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强：日本人为什么需要天皇制

考察日本天皇制的切入点

在日本有一条不动的定律，隐藏于难以看透的黑暗的深处：不懂得日本天皇制，就不懂得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历史和文化与死去的天皇纠缠在一起，死去的天皇与再生的历史和文化糅合在一起。在英国，处死过查理一世国王；在法国，斩首过路易十六与王后，但这样的事件没有在日本发生，也没有听说过不懂得英国或法国的国王制，就不懂得英国或法国的历史与文化。

战后不久的1945年10月9日，《读卖新闻》以“人们期望什么”为题进行关于天皇制的调查。结果95%的人支持天皇制，反对的只有5%。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去世，全国有5人为天皇殉死。但是在战争结束前的1945年6月，在美国有个对日本天皇的舆论调查，赞同处刑的为33%，赞同判终身刑的为11%，赞同流放的为9%，赞同裁判决定的为17%，赞成刑罚的总计占70%。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说：“天皇如果退位，日本人更团结。天皇制使得日本人得了不适应症。”总之，日本天皇制是个魔方，你怎么转动，都不能得到最终的答案；你怎么转动，谜还是一个谜。权威和权力的二元构造，权力在血与火中不断交替，但权威依旧像黄牛拉车似的代代存续。

在日本关西，有许多代代相传的普通家庭，其特点是长男什么事情也不干，只负责亲属的冠婚葬祭等一切出头露面的事情，次男和三男则是拼命地工作。这样的家庭有一种优雅的感觉，有一种小型天皇制的感觉，所以这样的家庭绝对长寿。

日本的文化深层还有一个隐居的制度。这个隐居的思想来自于印度，印度的年轻人结婚生子养家，到了一定的阶段，就离开这个家，与家庭断绝成为游行僧。他们在大自然中彷徨寻求解脱，这是他们的一生一定要经历的轨迹。但是日本的隐居，是在家族的附近居住，出各种主意，抑制各种纠纷，属于市井的隐者。日本的天皇制与隐居制度很相似。

日本引进中国的儒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观察点：作为生活原则的儒教日本人没有引进。只有一个人，即德川五代将军纲吉，他主张孝敬。他为何有这个思想？因为他的母亲桂昌院是京都八百屋的女儿，出身于朝鲜渡来人家族。纲吉受母亲的影响，在江户的汤岛建造圣堂祭祀母亲的灵魂，以尽孝道。不彻底的儒教，不彻底的佛教，不彻底的律令制，使得日本的天皇与中国的皇帝有着很大的不同。

从古代苏我氏引进佛教赶走神道，到明治的废佛毁释。这两个文化事件是日本人走极端宗教路线的典型。在日本，政治这个东西用原理是无法驱动的。司马辽太郎说：“思想和原理没有侵入日本人的骨髓。日本人头上有一个空盘。需要的话，放入荷兰语；需要的话，放入英语；需要的话，放入技术。所以，日本人没有耻辱的感受，没有后悔的感受。”这是日本的一大特点，也是我们考察日本天皇制的一个切入点。

天皇制的两张脸

昭和天皇一生两种活法：战前是“统治权的总揽者”和“大元帅”，战后是“象征”。天皇在帝国宪法下的权能——统率权、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和恩赦权——在战后全部失去了，被允许的仅仅是仪礼的、形式的国事行为。这是个革命性的变革。对此，日本学者久野牧和贺见俊辅共著的《现代日本的思想》中说，在帝国宪法下的天皇制，有两张脸：显教和密教。显教的解释是：天皇是具有无限权威和权力的绝对君主。密教的解释是：天皇的权威和权力是受到宪法和其他限制的限制君主。

这里，绝对君主与限制君主所构成的所谓天皇制，就是从王政复古向近代国家转变时，由伊藤博文苦心编辑并巧妙运用的“艺术作品”。但是这种绝妙的平衡被军部的“国体明征”所打破。而显教盛行密教衰退的结果，就是走向超国家主义。从这层来看，天皇制在战前与战后，就是从显教的最大化到密教的最大化的转换。曾经作为密教的象征天皇制，成为显教；曾经作为显教的绝对君主制被否定，成为密教。

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年初，昭和天皇的诏书说：“朕与尔等国民之间的纽带，是用始终相互信赖和敬爱来连接的。并不是用单纯的神话和传说来连接的。”这一诏书之所以被称为《人间宣言》而受到欢迎，就在于这里的“信赖”和“敬爱”就是对战前天皇制的显教（绝对君主）的告别，就是对战后天皇制的密教（限制君主）的首肯。

第52代嵯峨天皇时，朝廷出现财政赤字，北面的虾夷征伐也不见功效，进退两难。这时一个叫藤原冬嗣的官僚出来对天皇说：“请你不要再干了，你越干越糟糕。你对文化的感觉很好，就作为文化的象征存在吧。消灭赤字让我们来干。”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从嵯峨天皇开始，天皇的权力和权威开始分离。实际上追溯以往，桓武之前的天皇的谥号大都带一个武字，如武烈、天武、文武、圣武、桓武等。但后面就消失了，这一消失是否就标志着天皇体制从武到文的转换？

日本近代作家森鸥外（1862-1922）曾发表短篇小说《如神在》，书名取自于孔子“祭神如神在”（《论语·八佾》），委婉地批判了天皇神论。日本其他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相信天皇就是天照大神的后裔，不相信天皇身上流着太阳神的血液，但对天皇的感情仍旧不变。1912年明治天皇逝世，曾指挥过“日俄战争”中“旅顺口战役”的乃木大将夫妇，竟然剖腹为天皇殉葬。

平成天皇的皇太子多年来一直无男孩出生，这不知牵动了多少日本人的心。2006年9月，皇太子的弟弟秋筱宫亲王的妻子生下一个男孩，整个日本为之沸腾。各大报刊纷纷推出特刊、号外、专刊，各大媒体不间断地报道，整个日本犹如沉浸在盛大的节日中一样。据有关方面的数据，亲王诞生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可达1500亿日元。

曾经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任教的明治天皇的私人医生贝鲁茨在日记中写道：“走在半道，在面向有栖川宫的方向，伊藤博文这样说：‘生下皇太子完全是一大不幸。一生下来就要被礼式锁住，长大后就跟随身边的人随笛起舞。’”伊藤博文能这样说，就表明他也把天皇当作可操弄的人形玩具，让其手舞足蹈。这里，伊藤博文表面看是指皇太子，其实则表明了明治元勋们的天皇观，把天皇乔装成神的同时，作为道具加以利用，这是和藤原不比等完全一样的思考方法和做法。不比等让天皇制诞生在《日本书纪》的神话中。利用藤原不比等的这个发明，明治天皇制也这样宣告成立。

日本学者山口昌男是从文化人类学角度研究天皇制的第一人。他在《天皇制的文化人类学》中，有一段天皇制和神话的论述，很精彩。他说，天照大神的弟弟须佐之男命的神话，由五个部分组成：①被母亲丢弃而哭泣的孩子，同时又是根国（边境）的支配者；②在高天原实施亵圣行为；③驱赶与流浪；④斩杀八岐大蛇；⑤出云王权的创始者。这里，须佐之男命作为两仪之神，带有一个世界的两个相貌：他既是模范的主人公，又是欺瞒的神；他既是秩序的确立者，又是混沌的导入者。这种具有两面性的神，成了天皇制性格的一条潜在线索。这样的神，既是秩序的确立者，又是因为自身反秩序的行为而被驱赶的流浪者，可以说体现了天皇制的静与动两方面。须佐之男命与天照大神的誓约，是宇宙论的一种咒术。这也与天皇的咒术性有关联。

天皇制的魔方——更无力，才会更长久？

12世纪快结束的时候，天皇的权力开始衰退，武士时代开始。将军开始代替天皇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以朝鲜为首的东亚诸国，已经忘记了日本还有天皇存在。但是在日本国内，天皇的存在没有被忘记。到明治维新为止，天皇在京都的御所里，一直待了600年以上。这个时代的天皇，没有一点防卫力，没有一个士兵。所谓的御所，现在看来既不是要塞也不是城堡，没有任何警卫设施。但在天皇的身边就是没有发生任何的不测。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其原因何在？一是天皇手中没有权力。因为没有权力，所以也没有必要加害，即便加害了天皇，对权力斗争也没有任何的帮助。二是宗教的存在。说是宗教，但又没有与佛教和基督教一样的宗教属性，而是属于单纯的原始神道宗教的性质。这里的神道与明治国家创成的国家神道有所不同，属于原始神道。而原始神道最本质的特征是没有教义。

框定神圣的场所，框定清明洁净的场所，这或许就是天皇家所依附和遵循的原始神道的教义。京都的御所就具有这样的意味，属于神道的空间。所以乱暴的武士也好，饥寒不堪的盗贼也好，看到这样的御所，也会放弃进去行凶抢劫的念头。无防备，无力化的600多年，定型了天皇的本质。按照司马辽太郎的说法，天皇的本质就是比谁都无力。既不是皇帝，也不是君王，天皇家就是按照这样的方式，代代承继了下来。

问题是在迎来了明治维新的春天后，天皇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这对天皇家来说，是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大正天皇的母亲柳原二位局，她是公家出身。因为是公家出身，所以对日本天皇的本质很敏感。她这样说过：“看到自己的丈夫明治天皇穿着军服，佩着军刀，骑着白马。我看到这副模样，就预感天皇家将来一定长不了。”这位既是皇后又是母亲的柳原二位局，说出了天皇家最核心的机密。随着明治国家的诞生，天皇取得了宪法上的权力，这是个巨大的讽刺，对天皇家的讽刺。天皇家哪一天干过这样的事情？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外交文书里天皇的称呼也发生了变化——日本国皇帝。600多年来，天皇就是单纯的“御门”（mikado）。天皇的称呼变成了皇帝，一个格格不入的称呼。或许因为隔壁就有中国的皇帝，远一点的还有德国皇帝、法国皇帝，从幕末到明治，各种变化蜂拥而至。这三个国家的皇帝的存在，给了日本天皇莫大的刺激。

日本国皇帝这个称呼诞生不久，有人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岛津久光是萨摩藩的藩主。萨摩藩在明治维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属于非常进步的藩。但是这个藩的指挥官岛津久光有着病态的保守性格。当听到“御门”成了皇帝之后，他写道：皇帝的称呼，不是日本固有的称号。只要读一下《古事记》《日本书纪》就会明白。使用皇帝这个称号的人，只具有中国教养和西洋教养。这个称呼被法制化，是非现实的，也是滑稽的。与现在的风潮不符。

……

可笑。可叹。可憎。

岛津久光的汉学教养，在当时也是一流的。御门（天皇）应该是个无力的存在，至少在当时，久光是这样认为的。可笑的是，面对这样的批判者，明治政府还给予厚遇。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为了平息他的怒气，给了他一个“公爵”的荣誉，但即便给予了厚遇，他对明治政府还是相当冷淡，没有好感。岛津久光死于1887年。

大王、天皇、皇帝，对这三个称呼最为神经质的朝鲜，有了一丝不良的预感。果然不错，明治政府向朝鲜实施了侵略的外交路线。1897年，对朝鲜来说是不幸的一年。李氏朝鲜的王也成了皇帝，他是“被”皇帝的。成为皇帝这件事，表明的是朝鲜从中国脱离。但仅仅只有13年的光景，朝鲜被日本吞并，大王制的朝鲜消失了。现在的韩国首都首尔，历史上是王宫所在地。大王穿着皇帝服装拍的照片，还装饰在王宫里，服饰上印有龙的图案。龙是中国皇帝的象征，表明了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

战后日本制定了新的宪法，天皇再次回到了“御门”的本质。天皇要无力的存在，才会长久，这是本质，是日本天皇制内在的诉求。

三大学者与三大天皇制论

日本人对天皇制说得最好、最见功夫、最具说服力的有三个人：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和丸山真男。

（1）和辻哲郎的天皇论

和辻哲郎的《尊皇思想与传统》写于1940年（昭和十五年）。《万叶集》里称天皇为神。天皇不能让天空下雨、不能让大地刮风，也不能救济人间的疾苦和疾病。人们在干旱的时候，向火雷神祈祷下雨。人们疾病的时候，向药师如来祈祷平愈。天皇自身也在祭祀神佛。

这样来看的话，天皇并不是支配自然现象和人间命运的超强之神，并不是像宙斯一样超自然、超人间的神。因为神圣所以成神了，这才是日本天皇的逻辑出发点：天皇不是火雷神，但比火雷神神圣。祭祀支配自然与人生之神的天皇，或者天皇家祖先的皇祖神，比支配自然与人生之神还要来的神圣。

和辻哲郎依据“记纪”神话，抓住祭祀的核心概念，认定天皇家的神有四个种类：①作为现人神的天皇是“祭司神”。②在神代史里发挥主要作用的皇祖神。这是“祭司神又是被祭祀的神”。③在神代史里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只有名字的神，这是“单纯的被祭祀的神”。④被神代史所排除的具有自己的神话物语的神，这是“需要祭祀的作祟的神”。大体分类的话，第一、第二类的神是司祭之神，第三、第四类的神是被祭祀之神。在和辻哲郎看来，司祭之神比被祭祀之神要神圣。

如作为皇祖神的天照大神，她不能像绝对的神、究极的神那样，依据自己的意志支配所有事物。天照大神的统治依据是伊邪那岐和伊邪那美两神的意志，而这两神是依据天神的意志。最初生出国土失败，两神就请教天神，而接受疑问的天神，也不是依据自己的意志下判断，而是通过占卜来判断，也就是说天神动用了占卜。而占卜依据什么呢？依据“不定”这个更为重要的东西。这一思路所要强调的是：天照大神也好，伊邪那岐也好，天神也好，都不是究极之神。天神的上面已经没有神了，但也必须占卜，从这点来说天神之上还是有“不定的东西存在”。这个思路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一神教决然不同的是，这里没有究极之神。被称为绝对的无的，才是具有无限流动性的神圣的母胎。所以在古代日本，祭祀的执行者天皇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他没有超人间、超自然的能力，但是作为现人神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虽然天照大神在有的时代被作为皇祖神来祭祀，但作为祭司王的天皇原本的姿态，还是通过天照大神很鲜明地表现了出来。神佛调和，这是在世界宗教史上几乎没有的现象，天皇却能做得十分平和自然，神事佛事同时祭祀，其根源也在于具有神性的“无限流动性”。对此，本居宣长在《古事记传》中说，没有绝对神的存在，是我们国家的“古意”而不是“汉意”。

所以，和辻哲郎说：“我们祖先对究极的东西，绝对的东西这个特殊的形并不加以限定。按不定的状况，按无限定的状况从事。而这个无限定、不定要比究极和绝对要来得神圣。这是绝对者给予他人的‘通路’。是属于‘神圣性的通路’。”

至此，和辻哲郎完成了对天皇制神圣性的论证。

（2）津田左右吉的天皇论

1945年日本战败。1946年1月天皇发表《人间宣言》。日本国内围绕天皇制展开讨论。坂口安吾的《堕落论》（1946年4月）和《续堕落论》（1946年11月），是战争结束后讨论天皇制的先河。之后，津田左右吉于这年年底在《世界》杂志4月号发表论文《建国的事情与万世一系的思想》。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历史上的天皇并不适合于亲政，天皇的价值在于精神的权威的存在，国民应该喜爱国民自己的皇室。当时的《世界》杂志主编是吉野源三郎，他害怕论文发表会遭到不喜欢天皇制的人的攻击，便写信要求津田左右吉修改论文。结果，论文与主编的信一起发表，倒没有发生想象中的重大混乱。表明天皇制的拥护者也可以公开发声了。

津田左右吉的观点是：皇室站在高处看轻民众，或者用权力压制民众，在漫长的历史上一次也没有。皇室是国民的皇室，天皇是国民的天皇。如何把拥有2000年历史的皇室，安泰地放置于现代国家的一个适当的位置上，使其更美好、更永久，是我们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来自于国民的爱将是皇室的生命力所在。津田左右吉曾批判中国文化，认为儒家也好，道家也好，墨家也好，其共通之处就是缺少公共性。如何寻找思想中的公共性？这一疑问使津田左右吉将视野投向了天皇制。

（3）丸山真男的天皇论

丸山真男是日本战后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1936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学习的丸山，写下首篇论文《政治学里的国家概念》，这年他是23岁。论文里直接批判了在意大利和德国滋生的法西斯主义。他认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渊源在于“个人主义的国家”，对此进行了双重的批判。1960年代他在东京大学作日本天皇论的讲义，其核心是天皇的五个超凡者性格。

第一，作为咒术司祭者的超凡者。天皇最重要的职务就是祭祀，这与超凡者高天原的天神相通。天皇和天神同是咒术的司祭者，这一思想来自于和辻哲郎，和辻哲郎肯定了这种不设绝对神的思考。但在丸山看来，这恰恰是日本社会“无责任体系”的渊源，要加以批判。此外，因为天皇仅仅是个咒术的司祭者，所以生出将现实的政治委托于他人的倾向。即精神的权威和政治的权力分离，天皇仅仅担当着精神权威的角色。这点与中国的君主制、古埃及的美索布达米亚专制、俄国的沙皇制和德国的恺撒制有很大的不同。这些制度下的君主集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力于一身。如中国的皇帝既祭天又是政治的最高权力者。另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皇帝作为神是被祭祀的对象。但是日本的天皇虽然是“现人神”，自身并不是被祭祀的对象。

第二，作为军事指导者的超凡者。在和辻哲郎看来，天皇并不是一个武力主义者，而是通过祭祀这一和平手段来达到日本的统一。但丸山真男与此不同。他很强调天皇的武力特征，这主要是因为天皇有与军国主义相连的要素。丸山注意到天照大神和日本武尊的勇姿用“御稜威”来表示，这里就有超出凡人的武勇之意。而且这种武勇作为神的符号，纳入到了皇位正统继承者的身上。如初代的神武天皇，首先就是以大和的军事统一者的面目出现的。当然像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那样的军事资质，在日本天皇中也是不存在的，但是像中国皇帝那样相对于“武”而言的那种“文”的特征，也难以看到。当然天皇作为咒术司祭者的超凡者，比作为军事行动的超凡者更明显，这也是个事实。

第三，天照大神的超凡者。天皇统治的正统性是从皇祖神天照大神那里来的。因为太阳神代表生成和生殖的力量，所以被神格化。同是太阳神，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神是个从无到有的宇宙创造者，但日本的天照大神只是助长万物的发育而已。而且还必须和其他诸神协力共同劳作。这一性格也鲜明地打在了天皇的身上。

第四，血统的超凡者。这里的血统超凡者并不是指天皇个人，而是指整个皇室具有超凡性，天皇个人作为天皇家的代表者才具有超凡性。这就与亚历山大和罗马皇帝个人的被神化有很大的区别，也和中国的皇帝的有德而受天命有差异。天皇个人与皇室的家，这就和日本的集团功利主义有关联。

第五，血缘共同体的超凡者。日本一君万民的要素，和中国比很弱。所以天皇制要走独裁之路很难，有“合议”和“共治”的倾向。这一点，和辻哲郎也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丸山却认为这种倾向恰恰阻碍了近代立宪制和民主，使得希腊城邦国家的民主政治难以纳入日本社会。因为原本的“合议”和“共治”并不是天皇权力正统性的根据，而仅仅是统治的方式而已。把合议限定在主要的氏族范围内，这就很容易招来少数重臣的恣意决定，从而导致官僚制的组织化不彻底。但丸山也承认所谓的“合议”和“共治”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君主权力的过于集中。

一种新说——文化概念的天皇制

三岛由纪夫写《文化防卫论》是在1969年，他提出了一个很鲜活的名词：文化概念的天皇制。他说：文化的反独创性之极、古典主义之极的秘库是天皇，体现寂的是天皇，体现雅的是天皇，体现幽玄的是天皇，体现风流的是天皇，王朝文化的总代表是天皇，天皇就是终极的文化形态。

三岛提出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否就否定了政治概念的天皇制，这不好说。因为从三岛在1970年11月25日的自杀来看，他显然是为政治的天皇而自杀。他在剖腹前高呼天皇陛下万岁，这时他是为政治天皇而献身，为文化天皇而讴歌，这是否就是三岛错乱的支离破碎的精神之源？一个有七情六欲的人，最后一刀使他成了神。三岛把自己固有的美学假托在天皇身上。

文化概念的天皇制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日本人美的意识里的天皇。这是种怎样的天皇呢？是幼童天皇——被幽闭在密室里的美小可爱的结晶体。如从天皇家的历史来看，摄关期（从阳成天皇到后冷泉天皇）的十四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是16岁，平均在位期是15年5个月。从院政开始到后醍醐天皇为止的二十三代天皇的平均即位年龄是8岁10个月，平均在位期是10年。幼稚的季节，和纯粹理念没有任何关联的幼稚的季节。天皇作为美小可爱的结晶体吸引了日本人的眼球，辉映着日本人美的意识。

幼稚的季节与美的意识的结晶就是恋歌。而日本天皇最拿手的就是恋歌。从王朝文化的总代表就是天皇来看，明治以前日本的宫廷文学就以天皇的恋歌为代表。《万叶集》第一首就是雄略天皇的恋歌：

臂挎笼筐，木橛在手。

采菜少女，伫立山丘。

快来告我：

你唤何名？家在何方？

大和之国，

尊我为王，唯我执掌。

尽皆告你：

我唤何名，家在何方。

“你唤何名？”是求爱之语。那个时代，名字附着魂灵是通常的思考方法。少女能告知姓名，就是向对方委身的意思。“尊我为王”者需要这样求爱，也只有日本天皇了。再看天武天皇的歌：

雪飘时未定，

雨降无时停。

曲径攀登尽，

满怀失意旧时情。

再看后鸟羽上皇的歌：

人有可爱时，

亦有可杀可恨时。

世事乱纷杂，

恩怨情仇难如意，

空留烦恼心上袭。

第121代孝明天皇写了10万首恋歌，不但是天皇家，也是日本文学史上作品数量最多的人。但孝明之后的明治天皇只写了7首恋歌，战后被收入《明治天皇御集》出版，他的恋歌比孝明更露骨。精神病弱的大正天皇写了1367首汉诗，是历代天皇中的第一名。天皇的恋歌，照折口信夫的说法就是“咒言”或者是一种“神的语言”，具有巫女王的特征。

《拾遗集》由第62代的花山天皇编撰，《新古今和歌集》由第82代的后鸟羽院编撰。中国的皇帝不热心诗作，不编撰诗集。唯一的一个例外就是清朝。作为异民族的满族征服了中国，他们作汉诗有一种亲和的力量和咒术的感觉。司马辽太郎说：日本的天皇更像咒术家。“源平藤橘”，成了全国姓氏的根源。宫廷文化以恋歌为中心，怎么看都不像是政治家。平安朝的天皇，如第72代的白河上皇，没有人比他更会夸张自己的王权了，但是他自己从来不实施政治。他把自己仅有的能源都用于女人，一生有多少女人，后世的研究者都难数清。

东京大学教授前野直彬说，中国的皇帝更像是官僚，日本的天皇更像是神主。如清末的康熙、雍正、乾隆皇帝，都是古今非常优秀的官僚行政人员。推广科举，采用有能力的官僚，仅这一点就表明中国的皇帝是干事情的，是工作的。唐玄宗沉迷于杨贵妃，不理朝政。最高官僚缺勤岗位，令天下困扰。但日本的天皇几乎人人都是这样，也从没有人感到困扰过。

中国的六朝时期和日本的平安时代差不多。六朝时在北方的帝王，被异民族追赶到扬子江以南，成了衰弱的王朝群。“三月的雨，就像六朝的泪”就是描述六朝的兴衰。六朝在中国完全是异质的王朝。在扬子江以南，在湖南的稻米产区，谁议论国是和政治，谁就被视为神经不正常。沉醉于诗歌和音乐是当时的主流风潮，女色也是其中的一个主题，所谓“风流”就是六朝人发明的概念。风流是最高的价值，是贵族文化的聚焦点。这对日本文化影响很深。平安人的气质就是六朝人气质移植与渗透的结果。即便是大官，如果书生意气地议政，也会被视为“低能”，这至今也是日本人的一句常用台词。

原本的天皇只是祈祷师，只是恋歌的歌咏者，大脑皮层在很久的时候就定着于风流了。这样的天皇日本人喜欢，说这才是天皇的本来面目。宗教哲学家山折哲雄说：“日本的天皇制有望成为日本文化对外输出的一种文化产品，就像卡拉OK一样。”

天皇制是国民情感的炼金术？

1946年5月，日本诞生了新宪法，宣布天皇是国民统合的象征。日本历史之轴，被暂时安定了下来。这对日本战后的复兴与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新宪法对天皇政治机能的规定，与明治宪法有本质的区别。没有了天皇是元首的规定，没有了天皇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定，也没有像英国女王那样的警告权。即便是在皇室衰微的时代，天皇也不是一个人在京都。公卿——四位以下的朝臣集团——在周围支撑着天皇。在幕藩体制下，朝臣的住宅也在御所内。明治维新后，公卿集团消失了，作为替代，伊藤博文的华族制度开始起步。这是为了安抚旧公卿和旧大名，使他们能成为“皇室的藩屏”。创设华族，是刚从欧美考察回来的木户孝允的主张，但这个华族最终也被废止了。

于是，皇室陷入历史性的孤独。元首只是象征，孤独的象征，空洞的象征。这个时代的天皇，必须是一个空洞的存在吗？必须是一个虚无的存在吗？作为权威的天皇，过去也是在权力之上的一个空洞。但是像这样彻底的空洞，是任何时代也没有的。

皇室能安泰吗？天皇制能永久吗？再怎样论述天皇制，一个老套的问题依旧难以消失：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制为什么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天皇制为什么是日本人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不能说日本没有不同的声音。不能说日本人就没有自己的想法。但是在反对天皇制、放弃天皇制的声浪中，天皇制还是我行我素，不动声色地述说着自己的话语权。这又是为什么？

如果向日本的青年一代这样询问：你是赞成天皇制还是反对天皇制？天皇制对你来说需要吗？日本的青年人肯定会一脸茫然：什么？还有天皇制的存在？他们只知道东京有皇宫，皇宫里有天皇和天皇之家。如果再问日本的青年人：你知道吗？天皇能改变元号，明治年改为大正年，昭和年改为平成年，就是因为前天皇的去世，后天皇的接续。大正天皇于1926年12月25日去世，天皇家立刻改变了元号，昭和元年只有一星期的时间。日本青年人的表情会是从茫然到惊讶。

国民不知道天皇制的存在，是否就是天皇制存在的最大理由？江户时代的人几乎没有人知道还有天皇的存在，他们只知道将军的存在。从一代到十五代将军他们都能熟记。翻转这个局面的是明治天皇，他在位期间向日本全国各地行幸了40多回，到处走访，到处留下纪念物——灵的权威。明治天皇喝过的杯子不能动，明治天皇坐过的石头不能动，明治天皇穿过的拖鞋不能动，甚至明治天皇走过的乡村小道也要原样保存。这是古代大王“国见”的再现，天皇开始复活，天皇灵开始苏醒。

即便如此，日本人为什么还需要天皇制呢？日本脑科学研究者角田忠信通过对日本人脑结构的研究，发现了一个惊天的秘密：日本人的大脑分工不同于欧美人。

一般来说，人的脑可分为左脑（又称语言区）和右脑（又称音乐区），机能各有所异。左脑处理语言、计算等理性、逻辑方面的问题；右脑的作用则是分管音乐等感性的非语言世界的问题。角田忠信在《日本人的脑——脑的运转与东西文化》一书中认为，欧美人的脑结构是左右脑分工明确，左脑为理性的世界，右脑为感性的世界。而日本人的脑结构则是左脑将理性认知与感性认知混为一体来处理，无论是元音发音，还是笑声、哭声、风声、虫声等能唤起感情的声音，都首先进入左脑。而西方人、中国人、韩国人听到这些都会首先进入右脑。

如隔壁人家在弹钢琴，琴声首先传入西方人的右脑，通过思考不认为这琴声是对我家的干扰。但如果是日本人会如何？隔壁人家的琴声，首先传入日本人的左脑，马上本能应出这琴声就是噪声，噪声就是对我家的干扰，所以必须制止这种噪声。所以，钢琴杀人事只有在日本才能发生。所以，在日本借房子的时候，首先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家里有人弹钢

琴吗？

同样是琴声，为什么西方人与日本人的本能反应不一样？日本人的脑，脑的平衡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可以这样说，日本人的大半行动判断都是通过左脑来决定的。这会带来个怎样的结果呢？在体质上容易发生歇斯底里症，身心容易接受新宗教。如，本来天皇制是个理性思考的问题，而日本人则把它看成了感性显现的问题。所以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对天皇制这种高深的观念，没有多少人会从赞否的角度加以思考，而是在无意识中认为天皇是自己生活乃至生存的中心。这样天皇制就转换成了一种心情，一种没有会感到寂寞，有了也不会感觉到什么的心情。这是否就是“国民心情”呢？山折哲雄说：“从现今的泰国王制、英国王制和日本王制比较来看，安定性较大的还是日本的。”为什么日本王制安定性较大呢？这是否也与“国民心情”有关呢？如果有关联的话，那天皇制不就成了国民情感的炼金术？

福泽谕吉在1882年（明治十五年）著《帝室论》，开篇说：“帝室是政治之外的存在。”即主张皇室应该从政治中独立出去。福泽对皇室充满敬爱之情，所以不希望让皇室成为政治斗争的道具。他说：“我帝室是万世无欠的全璧，为人心收揽的一大中心。”而这里的“人心”就是“心情”的别语。

近乎天方夜谭的奇妙心情

所以，天皇制对日本人来说，不是一种信仰，也不是一种精神支柱，而仅仅是一种心情，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心情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稳定，有晴有阴，有好有坏。所以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情绪也是有晴有阴，有好有坏。心情晴朗的时候，好的时候，就说天皇制是富士山，远远眺望心里就安心；心情阴暗的时候，坏的时候，就说天皇制是作为象征的存在，就是“情感缺失症”的表现。问题是心情是可以转换的。昨天心情不好，不等于今天心情不好；今天心情好，不等于明天心情也好。所以，天皇制就在“要”与“不要”，“好”与“不好”的心情转换中存续。非常奇妙的情感结构，如果不深入进去，外人根本无法看懂和看透。

其实，现在的天皇家除了花掉一点国民税金之外（皇宫的年运作费为180亿日元），基本不给国民添任何麻烦。平成天皇的儒雅、憨厚，像慈父一样的形象，存留在国民的心情中挥之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天皇的日本就不是日本，明治思想家德富苏峰的这一说法，并没有过时。虽然天皇制意识形态在今天的日本已经死去。日本人面对天皇制没有神圣之心，只有尊敬之意。每年元旦的天皇朝贺，有不少日本人聚集在皇宫广场前朝拜。但这肯定不是敬若神明的感觉，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生态。

因此如果要问对日本人来说天皇制为什么是必要的，回答虽然见仁见智，但生理（脑）构造的不同生出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这一结论是最接近正解的。

这就像在9世纪末，宇多天皇让位于皇太子（醍醐天皇），并给了他一个《宽平遗诫》，其中说道：“见外藩（外国）之人，必须在廉中（帘子）相见。直接面对是不行的。”为什么不能直接见面？就是怕异国带来的污秽。日本人怕血，总认为血与死和生育相连。在平安时代的后半，天皇家频繁出现幼帝，其背景就是幼帝较能抵制污秽的侵袭。相信幼儿能远离污秽，现在看来是天方夜谭的事情，但日本人就是相信。这实际上也是生理（脑）构造的不同，生出的一种非常奇妙的心情。

心情不死，天皇制就不死

明治天皇去世是在1912年，大正天皇去世是在1926年，昭和天皇去世是在1989年。明治和昭和之间间隔14年，大正和平成之间间隔63年。死与再生在14年之间就再度上演，元号的改变再度上演。在日本人的观念里，再生的意识得到了强化，天皇之死的神圣性也得到了强化。天皇的死，引领日本人步入新时代。而从大正步入昭和后的63年之间，没有天皇生死，没有元号的改新，日本人的意识里，天皇的神圣已经被淡忘。天皇的死与日本的再生已经没有关联。天皇制成了日本人实际生活中依稀不清的道具。

明治天皇是堂堂大帝，大正天皇是病弱王子。中心与边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于大正天皇患有脑病，精神状态非常糟糕，曾经在国会议事堂将诏书卷起来当望远镜。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望远镜事件”。但反倒使人化出了对天皇的亲密感。所以，写有《天皇的肖像》的猪濑直树说大正天皇是“放浪的王子”。

这位“放浪的王子”对明治天皇感觉不好，说天皇存在的形式很奇特，便改变了明治天皇亲政的做法。但政治家山县有朋等人通过各种策划，硬逼大正天皇退位，即位的是大正天皇的第一皇子裕仁亲王，昭和天皇诞生。结果山县有朋他们推举的天皇，使得日本焦土化。这样看来，天皇还是以象征的姿态出现为最好。大正天皇的意图是，天皇不从政也是很好的事，天皇作为装饰物存在就可以了。

在近代天皇制下，针对皇室、神社、皇陵的“不敬”行为，刑法定为不敬罪。但随着战后宪法的实施这一条被废止了。明治维新以来用70多年时间所精心构筑的近代天皇制这一巨大的城墙，由此被捅了一个可以透天的大洞。

1928年11月6日昭和天皇在京都举行大尝祭。1928年11月11日的大阪《朝日新闻》这样写道：“热狂，热狂，乱舞，乱舞，乱舞。”所谓的“昭和精神”由此发端。但是，有“进步文化人”之称的大江健三郎在2009年推出重要作品《水死》。大江借助英国文化人类学家弗雷泽写的《金枝》里的杀王意象，隐喻人们必须杀死自己体内的“昭和精神”，也就是超国家主义精神，或者说就是天皇制。而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沟口雄三在《“小日本”与二十一世纪》的文章里说得更直接：“作为一个日本知识分子，我为大部分日本人对自己的小人秉性无所觉察的现状痛心疾首。而要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途径就是废除天皇制。”可是，正如日本史学大家黑田俊雄所说，神道也好，天皇也好，前者是作为日本文化根基的一个宗教，后者是作为日本政治的一个象征。维护它们的历史来源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对日本人来说是被作为不可避免的、无选择余地的、深层和潜在的力量及价值来接受的。

1988年，病危的昭和天皇躺在病床上。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来到皇宫前祈祷天皇的痊愈。当时看到这个场景的京都大学教授浅田彰说了这样一句话：“连日新闻报道皇宫前的景象，顿感自己好像生在一个‘土人’的国家。”这里，这位教授把为天皇祈祷的日本人称为“土人”。何谓土人，就是未开化之人，野蛮之人，愚笨之人。问题在于不正是这帮“土人”支撑着天皇制的存续吗？天皇制具有无可撼动的草根性。所以这位教授说出了一个基本的判断：只要日本“土人”的心情不死，天皇制就不死。

所以，天皇制到底要不要？天皇制到底好不好？争论还将随着天皇制一直持续下去。有日本学者写书，书名就叫《一万年的天皇》。绳文以来以一万年为单位的天皇，作为一种文化活在日本人的心情之中。

所以，远远望去，皇宫在夕阳的余晖中，永远是一种魔幻，一种虚构，一种暧昧，一种日本式的暧昧。

（本文摘自姜建强著《皇宫日落：平成退位与天皇家秘辛》，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8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