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双重压抑与抵抗：重新发现詹姆斯·鲍德温

《下一次将是烈火》是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James Arthur Baldwin）1963年的作品，出版后，鲍德温名声大噪，一度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这本书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他通过两篇非常有力的散文回答了“美国黑人到底需要什么”的问题。

时隔四十余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希望帮助读者进一步了解詹姆斯·鲍德温的个人经历，他对种族政治的批判，以及他同时作为黑人和同性恋者，需要表达的“双重抵抗”的姿态。

在詹姆斯·鲍德温已经去世三十年后的当下，为什么重新“发现”鲍德温再次显得重要？他能带给我们今天的读者哪些共振？哪些启迪？

8月3日下午，“詹姆斯·鲍德温的双重抵抗：《下一次将是烈火》新书发布会”在单向空间举行。翻译家王家湘、本书译者吴琦就这些问题进行了分享与对谈。活动由单向空间、上海九久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九久读书人高级编辑索马里担任主持。

詹姆斯·鲍德温个人意识的转变

詹姆斯·鲍德温童年坎坷，常常受到继父的责骂。少年时期，他成为一名牧师，但在17岁后随后放弃宗教信仰，前往纽约格林威治开始写作生涯。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1948年，饱受种族和性取向双重歧视的詹姆斯·鲍德温前往更为开放的法国。在那里，他写作了大量小说，并在文坛崭露头角。1962年，鲍德温决定再次回到美国，投身于反对种族政治、越南战争的民权运动当中。

王家湘认为理解詹姆斯·鲍德温写作的前提是了解他身为黑人的“群体潜意识里的恐惧”。在历史上，美国白人对黑人长期实行种族压迫政策。许多南方黑人只允许说英语，而不被允许学习书写英文，这造成了黑人英语与白人英语有着很大不同；严禁种族通婚，更严重的是，黑人男子与白人女子如果发生关系，这名黑人男子就很有可能被处死。

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者，鲍德温的性与爱被压抑到了极点。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则是他同性恋者与黑人的身份带来的双重压抑。而这也体现在他的小说《另一个国家》的创作中。

两位嘉宾和主持人都认为，鲍德温的散文和小说创作十分坦诚，他的个人意识的复杂性甚至是分裂性都在其作品中得到了体现。例如，他在1953年写作《向苍天呼吁》时，还是认为爱可以缓和（种族）冲突，而当他60年代从法国回到美国南方参加民权运动，又开始认为争取白人的认同和“融合”是不行的，“暴力也不是不可能”。

索马里补充介绍，鲍德温去往法国之后，个人意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是因为，由于他的美国公民身份，他相比由阿尔及利亚进入法国的黑人又更受人尊重，他重新开始思考自己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而吴琦则认为，“美国是他血液当中必须处理的东西，如果他不面对自己过去那些难以面对的东西，就很难成为他自己。”

在索马里看来，1963年的《下一次将是烈火》和1968年的《告诉我火车开走了多久》是分别标志了鲍德温的转变的两本著作。如果说早年的他更像一个“布道者”的话，他60年代的作品中，性与爱的位置则渐渐凸显，不再完全被仇恨或者暴力占据。例如，在他1968年接受《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的采访中，鲍德温呼吁黑人“不要去仇恨白人，我们没有时间仇恨白人。”他也表达过“白人并非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态度，是一个选择，而美国黑人也并非一个事实，而是一个条件”。鲍德温带给人的独特震撼在于，在云波诡谲的六十年代，他是少数如此来看待黑人解放的人。

詹姆斯·鲍德温的写作风格

《单读》主编，同时作为本书译者的吴琦说，他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感受到了强烈的共振，这来自于鲍德温的文字的魅力，和随笔这种文体“交织了个人经历、情感与现状评论”。吴琦觉得，虽然当下中国的年轻人无法感受到黑人那种切肤的疼痛和不公，但是鲍德温的写作仍然回应“对世界心存改变愿望”的人，并且“毫不回避地给出了答案”。

王家湘提到，与为他撰写悼文的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不同，詹姆斯·鲍德温在语言使用上十分直接，这与英语大量使用修饰功能模糊的从句的写作方式切割开来。

吴琦则补充道，除了“直来直去”这一特质外，詹姆斯·鲍德温的写作实际还呈现出更多面向。在他的小说中，詹姆斯·鲍德温的语言简洁有力；而在他《下一次将是烈火》一类的随笔中，詹姆斯·鲍德温的语言则充满辩证色彩，习惯于在判断句后自问自答，从正反两方面回答问题，以表示自己考虑过判断与行动的后果。吴琦认为，这种写作风格不一定是好事，其来源很可能是在种族政治下，詹姆斯·鲍德温长期受压迫导致的谨慎思维，他总是在自我怀疑中试图给出一个完全不能被反驳的解释。

詹姆斯·鲍德温自己的回答则可能揭示了他思想的关键——索马里提到，在詹姆斯·鲍德温生命后期接受的采访中表示，他希望自己的写作拥有蓝调音乐的特质。从这一角度上来看，这恰恰与“双重抵抗”相契合：他的写作风格像黑人蓝调音乐一样具有黑人自己的独创性，但另一方面又有着审慎的特质。

政治正确作为“错误的标记物”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到现在，半个世纪已经过去。如今，在形式和事实层面，非裔美国人的权利都已经得到较大改善。然而，包括非裔美国人的抗争在内的民权运动，究竟给美国和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在意识层面，“政治正确”一词应运而生，并越来越呈现出隐微的贬义色彩，它包括一系列多指在言辞、行为、政策中避免对社会中的某些群体造成冒犯的意识。 如何看待“政治正确”？几位嘉宾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王家湘认为，任何“政治正确”都不能脱离历史与时代。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的“政治正确”，诸如美国取缔种族隔离学校、中国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政策、在语言层面去除歧视性因素，都是为了合理才提出的。但同时，她也指出，政治正确在现在的美国已经“有些过头”。这一方面造成了像“某部剧作中必须要有黑人”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导致特朗普借美国中产阶级对“政治正确”的厌恶成功上台。

就“政治正确”问题，一位观众提到，在音乐圈、影视圈内，“政治正确”现象尤为突出，大家对此的认识也各不相同：有的人认为这只是一味迎合美国黑人的行为，有的人认为这影响了他们对于作品的欣赏，有的人认为这恰恰体现了美国所向往的、自由平等的精神。

索马里认为，美国黑人运动在历史上的确遇到了一些问题，但不能简单粗暴地去观察。她援引1968年《时尚先生》（Esquire）杂志对鲍德温进行的采访《詹姆斯·鲍德温：如何冷却它》（James Baldwin: How to Cool It）。采访中提到，当时黑人运动群体内部已经被分为“snipers”（狙击手，被认为是真正的革命者）、“bomber”（向白人建筑扔炸弹者，被认为摧毁了美国的政治象征和权力体系）、“looters”（抢砸橱窗者，被认为是受到消费主义荼毒的小偷）三种。而鲍德温认为，不能用这样粗暴的方式去对一个根本不了解的群体分类。索马里提到，密歇根大学曾因设置黑人入学比率的行为而被白人起诉，但是最后大学胜诉并继续按照配额制招收有色人种学生。她指出，实际上这并不是密歇根大学讲求“政治正确”的结果，而是在美国宪法体制内部经过充分辩论、也是一个充分斗争的结果。

吴琦指出，政治正确常常是此前的社会运动或者正在酝酿的社会运动，在话语层面的遗留或者表征。换言之，“政治正确”本身更像是错误的标记物，提醒人们，还有哪些应该被改变的未被改变，本质上它的存在意味着问题本身没有彻底被解决。

“政治正确实在是一个太虚无缥缈的东西。”吴琦说，“人们之所以需要政治正确，恰恰是因为人们不愿意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矛盾，而又想争得利益，同时维护自己的冠冕堂皇。”他继续强调，“我们应该意识到政治正确的这种临时性，并在它的基础上开启更深刻更本质的反思和行动。而这也就意味着需要鲍德温那种力度的追问，不仅追问他人，也追问自己，追问事情到底是哪里不对。否则，很可能一切就都只停留在动动嘴皮子的层面。”

在吴琦看来，鲍德温对于美国民权运动有着独特的价值，因为他让身处漩涡当中的黑人和白人都意识到，在“政治正确”的名义下行错误之事、并把皮球踢给对方是有严重后果的。鲍德温让人们真正去改变自己的内心，让人愿意在日常生活中让渡或是规范自己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