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被《国家宝藏》带火了的石鼓，藏着哪些秘密？

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一件文物的价值和意义往往与诞生的年代是否久远成正比。在《国家宝藏》第一期节目中，曾出现过一件人气爆棚的文物，它就是石鼓。

石鼓，高约45-60厘米，直径约60厘米，每件都以籀（zhòu）文篆刻四言诗一首（70字左右），共十首。因为石形如鼓，故谓之“石鼓”。上面的文字则被称为“石鼓文”。

这件其貌不扬的文物身上，蕴藏着怎样的秘密？

石鼓于唐朝贞观年间被发现，当时震惊朝野上下。唐初的书画家、诗人，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在看到“拓本”后，皆惊叹石鼓文篆刻的“古妙”。文人雅士听闻消息，纷纷前去一睹为快，争相为其作诗写赋，于是便有了韩愈流传至今的《石鼓歌》。

虽然“石鼓出生于大秦”已成定论，但它究竟归属秦国的具体哪一公或哪一王，历代研究者争论不休，曾有襄公、文公、宣公、穆公、景公、献公、惠文王等不同的说法，前后跨度横亘几乎整个春秋战国时期。

身世之谜尚未揭开，但无论如何，石鼓是最负盛名的中国古代石刻，世称“石刻之祖”。“石鼓文”则是中国现存最早、文字最多的石刻文字，被历代书法家视为至高无上的“篆书字帖”。从文学的角度来看，“石鼓文”也是最早的诗歌作品之一，为历代皇帝所钟爱。

石鼓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石鼓的经历富于传奇色彩，曾遭逢多次战乱，几度失踪又被找回。它见证了中国历史2300多年的沧桑变迁，经历了以金镀石，经历了磨刀摧残，具有独一无二的文物价值。

清代改良派领袖、近代著名书法家康有为称其是“中华第一古物”，这一点也不夸大。

我国在石材上篆刻文字萌芽于商，受当时镌刻工具的限制，未能得到较大发展。春秋战国随着古代冶金术的进步，铁器和碳钢相继出现。镌刻工具的强度与硬度均有很大提高，刻字较多的石刻才开始出现。

石刻资料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艺术价值，为传统金石家、史学家所重视。

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战国中山王陵《公乘得守丘刻石》，铭文分为两行竖立阴刻，共十九个字，成为了考古学者打开神秘中山国历史大门的钥匙。

守丘刻石及拓片译文

图中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叫公乘得，一个叫旧将曼的人，专门留给后人的，意思是：告诉后来的君子们，我们两个给国王看守园囿、给他捕鱼，现在又给他看守陵墓。

石破天惊，2000多年前两个守墓人留下的这句话，证明了战国时代一个王陵的所在地。

东汉的秦君神道柱，现收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房山石经发现最早版本《心经》，学界认为这是由唐代玄奘法师翻译的

北京素有刻石立碑的传统，从北京最早的铭文石刻——东汉秦君神道柱算起，迄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

蔚为壮观的房山石经，堪称人类文化瑰宝；快雪堂帖、三希堂法帖以及赵孟覜书写的《张天师神道碑》等，都是书法艺术珍品；进士题名碑是传统科举制度的历史见证，传教士墓碑则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珍贵实物……

光绪三十年甲辰恩科进士题名碑

北京地区石刻数量巨大，尤以明清为最。比较而言，近代石刻则进入了相对的低谷时期。

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北京的重要性是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加上近代社会的复杂多变，决定了近代北京石刻具有超越前代的丰富内涵和珍贵的历史价值。

近代石刻记录了北京的历史变迁，勾勒出百年近代史发展的脉络。

任亮墓碑碑阳拓片

任亮墓碑

“任亮墓碑”记载了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任亮奋起抵抗、英勇牺牲的经过。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衣冠冢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摩崖及塔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是1936年冯玉祥为纪念滦州起义殉难烈士而建，它是辛亥革命的历史见证。

慧仙女工学校碑（现状）

慧仙女工学校碑碑阴拓片

近代石刻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包括政治、教育、工商业、宗教、民俗等，简直称得上是一部地方史志。

如，“司法部修建官廨碑”记载了晚清至民国初年中国司法制度称谓、机构建制、职能等方面的变化。

从“慧仙女工学校碑”、“金韵梅大夫墓碑”、“京兆通俗教育馆记”、“西南联大纪念碑”等碑刻中，我们可以窥见近代教育演进的历程。

圈门窑神庙旧照。1999年调查时，窑神庙（圈门中学内）正殿台基下埋有煤行公议碑

工商业方面，碑刻中有不少关于工商业行会的成立沿革、行规、捐资情况、铺号人名等方面的内容。会馆碑刻提供了大量有关工商业行会的材料。

如，“猪行公议条规碑”（碑原址在西城区西四北大街真武庙，现下落不详，中国国家图书馆存拓片）记录了猪行行规、管理制度、店铺名称及所祀行业神等。

“如有新开猪店，必须在财神圣前献戏一天，设筵请客，方准上市生理。如不献戏、请客，同行之人，该不准其上市生理”， 从中可见行会排挤外行商人加入本行、限制本行扩大经营及另开新号的落后性一面。

王友三、王浩然述德碑碑首

王友三、王浩然述德碑碑阴额拓片

王友三、王浩然述德碑碑阳拓片

此外，记录宗教内容的石刻数量相当多，涉及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东正教等，其中以佛教和道教数量最多。

民国时期，伊斯兰教在北京的影响呈扩展趋势。1912 年牛街阿訇王宽（字浩然）组织中国回教俱进会。

1928年北京回族各界人士组建北平回民公会，在牛街和三里河清真寺留下了许多有关王宽、马福祥等回民著名人士的石刻，如“王浩然述德碑”、“马福祥捐资助学碑”等。

李君创设玉器商场碑碑阳

李君创设玉器商场碑碑阳拓片

近代石刻还保存了许多民俗方面的珍贵资料。在行业会馆碑刻中，有许多关于行业神崇拜的内容，如玉器行祖师爷为丘处机，绦行信仰哪吒，梨园行供奉喜神等。

从大量的碑刻中可以看出行会的公所，不仅是工商业同行开会议事的场所，共同祀神也是行会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东岳庙、妙峰山、慈善寺、戒台寺、潭柘寺中，保存了数量众多的庙会、进香、善会石刻，反映了近代北京普通百姓的风俗、信仰，以及社会心理。

清华园火车站旧照

近代北京汇集了众多名人，他们或籍贯北京，或在此游历、求学、考试、做官、经商等，或死后葬于此，因而在北京留下了众多的石刻，是其他地方无可比拟的，构成了北京独特的人文景观。

许多门额、榜书为名人书写，如陈宝琛书“兴记”匾、吴佩孚书“长春会馆”匾、那桐书“清华学堂”、詹天佑书“清华园火车站”等。

袁公祠刻石拓片

听雨刻石

会馆石刻多为本省或本乡在京做官的人士撰写，墓碑、墓志等更是荟萃了众多名人手笔。

此外，名人书写的碑刻题记更是数不胜数，如，康有为在袁崇焕祠墓的题记，文笔、书法俱佳。

居庸关重修关帝庙创建魁星阁摩崖碑

溥儒摩崖诗刻之“趺坐”

值得一提的还有摩崖。从现存材料看，北京地区摩崖始于北朝，隋、唐、辽、金均有发现，元、明、清至民国逐渐增多，蔚为大观。

如，海淀区樱桃沟梁启超题写的“退谷”摩崖、八大处公园林长民题写的“濬波”摩崖等。

近代石刻距今年代不远，有的距今仅有几十年，由于不受重视，加上人为的破坏、时代的变迁，许多石刻已经不复存在或下落不明。对近代石刻的整理、保护，可以多层面地丰富北京近代史地研究，深化北京区域史、社会史研究，丰富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

本文内容摘编自《北京地区近代石刻选粹》

《北京地区近代石刻选粹》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

精装 16开

本书收录产生时间在1840年至1949年的北京地区的各类文字石刻，包括北京18个区县近200处石刻，内容包括近代名人石刻，如恭亲王奕䜣、荣禄、李莲英、王国维、梁启超、吴佩孚等的墓葬石刻，以及反映政治、教育、工商业、公共事业、宗教、民俗方面内容的石刻等。约13万字，插图300余幅，系对北京地区近代石刻文物进行著录研究的专著。

编著者运用石刻学的专业方法，在对北京地区的石刻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石刻文物进行田野调查，并将实地调查和文献梳理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