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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世界太危险,让我们一起逃回摇滚乐
伍德斯托克:从反叛的乌托邦到乌托邦的反叛
文 | 张铁志
摇滚客说,摇滚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反叛态度,而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乐节正展示了这些美好标语是如何在一个大农场上、在三天三夜中显现出来,并为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摇滚青年,定义了摇滚音乐祭的终极想像。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也浓缩了六零年代最美丽的姿态。嬉皮青年们在这里向世界证明了,至少在那几个白天与黑夜中,他们确实是爱与和平的天使。
但那其实不是一个“爱与和平”的时代,而是“恨与战争”:是种族主义的恨,是美国在东南亚土地上的战争,以及美国内部的战争。
爱与恨、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冲撞,构成1960年代的时代精神。
1.60年代的火焰,在时代终结前奋力燃烧
伍德斯托克的本质是一群天真的理想主义者,在战争与暴力的漫天烽火中,建立一个“爱与和平”的音乐乌托邦,一个伍德斯托克国度(Woodstock Nation)。
虽然事实上,那只是时代的回光返照,是不甘被打败的嬉皮的最终奋力一搏。
1968年,全世界在这一年爆发青年革命以及对革命的谋杀。在美国,主张非暴力的金恩博士和参议员罗伯甘迺迪两个理想主义代表先后被暗杀。另一方面,黑人民权运动日益走向暴力,黑豹党和警察之间的枪战越来越猛烈。八月芝加哥街头,爆发六零年代最激烈的警民冲突。而头上带着花朵的嬉皮早已被宣布死亡:前一年在旧金山鲜艳的“爱之夏”,已然崩解为混乱深渊。1969年,整个六零年代的火焰仿佛要在时代终结前奋力燃烧。民谣歌手尼尔·杨在一月发表个人专辑时说:“每个人都知道革命就要来临了。”
共和党的尼克森在一月宣誓就任总统,反战运动持续高亢。春天,哈佛大学三百名学生占领校舍。五月,柏克莱附近的人民公园发生激烈对抗,州长宣布柏克莱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6月1日,约翰·列侬在加拿大蒙特娄的旅馆床上,录下经典反战单曲 Give Peace a Chance。6月28日,在纽约格林威治村的石墙酒吧,不甘于被警察长期骚扰的“同志”群体起身抗暴,开启了同性恋平权运动。七月下旬,“同性恋解放阵线”成立。
八月初,吸引许多嬉皮跟随的邪教曼森(Charles Manson)家族成员,犯下数起严重凶杀案。九月,去年在芝加哥引起骚乱的“八君子”的审判开始。冬日的十月,“气象人”组织的运动在芝加哥掀起“愤怒的日子”。十一月,近五十万人在华盛顿举行反战大游行。
黑豹党领袖Eldrige Cleaver说,“革命即将爆发,不论去炸美军,或者暗杀美国总统,都是值得尝试的。”
就在这样一个灰暗的夏天,将近五十万人奇异地参与了一场关于爱与和平的音乐盛典。
2.爱、音乐与和平,激进、抗议与颠覆
1969年8月15日到18日。
几个年轻人看到摇滚乐已经在1960年代后期成为青年文化主要力量,看到爱与和平已然成为时代精神,所以在纽约州北方的伍德斯托克小镇附近,举办了一场“伍德斯托克音乐与艺术节”(Woodstock Music and Art Fair)。
演唱会的阵容包括那个时代大部分的民谣和摇滚巨星(或者在这场演出之后就成为明星的新人),除了最重要的三个:滚石、披头士和鲍勃·迪伦。
歌手们在舞台上日夜轮番上阵,台下的年轻人在这里相互微笑,在雨后的泥浆中歌唱跳舞,在河中集体裸身洗浴,在草地上实践“做爱不作战”。
有人说,伍德斯托克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都没发生。即使有五十万人,且食物几乎匮乏,但没有发生任何暴力与不幸。当地警长说,“姑且不论他们的服装和想法,他们是我二十四年警察生涯中最有礼貌、最体贴和最乖的年轻人。”
伍德斯托克成为一个反文化的邦城、六零年代青年文化最盛大的瑰丽展演,以及摇滚史上的永恒神话。
正是因为伍德斯托克的巨大,它也彻底体现了摇滚乐的核心矛盾:青年文化与商业、与反叛之间的矛盾。
伍德斯托克原本是生意人的赚钱淘金乐园。一如1967年,有人看到新诞生的嬉皮文化和迷幻音乐,所以举办了空前盛大的蒙特利音乐节(Monterey Pop Festival)来赚钱。
但这些音乐节,确实引爆了彼时已经酝酿多时的青年想像,所以女孩男孩们冲破藩篱,在这个金色花园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乌托邦国度。
有人或许感动于主办者最终宣布这是一个免费音乐会,但也有人认为,主办者愿意拆掉围篱,是因为他们已经和华纳公司谈好电影版权,而那才是真正的巨大收益。
至于文化与政治,嬉皮或摇滚青年与新左派革命青年之间的关系本就争论不休。到底嬉皮或摇滚所建构起的反文化,有没有改变体制的革命潜能?这个六零年代最盛大的音乐会正好是一次试炼。
新左派阿比·霍夫曼(Abbie Hoffman)很不满意主办者去政治化,因此借用鲍勃·迪伦的经典歌曲曲名“暴雨将至”,改编为“暴雨已至”(The Hard Rain’s Already Falling),以此来强调国家对摇滚乐的压迫:
“很快地,有一天,我们会在邮局看到国家的海报上写着‘通缉阴谋叛乱者’,但文字下面是我们最喜爱的那些摇滚乐队。这是幻想吗?不。看看Jimi Hendrix, MC5, The Who……他们最近都因为持有毒品被警方逮捕。这是因为国家要摧毁我们的文化革命,一如他们摧毁我们的政治革命。”
霍夫曼决定解放伍德斯托克,他并特别希望主办者可以声援因持有大麻而被逮捕的运动分子约翰·辛克莱(John Sinclair)。因此在乐队The Who表演时,霍夫曼冲上台去抢麦克风说:“你们怎么可以在这边爽,却看着John Sinclair只因为持有一点大麻而被捕。”但就在这时,The Who吉他手Pete Townshend用吉他和靴子踢他,说:“滚开我的舞台”。
这是伍德斯托克最著名的一段冲突,常常被认为呈现了嬉皮、摇滚和新左派的分裂。
霍夫曼虽被赶下台,但在后来他还是写下《伍德斯托克国度》一书,说到:“他们是一群疏离的青年,他们致力于合作而非竞争,他们深信人们应该有除了金钱之外更好的互动工具。”
伍德斯托克城邦的组织者宣称他们尊崇自由、反战和民权的理念。也有音乐人刻意要在歌曲里放入政治。例如民歌之后琼·贝兹在现场唱起工运老歌 Joe Hill ,显然是提醒嬉皮们抗争仍要继续。
Country Joe则演唱著名的反战歌曲 I-Feel-Like-I'm-Fixin'-To-Die Rag,在歌曲中他说,“你们听着,我不知道如果你们不能唱得更好,你们要如何停止这场战争。这里有三十万个浑球,我要你们开始唱!”
Jimi Hendrix用魔鬼般的姿态弹奏起美国国歌,是最激烈的颠覆。
Jimi Hendrix
但不论是爱与和平,激进与抗议,这些舞台上的声音终究无法抵抗时代向黑暗坠落。
3.和平真的只存在那三天,摇滚的狂欢划下悲剧终点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海报上写着:“三天的和平与音乐”。的确,和平真的只存在那三天。
1969年12月4日,黑豹党成员Fred Hampton在家中被警察击毙。两天后,加州阿特蒙的滚石乐队演唱会上,一人在骚动中被保全“地狱天使”刺死,为六零年代摇滚的恣意狂欢划下悲剧终点。
从1969年8月到1970年5月,约有两百起的炸弹爆炸或意图爆炸事件,平均每天一起。1970年3月,主张暴力革命的“气象人”成员有三人在格林威治村家中制造炸弹时引爆身亡。5月4日在肯特州立大学,美国国民兵枪杀四名反战学生。
摇滚乐也演奏起哀戚挽歌:吉他之神Jimi Hendrix、The Doors主唱Jim Morrison、嬉皮之后Janis Joplin都在一年内死亡,他们都是27岁。
显然,伍德斯托克只是草地上与泥浆中建立起的一座解放的城邦,是天真嬉皮们一场华丽的冒险。
他们只是天真地想逃逸出体制,但未能改变捆绑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政经权力,没能阻止战争,没能改变美国种族主义。
所以,虚幻的伍德斯托克国度刹那崩解了。
此后,反叛王国的子民成为新市场的消费者,他们或者他们的后代,在音乐中或演唱会上享乐玩耍,购买嬉皮文化与另类文化的商业产品。反叛的乌托邦背叛了自己。
不过,伍德斯托克青年们构筑起的这座小小城邦,并未随着他们离开那座巨大农场而被荒弃在历史中,而是进入每一代摇滚青年的集体意识中,不论是他们留下的梦想,或是灰烬。
4.一个无法复制的神话,终究没能改变那个时代
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幽灵总是在我们的上空游荡。
四十年前的台湾地区,处在封闭世界的摇滚青年们深受这场演唱会震撼。
台湾滚石唱片创办人段钟沂说,他虽然不一定喜欢Jimi Hendrix或Janis Joplin的音乐,却在他们身上看到反体制、反权威的姿态,也逐渐了解摇滚乐是愤怒的。Jimi Hendrix在伍德斯托克演唱会上用电吉他性感地弹奏出美国国歌,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场革命。
而台湾地区或中国大陆在过去三十年终于迎来属于自己的伍德斯托克——或至少人们以为是——不论是1990年代中期的“春天的呐喊”,或者21世纪初的迷笛音乐节,人们感到“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接下来的历史是,音乐节更高亢也更沉默:他们从摇滚青年的反文化革命基地,逐渐更商业化,并成为新的青年文化、生活风格,但我们似乎更难听到青年的反叛之声与另类想像。
当年,天真的伍德斯托克世代青年试图用激进但可爱的姿态表达反文化的梦想,终究没能改变那个时代。
如果伍德斯托克后来年复一年办下去,也不可能持续反文化的神圣光环,而只能还原到其商业本质。今年,原本创办人还想要举办伍德斯托克的50周年纪念版,最后却尴尬取消,成为摇滚史上一场庸俗的荒谬剧。
毕竟,五十年前的今日是一个独特的文化时刻,一个无法复制的神话,而今日的我们想要创造另一个文化时刻,必须去寻找这个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及对世界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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