预测到他的死亡。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司马迁为什么会这样记载，现实中这到底是怎样的一年。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秦始皇出发开始了第五次巡行。这次路线与第二次巡行的方向相反，虽然秦始皇在途中意外身亡，但是这次巡行却是五次巡行中行程最远、历时最长、最为壮观的一次。司马迁把这次巡行描写成秦始皇为了打破死亡预兆而采取的行动，但事实上，这次巡行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史记》记载，秦始皇临死前给长子扶苏的遗诏被赵高销毁了，在他死后，赵高伪造了两份遗诏，这对秦始皇死后的政治形势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但近年出土的史料动摇了上述史观。根据这些史料，秦始皇立的后嗣不是扶苏而是幼子胡亥。下面我们按照时间顺序来重新梳理从秦始皇死亡到举行葬礼的经过，以探求事实的真相。

最后的巡行

秦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日，秦始皇出发，开始了最后的巡行。周家山三十号秦墓出土了这一年的历谱（日历），根据这一历谱，癸丑日为十月三日。这次巡行距第四次巡行已经过去了五年。这期间，秦始皇发动了对匈奴和百越的战争，为巩固战时体制修建了长城和军事道路直道，还下令焚书坑儒。当时的形势与刚统一时不同，政局一直不稳，秦始皇无法离开都城咸阳，但现在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可以重新开始巡行了。

但是据《史记》记载，出发前一年即秦始皇三十六年，连续发生了不吉事件。首先是荧惑（火星）停留在东方心宿（天蝎座天区内）的位置上。红红的明亮的荧惑是能招来灾害、战乱的星。位于天蝎座心脏部位的阿尔法星是红色巨星的一等星，古代中国认为它位于青龙的心脏，是不吉利的星。当时它停留在红色荧惑附近。火星向东顺时针运行，稍作停留后，又向西逆时针运行，不久再向东顺时针运行。

中国古代把太阳一年运行的轨道即黄道分为二十八星宿，作为观测太阳、月亮、五星（行星a）运动的坐标轴。东方天空有七宿，其中六个连起来的星像青龙一样浮在夜空中。龙的角为角宿，首为亢宿，胸为氐宿，腹为房宿，心脏为心宿，尾巴为尾宿。1987年西安交通大学校园内发现了一座西汉壁画墓，是一个官吏的小型墓。其中绘有一幅两千年前的色彩鲜艳的天文图，可以作为很好的参考。红色的太阳和银白色的月亮相对，太阳中有一只黑乌，月亮中有一只蟾蜍。在太阳和月亮之间有绿色、淡紫色交叠的祥云，像波浪一样，十几只仙鹤交错飞舞。沿着黄道上的两个圆圈上绘着二十八星宿图案。青龙（东）、白虎（西）、朱雀（南）、玄武（北）的四神形象隐藏在各自方向的星宿中。其他星座都是银白色的，只有青龙的心宿被涂成了红色，它也被称作“大火”。

二十八宿东方七宿的青龙心宿

另一个不吉利的预兆是落在东郡的陨石，石头上刻着“始皇帝死而地分”的不祥预言。对皇帝本来不能用“死”这个字，而应该说“崩”（自然山岳崩塌的意思）。“地分”应当是指陨石撞击大地后导致大地开裂，隐喻领土分裂。东郡是祭祀军神蚩尤的地方，传说蚩尤和黄帝在这里交战，被黄帝打败。秦始皇派御史到东郡搜查，御史由于没有抓到犯人，就将附近的居民全部处死，并将陨石灼烧熔化。后来朝廷派的使者回京时，一个人手拿着秦始皇第二次巡行时沉入河水的玉璧出现在道上，说“今年祖龙死”，这又是一个不祥的预言。祖龙的“祖”指始祖，龙代表君主，所以祖龙指的就是秦始皇。据说秦始皇为了消除不安的心情，让博士作《仙真人诗》，令乐人演唱。他进行占卜，卦辞说“游徙吉”，即巡行和徙民是吉利的，于是秦始皇在年初十月出发巡行。在新年伊始，只有让不祥的预言落空，他才能感到安心吧。

预言年份订正

以上就是《史记》所描写的预言始末。但是根据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研究者的说法，火星停留在阿尔法星附近的时间不是公元前211年，而是第二年的公元前210年。而且，小泽贤二先生近年进一步确定，在公元前210年八月丙寅日（二十一日），再次顺时针运行的火星距离阿尔法星最近。实际上，如后所述，我认为秦始皇的死不是在七月，而是在八月丙寅日。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四十六年为一周期的奇特天文现象就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七年他死的那一天。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巧合呢？

在八月丙寅日的夜空中，看到这种不吉天文现象的应该大有人在。“秦始皇正好死在这一天”被当作最高机密严格保密，但如果当时人们知道秦始皇正在生病的话，说不定会由此联想到他的死。至少秦国自己的国史《秦记》中记载的秦始皇的死亡日期肯定是正确的。但《史记》的记述却不是这样。

究竟是谁将秦始皇的死亡日期提前一个月，改为七月丙寅日，并将“荧惑守心”的天文现象提前了一年呢？这应当不是当时的人篡改的，而是编造了秦始皇死亡前一年就开始出现预兆这个故事的人所为。但是这个编造的人是否就是司马迁？还是司马迁依据了什么书？现在我们还无法断定。如果是司马迁的话，他在《秦始皇本纪》通篇按时间顺序讲述从秦始皇进行统一事业,到秦始皇之死从而统一崩溃的故事。他难道不能采用更为明显的方式进行记录吗？预言在现实中不一定会实现，但根据《史记》的记载，“祖龙死”的预言对秦始皇产生了很大震撼。现实究竟是怎样的呢？无论如何，秦始皇三十七年的第五次巡行最终成了他死前的最后一次巡行，但是对秦始皇来说，这是在周游自己构建的中华帝国，是作为一个君王的积极行动。

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非常重视天文动向。这次巡行路线采取了与第二次巡行相反的方向，即逆时针向左循环，这与天上北斗七星等星座的运转方向相同。秦始皇应当不是刻意逆宇宙运转方向而动，而是为了了解中华帝国周边的政治状况。无论是皇帝还是庶民，对古代的人来说，天文现象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比如，湖北省江陵王家台十五号秦墓中出土过一个以二十八星宿进行占卜的道具星盘。

徐巿（福）传说的背景

此外，还有几个关于秦始皇之死的传说，让我们逐一进行考察。第五次巡行时，秦始皇北上至琅邪台时，再次召见方士徐巿。徐巿得到秦始皇的资助，却没能获得仙药，所以只得编造谎话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

《史记·秦始皇本纪》共有三处记载了方士徐巿带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到三神山去求神药，但以失败告终的事情。但在《史记》西汉淮南王刘安的列传中，还残留着另一个传说。淮南王刘安是西汉高祖刘邦的孙子，因谋反而被汉武帝刘彻诛杀。这之后，汉武帝和秦始皇一样，对匈奴和南越展开了大规模战争，并进一步发动了连秦始皇都没有实现的海战，消灭了在平壤立都的卫氏朝鲜。当时，有一个叫伍被的人劝谏淮南王刘安说，如果皇帝背离民心，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但现在不是谋反的时机。在秦始皇死去一百年后，楚人伍被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背离民心，他举出了三个具体理由。其一，秦始皇为了修建长城，残酷地奴役百姓，牺牲了无数的生命；其二，徐福（这里没有写作徐巿）带领童男童女三千人渡海，行至平原广泽，自立为王，没有回来，这些孩子的家人因此对秦怀恨在心；其三，对百越战争时，秦为了安抚那些留在当地的秦士兵，将一万五千名寡妇送到南越，这引起她们家人的愤恨。民众的怨恨摧毁了秦的统治。第三代南越王赵眜的墓和都城番禺遗址可以证明南越王尉佗（赵佗）的事情是史实。仔细想想，这三个事件都不是单纯的传说，而是秦始皇推进沙漠行动和海上行动的背景。

根据伍被的说法，徐福从海上回来后假称遇到了海神，秦始皇再次让他带领三千男女和百工（技术人员），载着五谷出发。他行至平原广泽之地后做了王，没有回来。平原广泽若在中国，当是指黄河、淮河、长江下游的平原及平原上零星分布的湖泊。广泛分布的水路网可以用来实施水利灌溉，零星分布的湖泊也成为农业用水的供给地。徐福他们渡海来到新的地区后，寻找平原和湖泊，专注于栽培五谷。

方士徐福带领数千名童男童女到达“亶洲”的传说，在三国时就已经出现了。如众所周知的那样，还有一种传说：徐福一行漂到了日本列岛，但这个传说晚至10世纪以后才出现。五代后周的僧侣义楚撰写的佛教方面的类书《义楚六帖》中提到日本国，说：“亦名倭国，东海中，秦时徐福将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国也。”“至今子孙皆曰秦氏。”在同样是10世纪时编纂的正史《旧唐书·东夷传》中，除了“倭国”外，还首次出现了“日本国”的记载。7世纪以后唐朝通过遣唐使的往来，了解到有一个不叫倭而叫“日本”的国家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徐福在日本的传说也传到中国。日本各地有很多徐福一行登陆地和徐福之墓等遗址。截至目前，还没有确切证据证明秦始皇时代的徐福一行东渡到了日本列岛。但不可否认的是，秦始皇的存在确实对后世的整个东亚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海神之梦

还有一个与秦始皇之死有关的不可思议的传说，即“海神之梦”。据载，秦始皇在巡行途中梦见自己与海神交战。随行的博士解梦说，出现大鱼是附近有水神的征兆。秦始皇命人手持捕杀大鱼的武器连弩，沿途搜索，从成山行至之罘时，还真射杀了一条大鱼。所谓“大鱼”可能是鲸鱼。鲸鱼中的灰鲸在冬季繁殖时，从朝鲜半岛附近南下洄游，在海岸附近生息，出没于暗礁附近。现在烟台博物馆中还有鲸鱼骨骼展览。据载，秦始皇在咸阳郊外引渭河水做兰池，池中设有蓬莱、瀛洲等仙人岛和鲸鱼石像。

史籍记载秦始皇让博士来占梦。根据出土史料，占梦在当时对于皇帝、官吏或者庶民来说，都是现实中的日常行为。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有题为“占梦”的内容，岳麓秦简中还发现了《占梦书》这样的专门书籍。古代人根据梦里看到了什么，做了怎样的梦来判断梦的吉凶，梦也是时代和文化的反映。若把古代的占梦和现代的对梦的心理分析进行比较，会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占梦书》

梦是人在浅睡眠状况下反复出现的脑波运动。有趣的是，《占梦书》中将梦分为晦（日落后）之梦、夜半（午夜零时左右）之梦、鸡鸣（凌晨两点左右）之梦三种。人在刚刚入睡时，先进入深度睡眠，然后浅度睡眠和深度睡眠反复交替，最后又变成浅度睡眠。最后鸡鸣时刻浅度睡眠时的梦经常会残留在记忆中。据说春夏秋冬四季所做的梦也不一样。但是没有听说白日梦和醉梦也能占卜，可能是因为占卜中比较重视做梦时精神状态的稳定吧。

阅读《占梦书》，就像探访当时人远离日常生活的梦中世界一样。攀登高山、乘船、横渡江河（长江和黄河）等，对一般人来说这些只能是梦话而已，但对秦始皇来说，这些却已经通过巡行变成了现实。而且他在梦中还与鬼神相遇了。

鬼神是死者的灵魂，其中既有自己的祖先，也有战死者。秦始皇在梦中遇到了全国的山川、大海众神。梦有噩梦也有好梦。如果人做了噩梦，醒来后要面向西北散开头发，向名叫“宛奇”的食梦神进行祷告。占梦根据做梦当天的干支和梦的内容来判断吉凶。如“戊己梦黑，吉，得喜也”，重视黑色的做法明显带有秦的特色。《占梦书》中也有关于梦到动物的占卜，如“梦见虎豹者，见贵人”，看起来也是秦风的。

秦始皇做了海神的梦后就病倒了。海神对沿海地区的人来说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存在，虽然他们把它当作祭祀对象，但不会把它当作交战对手。是否是秦始皇做的海神之梦应验了呢？

遗诏的去向

秦始皇到平原津后病倒了，得了什么病我们不得而知，由于病情不断恶化，他开始准备遗嘱。皇帝的遗嘱称“遗诏”。《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始皇写给长子扶苏的信只有十二个字：“以兵属蒙恬，与丧会咸阳而葬。”内容非常简单，但这是皇帝的临终遗嘱，意义重大。

扶苏因在焚书坑儒时劝谏秦始皇而被贬到北边的上郡，负责监视指挥修建直道的蒙恬。秦始皇给扶苏所下遗诏的意思是：“把军队委托给蒙恬，到咸阳与我的灵柩相会，然后将我埋葬。”秦始皇大概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病不可能捱到回咸阳。如果死在巡行途中，遗体要被送回咸阳。秦始皇的巡行路线是从北边的长城经直道回到咸阳。蒙恬和扶苏所在的上郡就在这条路线上，让他们赶到咸阳与死去的秦始皇相见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

秦始皇想将自己的灵柩和葬礼仪式都委托给扶苏，让蒙恬将军的军事势力作做的后盾。丧礼是在棺前举行一系列仪式，葬礼则是将棺埋入墓穴的仪式。在古代中国，丧礼同时也是太子即位皇帝的场合。埋葬时将棺埋入地下，用版筑夯实墓穴，在地上修筑坟丘。此前的建设工程是征发刑徒进行的，下葬则由征调的士兵完成。秦始皇原本也希望这件事由蒙恬率领的军队来完成。

总之，这份遗诏认可长子扶苏为秦始皇的继承人。

王或皇帝为了防备突发事态，一般会预设太子，但秦始皇一直未立太子。遗诏要用皇帝的玺印郑重封印好，这项工作要由中车府令赵高来完成。

崩于沙丘平台

巡行队伍火速从平原津赶往沙丘平台。他们从平原津向正西方向行进，到达以前的赵离宫，即赵武灵王死去的地方。武灵王是第一位将胡服骑射（穿着骑马用的筒袖衣服和裤子，在马上弯弓射箭）引进中原的王。秦始皇寄身此处，迎来他人生的最后时光。

平原津的津是河川渡口的意思。当时河水（黄河）从平原津流过。现在的黄河河道已经南移，从山东省省会济南附近流过。津和关都设在交通要道上，在国家交通网络中占有重要地位，比如人们熟知的函谷关和洛阳北面的孟津。平原津是流经战国时齐赵边境的黄河上的重要渡口。它位于现在山东省平原县南面的津期店村，我去踏访时还能看出两千二百年前的影子：一条小河在附近流淌，周围的旱田中随处可见略呈红色的黄沙丘，这是黄河流过的痕迹。

秦始皇之死相关地图

沙丘平台位于今河北省广宗县太平台，现在漳河边还残留了一处小遗址。现在的村民大都知道这里曾是古代帝王去世的地方。我向他们一打听，他们便指向路边一个被小麦田包围的土堆，上面竖着一块写着“沙丘平台”的石碑。石碑是广宗县人民政府和河北省人民政府2002年立的。这一带也到处分布着红色沙土。这个沙丘，传说是大禹治水时将黄河分为九条支流时第九条河的所在地。黄河将上游黄土高原的泥沙携带下来，在下游堆积起来。因流速的变化，河床的水逐渐干涸，只留下堆积的沙土。沙子沉在下面，细小黏土质的泥浮在上面。

现在的沙丘平台

1989年在湖北省发现的秦代竹简（龙岗秦简）上写有“沙丘苑”的文字。这个说法不见于《史记》，由此可知它是设在沙丘的御苑（皇帝的庭园）。两千多年前秦始皇临终时所在的沙丘曾经是绿色丰茂的御苑。沙丘附近曾有一个名叫大陆泽的湖泊，但现在已经完全消失，当时的自然环境与现在完全不同，一片绿意盎然。

我们不由得会联想到，以“酒池肉林”闻名的殷代最后一代王商纣王的离宫也在这个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这是关于暴君纣王的夸张传说，但从这个描述可以看出，当时这里确实拥有湖泊和森林，自然资源丰富，使众多鸟兽得以生息。“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史记·秦始皇本纪》就这样简单记述了秦始皇的最后时刻。如前所述，崩原本指山陵（自然山岳）崩塌，周代以后代指天子死亡。

但实际上，在周家台秦墓出土的历谱中，秦始皇三十七年七月并没有丙寅日。六月有丙寅日，但“七月丙寅”应当看成是八月丙寅（二十一日）之误。这一年是闰年，在九月的后面还有一个后（闰）九月，因此八月二十一日的天气相当于往年的七月下旬，亦即现在的八月上旬。如下文所述，《史记》说，由于酷暑，车中的尸体散发出异臭，这一记载应该属实。秦始皇最后还没来得及公布立太子一事，就死了。他给长子扶苏的最后一封玺书肯定是立太子书。“玺书”指封有皇帝玺印的最重要的竹简文书。

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中藏有一块“皇帝信玺”封泥。印面部分2.6厘米见方，文字部分是在田字形分割的四个框中各刻一个字。这种田字格，是秦至汉初印的特点。这块传世封泥可能就是用秦始皇的玺印按压的。秦始皇拥有若干玺印。据张家山汉简记载，汉高祖时至少有“皇帝信玺”和“皇帝行玺”。“信玺”在调动地方军队或武器时使用，“行玺”在派遣使者或任命王侯时使用。遗诏上封印的一定是“皇帝行玺”。立太子的遗嘱应该属于最高机密，但是这个封书却被赵高等人毁了。

伪造的遗诏

秦始皇死后，赵高、胡亥、李斯三人进行了秘密活动。他们将秦始皇在沙丘立的遗诏毁掉，伪造了新的诏书。伪诏有两个，一是立胡亥为太子，一是分别赐扶苏、蒙恬死罪。由于秦始皇已经身故，用秦始皇的玺印在新写的文书上封印并不是一件难事。

赵高等人用辒辌车（密闭的箱形车，通过开闭小窗调节温度）运载秦始皇的遗体，知道这件事的只有赵高等三人和近臣五六人。在秦始皇生前服侍他的宦者仍同乘一辆车，跟秦始皇活着时一样奉上膳食，并裁决上奏文书。他们载着秦始皇遗体，伪装成和秦始皇活着时一样，按照原来的路线继续巡行。巡行队伍从井陉穿过太行山脉，甚至特意北上到北边长城所在的九原郡，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散发出腐臭味。于是他们在车上放了一石（30千克）鲍鱼，以掩盖尸臭味。

看到《史记》这部分记载，就会注意到鲍鱼掩盖尸体腐臭的内容，其实这里还隐藏着其他重要信息。这里的鲍鱼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鲍鱼”，而是用盐腌制鱼贝令其发酵以便保存，它有一股特殊的臭味。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竹简中记载有鹿肉、鲍鱼、生笋羹（汤）等菜肴。但很难想象在内陆能够一下子弄到这么多的腌制鱼贝。这些鲍鱼应当是巡行离开海边时地方进献的贡品。

海产品可以做成名叫“脍”的生鱼片来吃，也可以用腌制、晒干、做鱼酱等方法保存。如前所述，西安发现的封泥中就有长江下游盐官的封泥，这是海盐被运到都城咸阳的证据。发酵的鲍鱼和海盐这些东西，对于无法获得海产品的内陆人来说，是用于摄取碘的重要食品。碘经由甲状腺吸收，转化为人发育所必需的激素。秦始皇死前刚刚到过山东半岛渤海沿岸。如第五章所述，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屈指可数的著名盐田区。

秘密运送遗体的一行人，从蒙恬刚刚竣工的军事道路直道急速返回咸阳。这是秦始皇第一次走直道，却是在死后。如前所述，最后一次巡行是五次巡行中路途最远的。秦始皇游遍了巴蜀地区之外的秦帝国全境，向北直到与匈奴接壤的边境，向南他首次渡过长江进入吴越之地。秦始皇除了担忧自己的生死外，也想通过巡行向周边宣示中华帝国帝王的威信。在最后这段行程中，胡亥、赵高、李斯按照秦始皇活着时的样子侍奉已经死去的秦始皇，因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都以为秦始皇还活着。他们若能骗过同行的臣下，地方上的人就更不可能知道。他们在长城一定做出了威慑匈奴的举动—如果匈奴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越过长城来。骗过匈奴人后，一行人进入直道，一口气直奔咸阳。

赵高一行人是否经过扶苏和蒙恬所在的上郡呢？他们确实伪造了两份诏书，一份诏书立胡亥为太子，一份诏书派使者到扶苏、蒙恬那儿赐他们死罪。扶苏根本没有想到这时父亲已经死了，赵高他们以“扶苏曾向父亲进谏属于不孝之举”为理由，赐剑给他，扶苏毫不迟疑自杀了。蒙恬感觉事情蹊跷，被监禁在阳周。赵高一行回到咸阳后立即发丧，随后举行了大行的丧礼。皇帝死后尚未确定谥号时称“大行”。做了太子的胡亥即位，成为新的皇帝。“二世”是取代谥号的死后称号，胡亥当时的称呼就是“皇帝”，而眼前躺在灵柩里的秦始皇却是“大行”，他被正式埋葬后才开始被称作“秦始皇”。

《赵正书》讲述的新故事

以上关于秦始皇死亡的始末来自《史记》的记载。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个新史料，它完全否定了这一众所周知的故事。

如前所述，新发现的《赵正书》共五十枚简，约一千五百字，它记载的秦王赵正的故事颠覆了《史记》的内容。在《赵正书》中，秦始皇在统一后仍继续称“秦王”，不称皇帝。这本书是这样描写秦始皇之死的：秦王（秦始皇）不是在平原津而是在柏人病重的。当时秦王流着泪让左右随从叫来忠臣，让他们讨论继承人的问题。丞相李斯和御史大夫冯去疾担心在遥远的巡行途中向臣下们下诏，可能引发大臣们阴谋作乱，因此他们建议秦王悄悄立胡亥为继承人，征得了秦王本人的同意。之后，秦王去世，胡亥即位。秦始皇死亡地点不详，但由于柏人在沙丘的西面，所以至少可以确认不是逝世于沙丘。总之，这个故事中没有出现长子扶苏，而秦始皇本人也同意将胡亥立为正式的继承人。

如果《赵正书》是武帝前期编纂的，成书年代比武帝末年编纂的《史记》早，那么，司马迁就有可能知道这本书的存在。但是司马迁没有采信胡亥为继承人的故事，而采用了扶苏为继承人的传说。可以想象，当时一定流传了很多关于秦始皇的故事，司马迁也不得不从这些故事中进行选择。《史记》遇到异说并存的情况时，必须排除异说。我想，当时围绕秦始皇的继承人问题可能存在两个对立势力，他们分别支持长子扶苏和幼子胡亥。前者是蒙恬、蒙毅一族，后者是李斯和赵高等。《史记》的故事是站在前者即失败者的立场上书写的。《赵正书》则是站在后者的立场上书写的。司马迁选择了前者，并将它和胜者项羽、刘邦的故事接续上了。

总之，由于《赵正书》竹简的发现，关于秦始皇之死，我们已不能毫无保留地全面信任《史记》的记载了，因此，无论是遗诏的问题，还是前面说过的丙寅日死亡之谜，我们都很难马上做出判断。而且《史记》秦始皇三十六年所记“今年祖龙死”的预言也很可能不是一年前，而是秦始皇死亡当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发生的事情，但是关于此事目前尚无更多的线索。无论如何，我们已经为新发现的史料的魅力深深吸引。

（本文摘自鹤间和幸著《始皇帝：秦始皇和他生活的时代》，杨振红、单印飞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9年7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