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了抑郁症，父母不相信这是病

原创：周于旸

        从很早的时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缓解郁结的乌托邦。

— 全民故事计划的第392个故事 —

        一

        父亲始终觉得“抑郁症”是年轻人整出来的时髦事物。

        从三年前开始，我就断断续续地向他们提出想要去医院看看，但即便万般解释，他依旧不为所动，只是抛下一句：

        “不知道成天在想些什么东西！”然后摔门而去。

        自从我第一次向家人提出要检查抑郁症开始，这句话便贯穿了我的生活。

        十六岁，我初次了解到抑郁症的病状，发现和自己的情况极为相似：

        无端地感到情绪低落，悲观厌世，偶尔伴随着自残的行为，只有看到鲜血流出的刹那，才能收获些许的快感。

        时至今日，我已经可以凭借右手臂上的伤疤细数每一次犯病的经历。

        然而所有的痛苦并无倾诉的途径，当我向父母吐露病症的时候，收到的只有冷漠的责备。

        如果正好碰上考试成绩倒退，父亲甚至会对我拳脚相加。

        父亲是个没读过多少书的人，不会讲大道理，嘴巴不利索只好用棍棒来代替。

        父母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90年代末，母亲嫁过来之前在软件园工作，在村里属于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念完了整个高中。

        相比之下，父亲上完中学就出来工作，多年以来一直待在一家小公司，唯一的变化也只是从员工做到车间主任。

        父亲性格暴躁，心里容易起疙瘩，有时还会发酒疯，这些缺点全是从他的父母那遗传而来。

        我的爷爷奶奶是带有老农村特征的乡下人，脾气差，心眼小，看不惯从城里来的母亲，认为城里人过分讲究，精于算计。

        这种天生的偏见让母亲在何家相当难堪，父亲也从未站在过她的立场。

        尽管处在一个家庭里，母亲却时时刻刻感到被排挤的孤独。

        有一年清明，一家人去山上扫墓祭拜，点完香烛之后，奶奶第一个上去讲话，当着一整个大家族的面，有一句没一句地交代了些家中日常，最后祈福的时候，双手合十拜了两下，说：

        “保佑我家儿子、女儿、女婿和外孙。”

        说完之后还看了我一眼，若无其事地走了下来。

        那时我十一二岁，事后问母亲，奶奶是不是把我忘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把这一行为视作奶奶和我们母子俩划清界限的证据。

        也是从那时开始，母亲拼命地督促我的学业，期望我出人头地，能够胜过家族里其他的孩子，成为她的骄傲。

        二

        十六岁的时候，我开始失眠。

        睡眠很浅，半夜惊醒是经常的事情。

        我以为只是普通的失眠症，备了几副耳塞，和母亲讲了好久，她才同意给我买安眠药。

        尽管睡眠质量有所改善，但白天上课时却感到疲惫不堪，无法集中精神，而且身上时不时地感到有所不适，却又无法言明。

        我以为是安眠药带来的副作用，把药停了一阵，于是夜晚又成了难熬的时刻。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像在做一道选择题——到底是牺牲白天的精神换一个好睡眠，还是放弃夜晚的睡眠来缓解身体上的不适。

        我的历史老师兼任学校的心理辅导老师，上课时偶尔会和学生闲聊几句，分享他之前遇到过的几个病例，其中就有得抑郁症的同学。

        历史老师说：“高中是压力最大的时候，要是心理上有什么郁结，一定要及时找家长或老师沟通，越晚越糟。”

        那一晚我没有睡着，偷偷用手机查询抑郁症的症状，和自己的情况一一比对，确认下来，基本八九不离十。

        尽管看起来不像不治之症那样恐怖，但是意识到有个病魔已经伴随自己良久，依然是件可怕的事情。

        我不知道如何处理，尤其是每个帖子都写着“尽早治疗”的建议。我想起父母严肃而夸张的眼神，有些缓不过来。

        心理咨询室在教学楼楼顶的角落里，窗户上贴满了报纸，用来保护病人的隐私。

        我在门口转了几圈，始终没敢上去敲门。

        我害怕老师把事情告诉家长，也害怕老师在课堂上拿自己当例子，给同学们对号入座，背后让人议论。

        正当我犹豫不决，准备离开时，历史老师夹着课本从办公室出来，跟我迎面撞上，他看着我问：

        “同学，有什么事情吗？”

        我来不及找借口，只好实话实说：

        “老师，我找您做一下心理咨询。”

        “时间不凑巧，我现在要去上课，要不等晚自习上课前的时候吧？

        ”我舒了一口气，道了声“谢谢”就赶忙离去。然而到了当天晚上，我也没有再去找老师。

        等到上历史课的时候，老师特意在课后留意了一下，问我为什么没有再来咨询。

        我说：“没事，问题解决了。”

        我为自己的怯懦找了借口：

        如果真是抑郁症，那么心理老师也帮不了我。

        上了高三以后，学习变得更加紧张，父母总是为我起伏不定的成绩焦虑不已，母亲给老师送了些好处，让他们多关照关照。

        这件事是我之后才知道的。

        那一阵子，老师在课上频繁地点我的名字，课后也另找些试题给我做。

        这种特殊的照顾让我感到很不自在，好像自己成了一种难堪的焦点，要被同学取笑。

        那时周末才放半天假，每次回家是我最为焦虑的时刻。

        家里人吵架的频率和我的成绩起伏建立了一种隐秘的联系。

        三角函数、等差数列、文言文和英语单词，我不知道这些与家庭色调完全不符的事物如何渗透进我的生活，成为一种家庭和谐的障碍。

        后来，在一次抑郁症发作中，我突然拿起小刀开始割自己的手臂，眼看着鲜血从那一道口子溢出。我的

        行为不受控制，像是电脑被病毒入侵，开始自我运作。

        但那一瞬间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快感。

        我害怕会对这个危险的行为上瘾。

        三

        除此以外，我开始酝酿自杀，看到河流便有一种想要跳下去的冲动，“一了百了”是一个极具诱惑力的念头。

        母亲很快就发现了我手臂上的伤口，质问我出了什么事。

        我不敢说实话，声称是被学校的玻璃窗意外划伤的。

        父母意识到了我的异常，并不相信我所说的话。

        母亲在校外租了房子，每天把我接回来住。

        然而这一举措没有使得我的病情好转，反而变本加厉。

        每天晚上，父母的争吵频繁萦绕在我的耳边。

        如果不是走投无路，我不会在高三的一天早上向家人坦诚布公，要求他们带我去医院诊治。

        “得了吧，别拿这种借口当做成绩上不去的理由。”父亲说道。

        母亲也责怪道：“这时候还搞出这么多幺蛾子，别再胡思乱想了，精力集中一点，又偷偷看课外书了吧？”

        “只要带我去看一次医生就好了，花不了多少功夫。”我恳求道。

        父母面面相觑，母亲终于有所妥协，说：“那我打电话找你大伯安排一下。”

        “不，不是那种小医院，这种病有专门的医院……”

        “怎么这么麻烦？”母亲顿时又失去了耐心。父亲也跟着说道：

        “你还真陪他玩？”两人又你一句我一句地开始吵了起来。

        我不再对他们抱有希望，明白这事只能依靠自己。

        我在网上搜寻了附近的大医院的资料，计算着诊疗的费用。

        当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越想越感到委屈。

        医院离学校不远，打车十分钟就能到。

        那是礼拜六的早上，学校安排了补课，我没有请假，也不怕被老师发现，直接从学校逃了出来。

        这一次行为有赌气的成分，我幻想着自己能够拿到确诊抑郁症的诊疗书，拍在父母的面前，好让他们感到歉疚。

        可是这种高昂的情绪并没有保持多久。进了医院以后，我又害怕一些未知的问题。

        比如，医生是否靠谱？

        会不会误诊？

        要是让他做许多奇怪的检查该怎么办？

        身上带的钱够不够？

        队排了一半，我再次退缩了，去医院附近的面馆吃午饭，然后慢慢地往学校走。

        路上思忖着如何向老师解释。回到学校却发现，没有人意识到我的缺席。

        四

        高中结束后，我没有再想去医院诊治，家里人也不再提起这件事。

        尽管我明白，这个病会越来越糟，但是仍然觉得自己能够控制。

        只是，自杀的念头更加频繁地在脑海中浮现。我开始搜寻各种有关“自杀”的资料。

        自杀的方式，自杀的人物，判断他们背后的故事。

        譬如说，古代没有“抑郁症”的说法，我便去猜想哪些历史人物的死因会像是抑郁症导致的。

        这些古怪的念头，让我能够在躲避病魔的时候聊以自慰。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晚上，我再次提出去诊治抑郁症的想法。

        父母的态度依然表示不理解。母亲说：

        “这都是要上大学的人了，怎么还有那么大压力？”

父亲说：“你这孩子想些什么不好，老觉得自己有病？”

        “这是心理疾病，也是病，跟其他病一样，也是要找医生治疗的。”

        “心病还能怎么治疗？”父亲不以为然，“这种东西想通了就好了，你到底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事？

        你跟爸爸妈妈说啊。”

        “你们不懂，你们带我去看医生就可以了。”

        “那些心理医生不也得这么问你？

        比中医还不靠谱，就是个骗钱的。

        身上不舒服还能吃点药，心里面难受还能吃药解决不成？”父亲嗤之以鼻地说道。

        母亲附和道：

        “如果这也算病的话，我跟你爸每吵一次都得去看一次医生。”

        我放弃了解释，两代人的代沟使我心力交瘁。

        我打算安安静静地等到暑假结束，上了大学以后再想办法。

        大学开学，学校统一做了心理测试，我的检测结果引起了辅导员的重视，问我需不需要心理辅导。我害怕这种区别对待，赶忙跟辅导员解释自己没有问题。

        大学校园里，我认识到一些和自己同样有抑郁倾向的人。这些人虽然表面看起来和正常人没什么不同，但当我同样作为患者时，一眼就能从人群中辨别出他们，仿佛孕妇总是能在街上比别人认出更多的孕妇。

        我和其中几个人成为了朋友，分享彼此的经历，互相倾诉互相安慰。我们找到了一些可靠的心理咨询，我也对抑郁症有了更深的了解。

        “去医院检查抑郁症要花多少钱？”我问。

        “我当时去的是我们那最好的三甲医院，花了上千块。”朋友说。

        “我高中的时候偷偷一个人跑去检查，兜里就揣了五百块。”

        “最好让你爸妈带你去，有些医生看你是学生，又是一个人，可能把你打发走。”

        “我求了他们三四次了，讲不清楚，也不肯带我去医院。”我说。

        “你爸妈怎么回事？”

        “他们不觉得心理疾病是病，总觉得是我在胡思乱想。”

        “得抑郁症的最讨厌听见的一句话，大概就是：你想得太多了。”

        五

        大学上了两年多，我隐藏得很好，就连室友也没察觉到我和正常人的不同。

        一个冬天的早上，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她声称父亲像突然犯了毛病一样，吵嚷着要自杀，拉都拉不住，现在已经跑到了湖心公园。

        我有些意外，问母亲出了什么事，母亲支支吾吾地没有讲清楚。

        我说：

        “那我回来一趟。

        ”母亲觉得太麻烦。我吼道：

        “那你一个人劝得住他？”

        我的家离上大学的地方隔了一个市，花一个上午就赶回去了。

        母亲跟我说了实话，这几天他们一直在吵架，因为爷爷奶奶的那些事情，新仇旧恨一起翻了出来。

        一气之下，母亲提出了离婚，父亲情绪失控，像发了疯一样，不停地念叨着“我死了算了”。

        结婚二十多年，母亲从未见过父亲这个样子。

        我和母亲勉强把父亲拉了回来，在家安抚两天，我看父亲没事后，回了学校。

        那段时间我一直把病情控制得很好，却因为这个事件产生了发病的征兆。

        朋友对我说：

        “我觉得你的症状有遗传因素，听你说的，你爸爸有躁狂症的迹象。”

        我每天都向家里打电话，确认父母的情况。尽管母亲一再强调两人相安无事，我还是从母亲的语气中觉察到事情并没有好转。

        母亲常常讲话讲到一半就挂掉电话，有时候回一句话要反应很久，一副明显的魂不守舍的样子。

        我变得疑虑重重，生怕家里又出事情。

        想起小的时候，母亲就问过我：

        “我和你爸要是离婚了，你跟谁过？

        ”我难以回答，只好默不作声。

        母亲又说：

        “要不是因为你，我早跟你爸离了吧。

        儿子，你能给妈争口气吗？”

        这些抑制不住的悲观情绪在某个瞬间突然爆发。我觉得眼前昏天黑地，充斥着奇怪的白点，呼吸也变得沉重起来。

        我拿起桌上的水果刀，猛烈地向自己的手腕划去，鲜血像矿泉水瓶上裂了一道口子，迅速溢了出来。

        如果不是两个室友跑过来拉住我，也许我会在那场悲剧中丧命。

        辅导员赶到后，把我送去医院，通知了我的父母。

        辅导员把我的状况详细告诉他们，反复强调一定要带我去医院检查抑郁症，拿到报告后来学校签字，否则不会同意我继续留校。

        这场多年的鏖战终于迎来了一个结果。

        令我感到失落的是，从始至终我都没有说服自己的父母。

        他们接受我的病情、带我去医院检查，只不过是被迫的妥协而已。

        2019年的春天，我从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走出来，手里拿着医生给我的五张诊断书。

        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进行心理疾病检查，和预料中的并无出入。只是当它变成黑色字体印在纸上时，我依然觉得有些刺眼：

        重度抑郁症，伴随有重度躁狂与焦虑症。

        母亲帮我向学校请了假，我回家休息。由于药物的副作用，即便拖着饥饿的身体，看到食物时，我还是一阵阵地感到恶心和反胃。

        比药效提前到来的是，两天后，我突然瘦了六斤，就连维持生存基本的进食也变成了一件相当困难的事情。

        当我躺在床上，透过窗户看到外面乌云密集的天空时，仍然会习惯性地想到死亡。

        从很早的时候起，想象死亡就不再是件令人畏惧的事情，反而成了我缓解郁结的乌托邦。

        父亲敲开房门喊我吃饭的时候，我假装熟睡。他企图冲进来喊醒我，被母亲及时拉住，告诉他，儿子确诊了重度抑郁症，不能受刺激。

        父亲在门口大喊：

        “什么病不病的，又不是头痛或者发烧。

        他就是一直胡思乱想，想出毛病来了。”

口述 | 何章

        作者周于旸，大学在读

编辑 | 李星锐

▼

全民故事计划正在寻找每一个有故事的人

讲出你在乎的故事，投递给

tougao@quanmingushi.com

故事一经发布，即奉上千字300元-1000元的稿酬

请您支持一下全民故事计划，点击在看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