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重读潘光旦

2019年8月13日，纪念潘光旦诞辰120周年座谈研讨会在潘光旦的家乡宝山区罗店镇举行。潘光旦（1899—1967）先生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以及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潘先生一生学贯中西，所涉学术领域甚广，闻一多赞其为科学家，梁实秋称其作品体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凝合”。潘光旦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

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葛兆光先生《重读潘光旦——为<潘光旦文集>出版而作》一文，共同纪念这位20世纪中国杰出的思想家。

过去曾经读过潘光旦先生的一些著作，这次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新出版的《潘光旦文集》十四卷本，不免又有一些感想。

壹

作为一个文史研究者，我很感慨潘光旦先生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深厚文史功底，也很感慨潘光旦先生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中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我不是很了解社会学界的情况，如果把潘先生算是社会学家，而社会学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是来自西方的，它处理的基本上是共时性问题，那么，给我这个外行的感觉是，他似乎比一般的社会学家要更关心中国的社会、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同异以及这种同异的历史来源。不妨去读《冯小青:一件影恋之研究》《中国伶人血缘之研究》《明清两代嘉兴之望族》《开封的中国犹太人》以及《性心理学》的注释，大体上我们可以知道，在社会学的一般方法之外，他充分运用了他的传统文史知识，使通常的社会研究，增加了时间或历史一维，从而他的研究总是那么有立体感和纵深感。特别是《性心理学》的注释，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在这种看似旧学的注释形式中，来自西方的性心理学与中国的历史现象便交汇在一起，西方理论获得了中国文献的支持或修订，中国历史有了西方现代视野的观察，其实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范型，可惜至今我还没有看到有类似的后续研究。

1956年春潘光旦在中央民族学院寓所

（张祖道摄）

老一辈社会学家甚至自然科学家，都有很好的旧学基础，也有很好的文字表达能力，我平常很喜欢读吴文藻、陈达、费孝通、竺可桢等先生的文字，潘光旦先生的著作也同样清通简明。说句不太中听的话，他们不像现在的某些社会学家的作品，一眼看上去满纸生涩，仿佛古人说的“佶屈聱牙”，而且总是像“报告”，仅仅依靠数字支撑理据，不容易让人读下去。记得很早的时候，我读《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就觉得现在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应当像这样写，既规范又清楚。显然，文化修养的厚薄，学术训练的高下，历史知识的多寡，在所有的写作中都会表现出来，潘先生当年在这本书中曾经暗示说，文化、学术、道德修养，自然要有很多社会与经济条件，但这也是要靠世代的“教育”和“遗传”才能得到的。

一个学科的风格和传统也是这样，那么，什么时候我们年轻的社会学家们，论著才能写到像潘先生那样清通流畅？

贰

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研究领域并不都在中国历史与文化中，不过，让人佩服的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的敏锐和洞察，绝不在历史学家之下。他在社会学研究的时候，涉及的一些历史问题，恰恰就是大问题。比如，他关心宗族的问题，关心科举的问题，关心民族融合的问题，其实都是中国历史的大关节。从后设的角度去看中国历史与文化，它与西方社会与生活之差异，恰恰出现在这些大关节上：宗族的存在，使得中国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甚至国家观念都与西方不同，宗族和士绅处在国家与民众之间，使得中国的“国家”与“个人”的紧张，与西方封建制度相当不同，因此各自进入现代之后的情况也相当不同；科举对于社会阶层的流动与升降的意义，也已经被很多人所注意，它使得中国官僚制度和社会结构和西方形成差异；而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汉族中国与四裔的关系也相当重要，朝贡体制下的中国那种复杂的世界主义心态和民族主义意识，对外族那种既宽容又自负的态度，也是中国境内各个民族融合与冲突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大问题。这些都在潘光旦先生的关注视野中，我想，很大的原因就是潘先生是从他所研究的“社会”反观历史，从而注意到了形成现在这个社会的历史中，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因素。

潘光旦先生摘录的民族史料卡片

（陈佳2017年12月摄于北京大学静园二院）

读《文集》第十一卷的日记，看到晚年的潘先生仍在每天读《明史》、读《通鉴》，摘卡片，记心得，真是有些感慨，社会学和历史学真的是那么不同的两个学科，真的像大学中的制度那样有清楚的畛域，分属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我们怎么去教育现在的学生，不要被后设的学科制度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呢？

叁

说到潘先生的遗传学、优生学理论，我想说一些题外话。在很长的时间，学术和政治总是分不开，遗传学、优生学在一段时间内，似乎与一些类似纳粹的政治问题连在一起，似乎它与人种优劣、种族清洗、大屠杀之类的事情有关，这种“理论的政治嫌疑”，其实是没有分清学术与政治的各自界限，很多理论本身并没有政治动机，它要成为政治性的意识形态依据，是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解释和运用的，理论不能替政治负责，这就好像制造菜刀的工厂不能为用菜刀杀人的罪犯负责一样。

潘光旦先生的身影曾经在一段时间淡出了中国学术界，其中原因当然并不仅仅是由于遗传学、优生学的连累，而是整个社会学学科甚至是整个中国学术的大背景，不过现在要重新认识潘先生，却还是要对遗传学、优生学有一番重新认识。最近若干年来，遗传学甚至是行为遗传学的理论又开始被重新评价，比如当前美国就有这样的研究，人们在破解基因密码的同时，也在探索人的“行为”“心理”是否也可能遗传，这本身是一个事先不预设答案的科学研究课题，它与纳粹时期的“种族论”、文革时期的“出身论”无关。潘先生的遗传学、优生学的意义其实也需要这样重新评价，他在那个时代引进这样的理论，并且很用力的提倡这种遗传和优生，他是怎么想的，我觉得这种理论的时代意义，似乎还没有被学术史充分认识。当然说起来，潘先生并不是一个完全的“遗传决定论者”，他也很重视后天的外在的“遗传”，即世代相传的教育和培养，我们怎样在这个时代重新认识那个时代社会学家潘光旦的焦虑和思索，恐怕还要仔细琢磨才是。

（本文原载《光明日报》2001年7月19日，后收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2017年1月葛兆光学术史随笔选《余音》。本文转载获出版方授权。）

《中国民族史料汇编》（三卷本）

潘光旦 编著

ISBN978-7-5077-5400-1

学苑出版社2018年5月

在潘先生的头脑中，始终存在着一幅我国各民族在历史时期中的发展、变化、流动迁徙和中华民族形成、民族关系变迁的整体画面。

——费孝通

研究中国当代的民族问题，必须追溯这些群体的历史由来。潘先生的《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就是我们研究中国民族史的重要参考书。记得我前些年写《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一文时，《中国民族史料汇编》就是一部主要的工具书。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马戎

【内容简介】

潘光旦先生自1959年开始阅读《二十五史》，对民族史料加以圈点，至1961年10月23日阅讫。因《南史》《北史》前阅本已出版，又重阅一遍，再加圈点，至1962年3月23日完成。紧接着阅读圈点《资治通鉴》，自3月24日开始，至同年9月9日阅毕。1962年开始摘录《史记》中有关民族史料，做成资料卡片，至当年9月止，现存卡片425张，是为一套；1963年3月至5月间，摘录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汲冢周书》《竹书记年》，共存卡片796张，混编为一套；《资治通鉴》的卡片摘录做于1963年9月至12月间，现存卡片201张，单为一套；再有1963年5月30日至1964年12月12日摘录《明史》，存卡片839张，为第四套。潘先生在摘录各书正文及部分注释外，一些资料条文下加有署名光旦的按语，表达自己的看法及研究心得。

本书系整理潘光旦先生摘录及加按的四套共计2261张卡片内容而成，保持摘录资料之原貌，希望可为民族史研究者提供资料性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