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扩招20年②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

家庭的突围：底层农家子弟的境遇与转折

“农家”孩子：一种阶层烙印

对农家底层子弟来说，家庭作为不平等的机制是我们在人生初始阶段无法摆脱的枷锁，“农村”的家庭背景始终是我们在阶层旅行过程中要背负的行囊。出身于农村家庭，尤其是偏僻的山区农村家庭，在很大程度上就已经决定了我们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接受什么质量的基础教育，这也注定了我们所习得的文化资本与城市里的孩子有着天壤之别，它成为塑造我们阶层身份的第一个标签，即我们是“农家的孩子”。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成语就是“开门见山”。从我家到村里学校，要经过弯曲山路和田间小道，步行半小时左右。自小学五年级开始，我便在学校寄宿，通常是周末回家带上一周的米和菜；从村里到镇上，要颠簸半小时以上的车程，有时候等候公共汽车还要花去半天时间；从镇上再到县城，要坐上一个半小时以上的车程，绕过山路十八弯的“何岭”，才能算是“下山进城”。

县城很小，但当时对我来说，无异于一个繁华的大世界了。在县城读高中时，经常有同学嘲笑我们几个从“山上”下来读书的人为“山顶人”——就像当年来自法国西南偏远外省的布迪厄被巴黎的同辈人看作是“乡下人”一样，“山顶人”这种略带轻蔑的称呼，让我感到很不自在。

走出大山，成为我从小的理想。

走出大山：“理想”与“懂事”

到县城读高中是我阶层旅行的第一个转折点。假如没有读高中，我可能像很多我的少年同伴一样，初中辍学打工或者读职业学校，或者一辈子在深山老林里养猪放羊、砍柴种地，人生轨迹将会完全不一样。

到了县城读高中之后，人一下子变得“懂事”了。在我看来，“懂事”是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逐渐领悟到的自身家庭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在社会等级中的地位和在现实生活中的境遇，因而能够感受和体谅父母的艰辛和不易，不会再像小孩子一样向父母吵闹和索要钱物。比如说，我知道我的家庭经济能力有限，所以我不会跟城里的同学进行消费攀比；我知道城里的同学经常参加补习班和兴趣班，而我没有机会，只能自己拼命学习；城里的同学每天放学了都回家吃饭睡觉，但我只能吃食堂、住集体宿舍。

因此，与其说“懂事”是家庭的教育期待，不如说是一种阶层意识和思维方式的社会化过程，它抚平了我在青春期的烦躁与叛逆，让我能够坦然面对生活窘境的同时，也孕育着抗拒和超越的力量，“改变命运”成为下一阶段阶层旅行的关键词。

难以改变的命运：考大学与当老师

如果说“懂事”描述的是一种驯服和自觉的少年心态，那么“改变命运”则是人生进入青年时期那种满怀激情的行动目标。当时填报考志愿时，我信誓旦旦跟家里人说，非重点高校不读。然而，造化弄人，高考我却考砸了。我本来想着一定要去复读，圆一个重点大学梦，在考虑了家庭的经济条件之后，我最终还是去上了师范专科——毕业了能就包分配工作。

尽管我很不情愿，但对父母来说，只要考上了大学就是一种荣光，尤其是我和我的姐姐都在同一所大学，这在我们村里还是仅有的。我记得我爷爷当时很激动地带我去办理户口迁移和粮食关系的手续。的确，户口迁移在那时具有很重要的象征意义，它意味着我从此跳出了农门，这是命运改变的开始，也是我阶层旅行中的第二个转折点。

在大学期间，我算是那种很活跃的学生，担任过很多学生干部职务，还是一个校园刊物的主编，也获得了许多的奖状。原以为自己变得足够优秀就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然而，一毕业，我就被打回原型。因为原籍是农村，毕业了只能被分配回农村中学教书。记得我第一天到中学报到的时候，我们同时进来的七八位新教师的宿舍被安排在马路边同一间两个篮球场大的破旧厂房里。那种失落的心情旁人无法体会，我为此偷偷掉过眼泪，感慨命运捉弄，我拼命要跳出的农村，却又把我生生地拽了回来。

希望所在：高学业成就的获取

假如接受命运的安排，我可能在中学安安稳稳地度过平凡的一生。但没有奔头的工作环境，留不住我的心，更何况每一个人都有向上流动的渴望，我始终还是想要走出大山。然而，以我的家境背景，既没有关系网络，也没有经济资本，工作根本调不动。对出身底层家庭的我来说，似乎也只有靠自身努力去考研，才是走出大山的捷径。2003年春，我顺利考上了研究生。这应该是我阶层旅行中最具决定性的一个转折点。

硕士研究生于我而言，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以前我喜欢读闲书和文学历史作品，但这时我已然深深爱上了社会学，迷恋于阅读一些学术著作，开始尝试给报社写评论，也开始写专业学术论文。我真正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道路，乐此不疲地读书写作，我相信“天道酬勤”，也相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考博，顺其自然成为了一个目标，读博，是阶层旅行中又一个关键转折点。这是一番磨砺心智的艰苦岁月。也正是在这一阶段，我意识到阶层旅行并非仅仅通过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累积而实现向上流动，也可以通过文化资本的积淀获得精神上的升华和文化上的超脱。我对阶层旅行有了更多的期待，就像户外旅行一样，我在意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欣赏沿途的风景。

回到“象牙塔”：中产的生活与境遇

当时我以为考上了研究生，未来就会有无数个更好的选择，但被岁月磨平了棱角之后，最终还是只有一个选择，就是回学校当老师，这就是宿命吧。不过，比起中学老师，在“象牙塔”中当一个大学老师，既能教书育人又能按自己的兴趣做学术研究，更符合我的职业期待。

按照社会学对职业阶层的定义，一个大学老师，应当属于城市中产行列。而表面光鲜的背后，实际上都隐藏着一颗疲惫的心。母亲常常怜惜地问我，你们大学老师怎么比我们农民干活都累？事实上，“象牙塔”里面的生活并非想象中的自由、纯净和轻松。只要你不甘心当一个末流的学者，那么学术之路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攀爬阶梯。

为了弥补自己在知识结构和研究视野上的缺陷，我先后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赴美国访学一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机缘巧合，我也曾有机会进入中央部门借调工作半年。这些经历，并不意味着阶层位置的变化，但它们让我在阶层旅行上有了更多的收获和体验。就像斯宾格勒所说的，“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我不愿做一个被命运拖着走的人，因此在每一个人生路口，我总觉得需要不断朝前走，才会发现更美的风光。

“出人头地”：底层农家子弟的激情与体验

目标导向性：“出人头地”的渴望

回想我个人的成长经历，可以不用掩饰的独白是，在我内心确实充满了一股顽强的“拼劲”，直接奔向想要“出人头地”的目标导向，也就是一种从心底想要挣脱底层困境而获得体面、尊严生活的渴望。

这一目标也是从家庭背景中孕育出来的。小时候家里很穷，不过，因为有个勤劳能干的母亲，我和姐姐也不至于缺衣少食，只是没法像家境殷实的同伴那样无忧无虑。更重要的是，我父亲幼年失怙，母亲幼年失恃，在村庄生活中遭遇到的苦难和受人欺负的往事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记忆中，在无数个田间地头或桌前灶下，我泪眼迷蒙地听母亲一遍遍地讲述家庭的历史，就像我那个时候学的中国近代史一样，常常让我感到屈辱。对我来说，母亲就是我最早的励志榜样，母亲讲述的家庭故事就是我最早的启蒙文学，她让我将“出人头地”“活成人样”的目标转化成我阶层旅行中最强劲的驱动力，持续地激发了我的阶层能动性。

因此，底层子弟也并不是全然没有文化资本，只是它不同于中上层的文化资本。底层特有的文化资本非常具有感染力，对底层子弟的目标、道德的形塑作用非常强大。小时候我很喜欢看莆仙戏，尤其是莆仙戏传统剧目《状元与乞丐》。这部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它的精华在于向底层社会宣扬了一种价值理念：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哪怕你被断定为“乞丐命”。

期望、成就与抱负

我的父母既不像精英阶层父母为子女确立一种明确的人生目标及规划路线，也不像现在父母把孩子的作业盯着那么紧，但内心里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我们姐弟成材。在他们的教育期望中，包含着一种不用刻意言明的爱和期盼，以及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打骂式教育。当然，父母也不是只有打骂，母亲就常常在别人面前夸我“懂道理”“能吃苦”，夸我干活麻利，每次派我到别人家干活的时候，说我“一个小孩可以顶一个成人的劳力”。

从心理学上讲，一个人的成就动机越高，抱负水平就越高。而抱负水平越高，职业志向越远大，也就越希望在职业上取得成功。这一点，已经超越了心理学的意义，对像我这样的底层农家子弟来说，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

首先，职业抱负或志向越远大，越可以避开底层再生产的复制模式。其次，职业抱负或志向越远大，越有利于摆脱底层思维模式。正如贫困文化容易导致贫困维续一样，底层思维模式也容易导致固步自封，而远大的职业抱负能够打开一个人的视野，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理解问题，用流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格局”更大。

超越知识的无力感

对一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来说，最容易体会到的是那种“知识的无力感”，这已经成为我们情感结构中的重要一部分，哪怕他已经取得了高学业成就。

前几年上海大学一位博士生的春节返乡笔记在网络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跟作者一样，在老家我也害怕别人问起我的收入，更让我害怕的是，一些亲戚朋友想通过找关系来解决一些私人问题或公共问题的时候，我那种无能为力的感觉。其实我非常想要帮忙，然而，我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远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大，很多时候总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知识无力感”是我们“乡愁”的一部分。不过，抒发“乡愁”很容易，真正去反思和改变“知识无力感”却很难。在“返乡体”网络爆红之后，也有不少人批判其偏颇和片面之处。在我看来，“知识无力感”这个问题已经从一种个人困扰上升到城乡矛盾、收入差距和阶层固化等公共议题的争鸣之中，我们更需要做的是，超越个体的局限性，而不是以一种“高学业成就者”的姿势来审视农村家乡的弊病。很多问题我们确实改变不了，这无须埋怨知识本身，让知识更有力量的办法是在阶层旅行中走得更远、站得更高，如此才能更有力量地反哺家乡。

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还需要做什么

阶层旅行，将阶层地位的流动过程视为一场旅行，这不仅意味着一个“个体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阶层跃升至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阶层是一场漫长的教育与文化之旅”，而且还蕴含着个体在阶层旅行中所经历的不同境遇和情感体验。它有助于我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内，将个体复杂的情感体验和生命故事完整地呈现出来。

此外，阶层旅行不同于阶层流动的地方在于，它把代际社会流动看作是一个未竟的过程，而不是某个时间截点上的固定状态或一帆风顺、直线式的上升。

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联性已经得到很多经验研究的证实。大多数的理论假设是，良好的家庭背景有助于教育资源和机会的获得。但是，底层农家子弟的高学业成就已经挑战了这一假设，即底层子弟在没有良好家庭背景的情况下同样获得了高学业成就，教育依然是底层子弟实现阶层跨越的有效路径。

我的阶层旅行虽然只是个案，但多维度、长时间段的生命历程分析却有助于进一步思考家庭背景究竟是如何作用于教育获得，以及高学业成就是如何促进阶层跨越式的旅行。

但是，本文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论述底层子弟依然可以通过教育获得高学业成就而实现阶层跨越式流动，并不意味着现在底层子弟向上流动只有读书考大学这一通道，也不意味着所有底层子弟向上流动的通道就完全畅通。

近一二十年的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90后”和“00”后农村底层青年的人生境遇跟“80”后又有很大的差异。我们需要重新审视“阶层固化”的内涵和风险，特别需要保障教育的公平性，为底层子弟创造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底层子弟的命运就是国家未来的命运，让底层子弟看得见上升的希望，就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希望。

（作者林晓珊系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副院长。本文更详细版本刊发于《中国青年研究》2019年第7期，P15-23，原标题：《境遇与体验：一个阶层旅行者的自我民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