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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中国电影的“新浪潮”,正在酝酿当中
8月18日这天,生长在富春江边的杭州青年导演顾晓刚,又一次畅游了他的“母亲河”富春江。但与以往每次游江不同的是,这次和他一同下水的还有仇晟、祝新等几位杭州籍青年导演,为此有影评人在顾晓刚的朋友圈下留言:“(这是)杭州新浪潮的第一次全体大会。”
几位杭州籍青年导演约游富春江时间倒回到两个月前,彼时几人还并不熟识,但就在这两个月里,“杭州电影”却让他们走到了一起。
出生于1988年的顾晓刚,刚刚凭借长片处女作《春江水暖》赢下了第13届FIRST电影节最佳剧情长片奖和最佳导演奖,这部电影讲述是富春江畔的故事;比他小一岁的仇晟,是上一届FIRST电影节最佳剧情长片奖的获得者,他的获奖作品《郊区的鸟》描绘了杭州郊外的钱塘江景色;而生于1996年的祝新,则是依靠西湖故事《漫游》,提名了釜山国际电影节新浪潮奖、香港国际电影节火鸟电影大奖,并亮相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春江水暖》赢下了第13届FIRST电影节两项大奖在他们的影像里,杭州变成了一个现代与传统相互交织、对撞的地方。而在上一代观众的认知当中,聊起“杭州影像”的轮廓,想到的可能是《新白娘子传奇》里的西湖美景,又或许是几版《射雕英雄传》里的杭州风光——杭州所呈现出的美学符号似乎总是和“美景”“梦幻”“淡雅”等有着紧密的联系。
那是杭州曾经的模样。发源于黄山休宁县境内的新安江,一路向东进入浙江省西部,经淳安至建德与兰江汇合、流经杭州(古时钱塘县一带),便有了浙江省内最大的河流钱塘江。钱塘江流域文明源远流长、风光绮丽多彩,是中国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也是一块极具传统人文色彩的沃土。
仇晟告诉毒眸(微信ID:youhaoxifilm),他们三位青年导演,正是杭州水系的投射,作品当中也包含着不同“水文化”背后最内核的部分:“祝新是西湖和城河水系的,精致一点;我是运河和钱塘江水系的,天南地北,比较糙,比较野;顾晓刚是富春江水系,可能更加隐秘和古意一点。”
祝新镜头下的杭州西湖但在古老之外,现代也正在成为他们创作母题中的一环。过去十年间,作为中国新一线城市的代表,杭州吸纳了以互联网技术人员为主的大批新兴人才,并操办或开始筹备G20、亚运会等一系列大型活动。随之而来的,是老城区的消失、地缘界限的模糊,以及最不易被人察觉的一点——人文内核的潜移默化。
面对时代的变革、故土文化的变迁,以顾晓刚、仇晟、祝新为代表的,这批土生土长的杭州年轻人们纷纷拿起了镜头,以自己的感触记录下了历史和人文的侧面。在历史的浪潮当中,他们和千万普通杭州人一样,或许只是“随波逐流”;但在大银幕上,一股因他们而起的“新浪潮”却在汹涌着。
传统安放当下钱塘江的“起点”,是新安江与兰江的汇合处建德市,从这里一直绵延上百公里至浦阳江口东江嘴的河段,因路径古时的“富春”。故又被称作富春江。“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梁文学家吴均在《与朱元思书》中称富春江景“天下独绝”,而元代画家黄公望更是以此为背景画出了传世经典《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局部宋朝时,富春县改名为“富阳县”,“富阳”一名一直沿用至今。1958年,富阳县改属杭州,待到1994年——也正是顾晓刚六岁那年,经国务院批富阳县转改立为富阳市,开始独立于杭州之外。正因如此,尽管这里距离杭州市区不过一个多小时车程,但对于生长在这里的顾晓刚而言,儿时的富阳一直都更像是一处“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保留着江浙人民最传统的、最质朴的模样。
生长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自然和传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顾晓刚创作的重要母题。
大学期间,原本学习服装设计的顾晓刚,因机缘巧合而走上了创作的道路。他早期的短片作品《自然农人老贾》,纪录的便是一位离开都市,尝试古人“还田于自然”理念来种植作物的农人老贾。老贾曾说过:“回到土地上,最大的感受是,它让你找回一些做为人很常识性,很真实的东西。”
但这份属于富阳、属于顾晓刚的恬静,终归还是被打破了。2013年前后,富阳开始启动新一轮工业兴市计划,以富春硅谷为代表的一批大投资项目开始拔地而起。而到了2014年,富阳再度并入杭州、改为富阳区,为了加速融合和区域改造、迎接2016年举办的G20,杭富城际铁路等陆续兴建,大批富阳老城区的房子被高楼大厦和商业街取而代之,富阳的面貌开始发生了巨变。
举办G20时的杭州2016年前后,在北京电影学院进修时顾晓刚,突然萌生了想要创作一部关于自己父母的长片,名字就叫《顾家饭店》。然而等他结束进修回到富阳开始创作时,却发现这里早已不是儿时记忆里的模样,甚至连父母经营的饭店也在改造中没了踪影。
“那片承载了无数记忆的环境陡然消失了,这种空间的具体变化发生在眼前时,我感受到迎面而来的震撼。”顾晓刚告诉毒眸,拍摄《春江水暖》的动力,最初便是来自他家饭店拆迁。而为了能够更好地展现出富阳的巨变,顾晓刚开始了家乡调研,并最终决定将故事从“家庭生活”升级为“家族志”。
最终,《春江水暖》应运而生。该片讲述了变迁时期,富春江畔一个四兄弟大家族三代人,在照顾因病失智的老母时发生的种种故事。片子老大是饭店老板,老二是渔民,老三是赌徒,老四是拆迁工人,四种职业,道尽江边百态。其中老大家的故事,正是基于顾晓刚的父母而创作的。
“饭店是烟火气的地方,能看到社会和人间;江上生活与城市有一些距离,所以渔民比较偏向诗和远方;赌徒是城市的地下和灰色地带;拆迁和建筑工人,则是跟当下时代紧密相连的群体。”顾晓刚向毒眸解释选择这几种职业的原因,那是他看待富阳的四个维度。
《春江水暖》工作照而在正式创作过程中,受到台湾新浪潮的影响,为了能更贴近影像真实,顾晓刚请来了自己的父亲、叔叔等家人来饰演《春江水暖》里的几位主要角色:“专业演员很难达到这个(真实的)程度,比如渔民,有着几十年江上生活经验的人,直接拍他那双手,质感和故事就呼之欲出。”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春江水暖》在表达和内容上,有其“现实”、“残酷”的一面。在巨变的社会背景下,四兄弟也都有了自己的小家庭,赡养父母、代际矛盾、环保问题、房屋拆迁、婚恋观念、买房养家等,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里的面面观都《春江水暖》中一一展开。
故事中有迁就中国传统大家庭的人,也有独立反叛出来,却又陷入社会桎梏的人,每一个富阳人的故事都是当代中国人的故事。5月毒眸在戛纳第一次看到《春江水暖》时,就有现场的中国观众向我们表示:“虽然很多方言听不懂,但却能体会到里面说的每一种情感,和我经历过的事情似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在“残酷”之余,影片的表达又是温情的。
顾晓刚对于影像美学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以中国传统山水画的长镜头,缓缓打开这幅现代生活的卷轴,富春江春夏秋冬每一幕空镜,在传统美学构图上每一个徐徐走过的都市路人,都悄无声息地将顾晓刚所说的“永恒古意”,注入急剧变化的生活之中。
顾晓刚影片出品方工厂大门代表对毒眸提到《春江》时,用了这样一句表述:“急促的现实即使加速了这一大家族的生活,但富春江从身旁流远的从容,始终如一。”而工厂大门合伙人梁颖则向毒眸透露,很多年没和中国年轻导演合作的法国老牌公司ARP,此前买下了《春江水暖》,“他们觉得这部片子中既有古老的中国,也呈现了法国观众感兴趣的当下中国人的生活”。
将传统安放于当下,于内心寻求古意,是顾晓刚对城市变迁或者说一切外物流转的态度:“我并不想把传统和现代做出对立,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而人很渺小,能把控的事物非常有限,尤其在在碎片化而快速的年代。我的一位书法老师说,传统让人拥有一个自在的心情和随遇而安的能力,而不是一切快乐向外求,或者完全靠来自外界的认同,未来的悬赏来驱动自己,传统让人在当下保持一颗安足自在的心。”
“我们需要寻找当下的生活方案”在早先的采访当中,顾晓刚曾经提及过他三卷电影“千里江东图”的构想,而《春江水暖》正是三卷画卷当中的第一卷。对此有影评人分析称,《春江水暖》中的一句字幕“富春江经钱塘汇入东海”,其实就是一句暗示,意指故事接下来的发展走向。
但其实伴随着富春江的江水,故事早已流向钱塘江畔,在杭州的市郊上演着。
小学时的仇晟便居住在钱塘江旁,这里靠近杭州的火车东站、位居城市边缘。二十年前,此地虽不够繁华,但却是仇晟童年的缩影,他告诉毒眸:“那附近有一条街,街里是杭州的市民,街外是浙江各地来杭州做生意的人,那里鱼龙混杂,有冲突,有争吵,也有友谊。”
仇晟导演童年的终结是在学生时代的某一天。小学时,仇晟和自己的小伙伴们一起组成了一个小团队,但忽然有一天小团队里的一员因为转学离开了他们。一个月后,有些“后知后觉”的小团队才一起走出熟悉的社区,去寻找这位“失散”的朋友。
但一直走到无路可走、大家嚎啕大哭,也仍然一无所获。在仇晟看来,那一趟旅程是他童年的完结,彼时几个小伙伴还很亲密团结,可后来因为阶级或者个性不同慢慢走散了。但也正因如此,直到今天,他对于小学的记忆仍然比中学、大学还要清晰。
《郊区的鸟》剧照如今来看,儿时玩伴的离去、童年时光的终结,更像是时代变革的侧写。
从90年代末期,杭州市政府就开始着力加大对钱塘江流域的开发工作;21世纪初,杭州钱江经济开发区建立;2016年,浙江省金融办发布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规划,杭州经济从以西湖为中心的“西湖时代”开始向“钱塘江时代”迈进……从某一刻开始,工业化、现代化正侵入每一个人的生活,人和人之间的联结方式,也随之有了变化。
《郊区的鸟》工作照
“最开始拍摄电影的出发点,就是想起小学的时候。”带着对儿时人际关系的追忆,仇晟开始策划起自己的长片作品。而在筹备这部作品时,他又想起曾经在杭州城里看到的搞地铁测量的人,大家沉默地交替走动着,没有太多交流,在他看来这“就像是现代人生活状况的表征”。
于是乎,两种思绪最终汇聚成了电影《郊区的鸟》。该片讲述了主人公夏昊在两条时空线上的故事,一条线发生在杭州郊区,儿童夏昊和一群小学同学在郊区寻找朋友胖子;另一条线发生在当下,成年夏昊是一名城规勘察员,正调查杭州一起因修建地铁而地面下沉的事故。
前一段故事发生在夏天,散文式地记录了一群郊区孩子之间朴素的友谊。他们互相告白、玩子弹枪游戏,在离开的时候彼此拥抱告别,夏昊甚至交了“小女朋友”,还跟好友胖子玩起了小男孩之间的“特殊”游戏。在这条线上孩子们的情感和情愫是未经社会化的混沌与暧昧,亲密又质朴。
《郊区的鸟》剧照与之相对的则是另一段故事中,成人在了无生机的都市麻痹交流,相较前者的流畅,都市成年部分的感觉是阻滞和机械的。仇晟在都市线上使用了大量的变焦推拉镜头,以及地质勘测仪的视角,观众明显能感觉到摄像机和器械的强势存在。仇晟解释道,变焦镜头的粗暴感和勘测仪的冰冷感“能够去刺破环境,让人更多地看到城市的机械化或者说丑陋性”。
这种处理源于仇晟对当下都市生活的理解,他一直在思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能否召唤过去的公共空间,能够更加切身地互相交流,彼此相爱?仇晟认为:“像过去的公园等公共社区,人们经常会随时随意地坐下来,能跟陌生人相遇、交流。而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人们都是在网上约好地点再去,人跟城市成了点对点的关系,人与人也被无形地隔离。”
为了营造这种氛围,仇晟特地找来了李安的儿子、从小生活在美国的李淳来饰演成年夏昊,希望来凸显他在熟悉又陌生的环境里的“格格不入”。尽管二人生长环境完全不同,但或许因为同样喜爱一批活跃在七八十年代的美国导演的缘故,仇晟和李淳的电影理念倒有些不谋而合,李淳也觉得在片中“演了自己”。
李淳饰演成年夏昊《郊区的鸟》里,在夏昊的身边,是貌合神离的同事,以及彼此隔离错位的情人。说到夏昊跟情人的关系时,仇晟说:“这部影片里没有大家期待的爱情,在失去生机的城市里人们还能相爱吗?因为空间的宰制,他们不能产生亲密的情感反应。”
2010年前,杭州一直位列《经济生活大调查》最具幸福感城市前十,但在那之后却常常落榜;而在2015年,智联招聘发布的《白领8小时生存质量调查》上,杭州反倒成为生活压力最大城市的第五名。时间的挤占,空间的割裂,都深深影响了人们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与情感联结。
值得一提的是,在拍摄同年那条线时,仇晟特地故地重游、回到了儿时玩耍的地方,却发现那里已经变了模样,不再是童年时的感觉。所以他开始往浙江的周边寻找,最后选择在嘉兴的平湖附近拍摄了电影中童年的部分。而这样的遗憾,在城市化改革的进程中,还仅仅之术冰山一角。
仇晟选择在嘉兴拍摄了电影中童年的部分如果说富春江开发的“姗姗来迟”,让顾晓刚能更多从影像当中去展露人在变革当中的处境、现代与传统相处的模式,那钱塘江边更早到来的、更剧烈的变化,则让仇晟的表达更像是手术刀一样,能精准地将过去和现代“切割开来”——比起进行时的《春江水暖》,《郊区的鸟》更加接近于完成时。
不过对于家乡的变化,仇晟所抱有的情感不只有遗憾和反思。他告诉毒眸,他并不想单纯地回到过去,也否定了所谓“乡愁”,他想要的是一种方案,能把城市变迁中失去的东西——比如公共空间,重新在当下的语境中召唤回来。
也因为如此,在《郊区的鸟》中仇晟没有直接地采用线性叙事,而选择了时空杂糅的平行世界叙事策略。“故事最后结尾在了杭州的当代成年部分,而不是童年的时刻,是因为我们需要寻找当下的生活方案,而不是回到过去。”仇晟说道。
被破坏的王国相比于刚刚开始经历变革的富阳,正在高速发展的钱塘江畔,杭州市内、西湖地区的繁荣和变革,要来得更早、更剧烈一些。这也使得从小生活在杭州市内的祝新,虽然年纪最小,但却更能从细微之处、从生活方式当中,察觉到时代的气息。
自2012年杭州1号地铁线正式开通至今,杭州已有4条地铁在运营,而等到3年后亚运会召开时,预计要形成13条线路,实现十城区全覆盖。祝新告诉毒眸,他家附近建了大概四五年地铁,童年的玩伴基本都移到了自己不认识的地方,也很难联系上。而上一辈的亲戚,本来是渔民,也因为环境变化等原因不得不上岸,“这对人的情感来说是非常剧烈的(冲击)”。
杭州的生活方式在变。随着阿里巴巴、网易等互联网公司在杭州飞速崛起与发展,近20年里杭州逐渐成为了最具人才吸引力的城市。特别是在2016年G20峰会之后,杭州每年常驻人口的增量从原来的几万上涨到了十几二十万,2017年人才净流入率更是一度以11%以上位居全国第一、是北京的近三倍。
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在加快,有在北京上学的杭州90后告诉毒眸,感觉杭州的交通压力、生活节奏早已不逊色于北上。而用祝新的话来说:“杭州现在越来越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浮躁,很多人周末都选择去商场,而不像过去一样去爬山、喝茶。我喜欢过去更缓慢、更质朴的生活。”
导演祝新(图源见水印)在祝新看来,“城市变迁”是一个特别宏观的词,而相比宏观的社会和城市发展,他更关心的其实是个体感受,他将这种城市变迁称之为“被破坏的王国”。所谓“王国”,就是祝新心中追求的,贴近“原始和自然”的故乡。
为了能够描绘“被破坏的王国”所带来的那种情感,大二时祝新问爸妈借了两万块,和杭州民间的一个“拍电影兴趣小组”的朋友们趁着暑假一起开始纪录杭州的变迁。最初的剧本很短,只有三十场戏,而且很多细节需要临场发挥,并没有被当成一部长片去创作。
也因为缺少相应的规划,拍了没多久经费就用完了,拍摄工作也被迫停止。在随后近一年多时间里,祝新一直在思考这个故事,觉得它有被完善、发展成长片的可能。于是他靠着接广告拍摄赚了一笔钱,又拉上朋友们一起将这部《漫游》拍摄完成。
《漫游》海报《漫游》的英文名叫做“消失的一天”,在祝新看来,其实就是“消失的童年,消失的古老生活”。影片当中,祝新选择以一种未经尘染的稚气和干净去捍卫对儿时杭州的记忆和生活方式,绕开了对现实的直接刻画,以更私人、更决绝的坚守方式,将自己心心念念的故乡用最简单的方式展现出来。
片中的杭州是祝新自己的,它既是祝新童年的心理地图,也是他追求的自然生活:“我想要的是我心中的空间。杭州虽然有剧烈的流动和变化,但在我心中,并没有很多行政区域的概念,这里就像个游乐场,那座山对我来讲是摩天轮,西湖就是父亲小时候去游泳的地方。”
“这座城市在我小的时候,自然和生活结合得特别紧密,导致我思考的方式也比较原始。”祝新说。
《漫游》剧照儿时,祝新的家离山很近,他常常会想,自己的家在几百年前是什么样,有可能是洞穴,也有可能是树林;在京杭大运河上,有不可计量的船只经过,童年的祝新不免好奇,船里人的生活和这座城市有什么关系?他们有没有人会留在岸上,途经的时候会不会留下什么?
祝新向毒眸坦言,拍摄《漫游》时,他还没有从一个孩子进化到特别成熟的阶段,他把那些儿时的感知和想象放进了自己处女长片,“在我的电影里面,我会尝试让我的父母在洞穴里面对话,借着一些微弱的微光,或者说从山谷缝隙透过来的光交流,讲述一些秘密。”
而随着年纪的增长,对世界认知的成熟,祝新也慢慢产生了换一个视角来看待“被破坏的王国”的欲望。他对毒眸透露,下一部影片将会聚焦于现代杭州:“杭州目前除了古老的部分,还有很多玻璃大楼,很像浦东。在这样的现代状态下,也诞生出故事,诞生出美妙的瞬间。下一部会面对更加当代的问题,比如代际情感和代际关系。”
属于中国电影的“新浪潮”虽然同为杭州人,但因为生活的环境、成长的背景不同,所以三位导演呈现出的气质也既然不同。
年纪最长的顾晓刚显得十分淡雅,有种与世无争的感觉,入行之前学的是服装营销;比他稍小的仇晟则显得十分精干,透着工科生的缜密感,他本人也的确是清华大学生物医学工程系毕业的学霸;而最年少的祝新,目光锐利的同时又带着一份干净的少年气,在拍处女作时他还是中国美术学院广告专业的学生。
祝新导演短片《午山社区》不同的成长经历,不同的人生路径,不同的性格气质,三人却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讲述杭州的电影故事而有了碰撞和交集,并且成为了挚友。而这样看似偶然的变化和经历背后,既有产业环境、独立电影创作风潮对于青年一代的影响,也蕴含了时代变革当中个体的变化与成长。
作为新一线城市的一员,杭州同时也是文化产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拓普智库数据显示,过去几年间杭州市年票房一直位居国内前十、是国内重要的票仓城市,而电影也自然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生活的一部分。此外,无论是“杭州亚洲青年影展”(顾晓刚就是在这一活动上成长起来的)等活动,还是祝新所在的“拍电影兴趣小组”等组织,大量官方的、民间的舞台,为一批批年轻人提供了施展自我理念的机会,并未他们打开了通向专业电影创作领域的大门。
不过度追求场面刺激和戏剧化冲突、通过长镜头或者移动摄影等方式来凸显人物内心、强调纪实的创作手法和对主观现实的彰显、具有强烈个人传记色彩……这些杭州新青年、新导演的作品,从风格特点到美学追求,都使人不觉会联想到以法国电影新浪潮为代表的电影运动。
法国电影新浪潮祖母瓦尔达(中间)不同之处在于,这场运动之中除了受到客观的环境因素的影响外,杭州本土的变革也在为青年的创作、思维火花的迸发提供精神的食量。“失去”的故土、走散的友人、被冲淡的乡土文化、现代化下的迷糊,种种复杂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构建了这一代杭州影人的作品内核——强烈的地域特色,影响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人在一时的创作热情,更有可能会演变成为引发产业蝴蝶效应的一次震荡。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位导演的杭州故事依然会在他们各自的下一部作品中继续,这座城市就这样被“第三只眼”的影像注入了不同视角的丰盛,也留下了一个巨变时代的影像注脚。正如顾晓刚对毒眸所说的那样:“每一位创作者都有杨德昌导演口中的‘第三只眼’,有了电影、绘画或其他媒介,就有了因艺术而生的第三视角,在别人习以为常的地方,不同的创作者会有不同的思考。”
而事实上,这样的浪潮不止发生在杭州。
前几年,由内蒙古籍青年导演执导的《心迷宫》《告别》《八月》《老兽》等作品在国内外大放异彩,让人们关注到了内蒙古的电影浪潮,这批“草原上的青年们”在用一种“粗犷”的方式去挖掘小人物内心的细腻;而近几年,毕赣、陆庆屹、饶晓志则把浪潮带到了贵州,展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难以被主流视野所关注到的一批批“边缘人群”。
毕赣《路边野餐》中的贵州从大的产业环境和行业发展脉络来看,中国过去的十几二十年里,更多是在向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电影发达地区学习,试图从中获取经验以搭建自己的工业化体系。以至于在中国电影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像曾经的第五、第六代导演那样,诞生于时代背景下、和历史发展紧紧相连的“代际导演”却越来越没了声音。而如今这批青年创作力量的崛起,是对曾经的延续,也在地方变革的影响下衍生出新的特色。
和历史上无数次以“对抗”电影工业化为代表的电影运动不同,这股在中国大地上兴起的电影风潮,指向的不仅仅是对前代影像范式的集体反叛、对作者电影和独立电影的推崇,更有对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文精神与地域文化、传统文化的关照,这是大变革、大发展时代下,独属于中国当下的文化产物。
而谁也不知道,这样的“当下”是否会逐渐演变成“未来”,成为下一阶段推动产业进步的力量——而这样的力量,无关乎于和商业化、工业化的对抗,不代表一种反派式的割裂,而更像是中国电影美学、中国电影文化、中国电影人文精神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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