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展·讲座｜现在的辞典不仅要编给人看，还要编给机器看

此次上海书展上，由中国辞书学会主办、上海市辞书学会和上海辞书出版社承办的“新中国70周年辞书成就展”在序馆西侧展出。展览陈列《辞海》第一版底稿、《辞海》1936年版、《辞源》1915年版等珍贵辞书实物，并集齐《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所有版本，结合丰富图文，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辞书出版的历史与成就。同时，中国辞书学会还同其他单位合作，开展系列辞书讲座，配合辞书展，向读者介绍我国的辞书出版和辞书生活。8月14日，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李宇明与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做客上海图书馆，为读者带来此次辞书系列讲座的首场讲座，题为“辞书的文化担当”。

作为主持，周洪波以一个小故事为讲座开场。他回忆起上世纪70年代初期，圣马力诺总统来访并送给周恩来总理几大卷的百科全书，而周总理回赠的是一本《新华字典》。这件事曾被国外媒体说成是“大国家，小字典”。周洪波感叹，50年过去了，我们可以欣慰地说，我们早已摆脱了这个局面；正在举行的“新中国70周年辞书成就展”就是最好的证明。

辞书是通过词条的方式来描写世界的社会文化工程

李宇明从语言和世界的关系讲起，探讨辞书的作用以及辞书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语言能够帮助我们发现、描述并适应世界。据李宇明介绍，时至今日不是每一种语言都仍然具有发现世界的能力，有重要科学研究资料的语言、讨论学术问题使用的语言、发表科研成果的语言在今天只有20余种。发现世界的语言，常常是世界的“首绘语言”，其他语言则成为“转绘语言”。李宇明呼吁，科学家应该更多地用汉语发表科研成果，使汉语成为更为重要的世界学术语言，更好地发挥其发现世界的功能。

相较而言，发挥描述世界作用的语言则多达200余种。发挥描述世界作用的语言包括国家或地区的官方语言以及地区内有书面语传统的语言。这种语言的主要载体有新闻媒体、辞书、教科书和科普读物。其中，辞书对于传承历史与文化的作用非常重要。李宇明坦言，我们已经可以说是辞书大国，但距离成为辞书强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辞书学研究和辞书编纂仍需进步，纸质辞书在使用上也不甚方便。

发挥适应世界作用的语言，也就是人们协调动作、相互传授知识来适应这个世界的语言。据李宇明介绍，世界上有这种功能的语言数量可以达到七千余种。事实上，只要有人在使用，语言都在通过交际职能、思维职能和文化职能，来帮助语言使用者适应世界。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和世界一体化，很多语言的文化传承功能在弱化，根据估计将有百分之九十的语言面临灭亡。对于中国来说，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数以千百计，如何进行语言和方言保护同样是一个大问题。

在李宇明看来，辞书是通过词条的方式来描写世界的社会文化工程；这个定义的三个关键词是“词条”、“描写世界”和“社会文化工程”。辞书最基本单位是“词条”。一个“词条”由三个部分构成：词条本身；词条本身语文的性质，如读音、字的写法、结构、历史来源等；以及词条相关的专科知识或百科知识。“描写世界”的功能则意味着，人类所有的知识都可以通过辞书来表现。“社会文化工程”则说明了辞书对于民族集体记忆的承载作用。

李宇明笑称，我们可能连自己爷爷的事情都说不清，但是对我们民族几千年的事情却能说清楚，这就是民族不断传承下来的集体记忆。李宇明补充说，集体记忆包含集体意志，因此必须讲究规范性。“辞书虽然是以一个个单独词条呈现，但每一本辞书都以一定的规范性建构着自己的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建构得好就能成为民族的知识体系。”

“融媒辞书”能够将传统媒体的优势与新媒体的特点融合起来

据李宇明介绍，今年春节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到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了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两个月后，中国辞书学会融媒体辞书专题研讨会暨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在烟台举行。中国辞书学会讨论认为，应当极力促进两大转变：一是由辞书编纂向辞书生活研究的转变，一是由平面辞书向“融媒辞书”的转变。

媒体融合的理念于1983年始提出，至今已有36年。李宇明坦言，究竟什么是融媒体，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现在一些人对“融媒体”的看法，仍然是“全媒体”的，即：把所有的媒体集中加在一起。在李宇明看来，这只是物理的加合，而“融媒体”的“融”应该是化学的“化合”。把各种媒体集中起来，不算融合，只能算是“多媒体”或“全媒体”；只有融合起来，才能叫“融媒体”。

在李宇明看来，这种“融”的关键是把传统传播方式纳入到“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这两大领域中。新老媒体有不同的优势和特点，李宇明感叹，我们对传统媒体和辞书是非常有感情的；不管是辞书，还是传统的报纸，都有丰富和权威的内容、优秀的记者、编者和新闻守门人。而新媒体则有高超的互联网技术，更符合年轻人的阅读和生活习惯。

李宇明笑言，现在的年轻人已经都是“网络原住民”了，一切问题都要依靠手机和网络解决；随着时代的发展，“网络原住民”会成为社会的主体，同时也会成为媒体传承和知识传承的主体。这样一来，“融媒体”的发展就势在必行。简单地说，这种融合就是把权威的内容和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融合形成媒体内容的全新生产方式、组织方式、表现方式和使用方式。

这样一来，“融媒体”首先体现出的特点将是媒体的多元化。据李宇明介绍，“融媒体时代”不再只有一种媒体，而是各种媒体迭代而成：平面媒体、有声媒体、网络媒体同时并存共生，各展其长。各种各样的媒体能够满足不同的人群、不同工作的需求。李宇明认为，现在的“全媒体”看起来是融合在一块、一起放在网络上了，但仍然“你是你，我是我”。如果这些不同的媒体能够关联起来，相互融合起来，则会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

此外，“融媒体”还具有碎片化、交互性和跨界联通的特点。辞书总是有一定的系统性，而现在信息的呈现方式和传播方式都是碎片化的。在李宇明看来，信息获取和传递的碎片化正在成为新的时代交集和特点。对于交互性，李宇明强调了汉字对于融媒体时代交互性的优势。对于汉字，我们更容易“一目十行”，更容易快速地阅读和输入信息。“从古到今，汉字的优势第一次超过了拼音文字”。“融媒体”的交互性还意味着作者和读者关系的转换，或者说作者和读者身份界限的模糊。网络时代，谁是词条的编写者和接受者不再那么清晰和重要。跨界联通则意味着不同媒体之间、不同数据库之间以及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联通。

“融媒体”时代，纸质辞书仍然可以发挥着“桥栏杆”的作用。李宇明打比方说，“没有栏杆的桥我们不敢走，但我们实际上很少去扶那个栏杆，这就是纸质辞书对于我们的保障。”但是，平面媒体和纸质辞典已经暴露许多弊端，比如说修订时间长、查验繁琐、不便携带储存等等。此外，人们的辞书查检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网络已经成为首选的查检之处。因而，“融媒辞书”成为必走之路。在李宇明看来，“融媒辞书”能够将传统媒体的优势与新媒体的特点融合起来，互补长短，将“好用”和“有用”加起来，让传统辞典“如虎添翼”。

现在的辞典不仅要编给人看，还要编给机器看

据李宇明介绍，辞书生活除了我们日常的辞书使用以外，还包括辞书的编纂、出功能及研究。李宇明坦言，辞书生活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不一定很严密，但很有吸引力；它让我们更为整体地关心辞书的发展过程和现状。我们现在的辞书生活正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辞书生活逐渐以辞书使用者为中心。此外，辞书内容、辞书载体以及用户的检索与阅读习惯也都有着不小的变化。

以“哥特妆”这个词为例，李宇明讲起自己曾在一则新闻上看到一个人因为“哥特妆”被拒绝搭乘地铁，但他却不知道什么是“哥特妆”。辞书里都还没有这个词条，他只能寻求网络。李宇明坦言，以辞书编纂的标准看，这个网络词条写得不及格，但是它确实给了我们关于这个词的解释。这就是现在普遍的阅读习惯：浅阅读和粗阅读。对此，李宇明认为“融媒辞书”的关键在于融合，从而实现不同媒体、编者与用户之间相互融合，辞书与相关资源相互融合，最终如何达成这三种融合是我们应当继续思索的问题。

对于辞书学，李宇明认为我国的辞书学应该有更大的应用和研究视野。在他看来，辞书学应该是研究辞书生活之学，要研究辞书的需求与使用、编纂与技术，出版与管理、辞书的功能与效益以及未来发展方向。

最后，李宇明还谈到了辞书与人工智能的关系。李宇明介绍说，现在的辞典不仅要编给人看，还要编给机器看。人工智能离开知识和数据不会有成果，辞书需要提供形式化的知识给人工智能，丰富其数据库，帮助其工作。李宇明认为，下一代人工智能和语言智能必须利用人类智能向人类学习，而人类的智慧在辞书中储存的最多，所以很多人工智能专家的首要工作是把辞典变成数据装到机器肚子里，但是这个工作还远未完成。未来的辞书将为两类人服务，一类是自然人，一类是人工智能。

李宇明总结说，我们应该将网络辞书的灵活性和传统辞书的扎实内容融合，迎接5G时代和语言智能时代的到来。“我们应该有这种变化的准备，应该‘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需要行动起来，特别是辞书要有‘文化担当’，要充分把民族的集体记忆，集体智慧传承下来，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