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读｜地理媒介：新自由还是新操控？

“这是一本相当烧脑的书”——封底内容提要如是写到。的确，如果将《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看作一本传播学著作，那么专业外的读者在理论背景知识和概念理解上总会遭遇一些障碍；好在，作者斯科特·麦夸尔教授并没有把他的论述局限于单一学科，而是穿插使用了丰富多样的全球性新案例。因而，这实际上是一本既“烧脑”又“普适”的学术图书。不管看懂了多少，都可以跟着作者来一场“头脑风暴”。

《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斯科特·麦夸尔著，潘霁译，复旦大学出版社  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什么是地理媒介？

在介绍全书的核心概念——“地理媒介”（Geomedia）——之前，我想先谈谈手机这件事。2000年，我有了第一部手机，那时手机都是数字键的，区别在于有盖（翻盖、滑盖等）和直板。相对于1990年代出现的“大哥大”，那部手机有了一个新的功能：短信。虽然是窄窄的黑白屏，且一行只能显示几个字，但手机从此由单纯的通讯工具转变为“通讯+交往”平台。往后发生的事情，我整理了两张图。

截至2017年，史上最畅销的10台手机（全球），数据来源：维基百科 / 图片来源：互联网

2018年，最畅销的10台手机（全球），数据来源：Counterpoint

第一张图一定会勾起部分读者的回忆。这些机型诞生于1999年~2017年间，图上的十台手机虽然没有包含很多长相更加奇特的当时的机型，但也算是形态各异，其中一些机型还是同一家公司的产品。

第二张图上的这些手机，现在就握在我们的中，放在一起还是挺令人吃惊的。是的，它们都长得一模一样，母体就是2007年苹果推出的智能手机：第一代iPhone。手机形式设计趋同的背后，是制造商对手机“目的”的一致性认同：大屏幕可以展示最多的APP、触屏可以让用户以最快的速度付费。短短几年内，智能手机变成了消费社会最重要的接入终端之一。当越来越多的生活、工作、社交、娱乐需求，都被简化为屏幕上那一个一个的小圆圈，手机是你的延伸，还是，你是手机的延伸？

人与技术混沌不清的纠缠状况，恐怕可以作为理解“地理媒介”的一个切入点。麦夸尔教授将“地理媒介”（Geomedia）定义为：在现代城市中与不同媒介平台的空间化过程紧密相关的新技术条件。所谓“新技术条件”，我的理解是，以新的高速数字传输技术为基础，以覆盖面更广的网络化为表现形式的新硬件和新软件，比如在本书中被详细讨论的LED大屏幕、谷歌街景、智能手机。

麦夸尔教授进一步提出了“地理媒介”概念的四个维度：第一，无处不在，“媒介”与特定地点的绑定关系（如去电影院看电影、在家看电视等）被打破，移动和植入式设备与数字网络一起，把城市变成媒介空间，公私领域不再清晰；第二，位置感知，“位置”从限制变成了资源（商业性导向显著），携带包含定位软件设备的每一个人都是城市“大数据”的活光标；第三，实时反馈，事件先行、媒介反映事后的传统“反映论”范式被颠覆，事件和反馈交织在一起，成为更加紧密复杂的系统；第四，融合，媒体不断加深的技术化、网络化，与技术越来越媒体化一起，塑造了新的媒介景观和新的社会关系。

除了上述四个维度，我还想补充三点。其一，在技术领域，“地理媒介”指的是一种“地理信息系统应用程序”（GeoMedia），这种应用程序就是上述“新技术条件”的基础性代表。通过麦夸尔教授的新定义和新诠释，“地理媒介”从技术的领域来到了社会的领域，人创造技术与技术创造人的辩证关系包含在这个概念中。其二，回到“混沌”一词，“地理媒介”加深了人与技术之间的混沌纠缠关系，在“地理媒介”时代，人无时不刻不被媒介所裹挟，远远不再只是受众，而是更深度地参与了信息的制造与传播，每一次的“反馈”都在使人成为媒介工具本身。其三，麦夸尔教授在定义“地理媒介”时，着重强调了“地理媒介”的空间化能力，他认为“各种新传播技术以新的方式将媒介空间化之后，构成了当代城市有机的组成部分”，而全书正是从这个视角出发，“着手探索城市公共空间的未来。”

地理媒介与消费主义的耦合

在讨论本书重点——地理媒介与城市社会空间的耦合——之前，先来谈谈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趋势，即：地理媒介与消费主义的耦合。

艺术家洪浩的作品：《我的东西》，图片来源：互联网

近年来，上海人民经历了两件铺天盖地般覆盖的新人新事：无处不在的广告屏幕和无处不在的快递小哥，我们与之仅距离一扇家门；一旦出了家门，可能在门厅里就能同时见到广告和小哥。

“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所有的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掉。”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中的这段话，常被引用来解释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可能是当今世界流传最为广泛的一种替代价值，甚至演变为人类社会存续和发展的动力。“地理媒介”加深了这种趋势，为消费主义在技术上提供了两项新突破：

第一，个人行为的全面数据化。移动支付的全面普及，让每一次消费行为都变成了一条数据，这些数据除了用于分析个体的消费偏好外，整体上的价值更大，可以作为行业、地区、国家等更高层级数据分析的基础，从而服务于商业战略的制定和修正。数据不断产生，形成了一个商业价值不断增大的数据库，单纯的记录和查询功能已经逐渐被需求分析和开发所取代，从而应用于更多消费需求的创造。生产的目的从满足需求到创造需求，是全球消费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而消费行为的全面数据化则为此提供了一个数据“宝藏”。

除了消费行为之外，人们容易忽略的是另一种非消费行为的数据化，而这种非消费行为的数据化也很有潜力被纳入上述“需求创造”体系中。其中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对“不作为”的记录和应用，比如我很久没有去的某家网上店铺，某天打开APP，那家店铺发来了一条大约措辞为“亲爱的，您已经好久没来了，特别送您一张面值XX元的抵用券”的消息。又比如很多购物APP的“新客免费”、“新客优惠”等，是通过识别你的“未购买”（不作为）来进行促销。未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睡了十二个小时醒来，手机上出现这样一条消息：建议您前往XX健身房（距离您所在的位置XX米）进行锻炼；又或者，在家宅了一阵没太出门，手机上出现的消息为：为您推荐XX旅游项目，30分钟内下单享更多优惠。非消费行为的数据化，让我们在消费社会面前更加无所遁形，它使原本与消费无关的行为变成了消费行为的前奏。

谷歌街景界面，图片来源：互联网

第二，城市空间的全面数据化。本书第二部分讨论的“谷歌城市”，是城市空间全面数据化的一个典型案例。作为对谷歌地图空中卫星图像的补充，谷歌街景在2007年推出，目前已经扩展到全球一百多个国家。2007年以前，人们还在为用谷歌地图的卫星照片“鸟瞰”一座城市而兴奋不已，忽然，谷歌街景开始用在交通工具顶端安装摄像头的方式——非常原始——把全球3000多个城市的每一条街道拍了下来，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数据库。点一点鼠标，城市街道上的细节扑面而来。关于谷歌街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占暂按下不表，这里引用麦夸尔教授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在建设谷歌街景数据库过程中，谷歌有效地挪用了城市空间的公共形象，并将这一本不属于任何个人的公共资源转化为商业价值。”

这种商业价值跟消费主义乍看似乎没什么关联。谷歌街景现在看来是谷歌地图领先于其他地图服务的最核心的竞争力，构成了谷歌地图在全球超过十亿用户的基础。关键在于街景的图片与地理位置相结合，让谷歌地图的数据变得更准确更有价值，从而为在移动设备上基于“地点”的商业逻辑——打车APP、外卖APP等等——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当然，谷歌街景和谷歌地图还有其他应用领域，但是，它在消费领域极大推动了依托于“定位”的各种消费行为的产生和扩张。

个人行为的全面数据化，是技术对隐私权的一种侵犯，尽管这种侵犯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主动“让渡”的，但其中必然存在一种无形的“强制”，比如当你去超市买东西，对方告诉你纸币没有找零建议用支付宝。这种无形的“强制”是趋势化和决定性的，就像不用智能手机并不代表你不处于移动互联网时代一样。而城市空间的全面数据化则显得更加惊人，其本质是技术对原本“公有”领域的空间资源的私有化侵占。上述两种类型的“全面数据化”与消费主义的耦合，结果是技术服务于消费主义，提高了消费主义蔓延的深度和广度，为其全球性的扩张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然而，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消费主义，在无节制“生产—浪费”的循环中还能走多远呢？

地理媒介与城市公共空间的耦合

公共空间的本质不是地点，而是行动，人的行动赋予城市空间以“公共性”。关于“地理媒介”与公共空间的耦合问题，麦夸尔教授在本书中可谓大开脑洞，提出了非常多的论点和案例。

其中两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第一，“地理媒介”赋予公共空间以新的“形式”和“意义”，他认为：“数字网络可以按照新的规模、强度和时间性来对公共空间的意义以多种方式进行重新框架。”第四章中，提到了一个案例：利物浦为伊拉克被杀害的当地人肯·比格利举行默哀和葬礼，在城市屏幕（直播葬礼）前聚集的人数超过了去大教堂的，不少人甚至将鲜花放在屏幕之下。这个案例中，“在场”的要求与空间的局限被“地理媒介”弥合了，更重要的是，它不仅提供了另一种情感共识强度毫不逊色的“在场”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甚至创造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没人会在自己家里看电视直播的时候将鲜花放在电视机旁边，但城市屏幕的直播却引发了这一主办方完全没有料到的行为，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以城市屏幕为核心形成的新公共空间，图片来源：互联网

第二，“地理媒介”在城市公共生活“求同”与“存异”之间的平衡促进上，是大有可为的。麦夸尔教授认为“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就在于学会如何在多样复杂的环境中分享‘社群’既有的共同之处，同时又不在虚假共识的表象下丧失我们之间的各种差异。”“陌生人的社会”是城市得以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基础，咫尺天涯的“陌生”一方面赋予了现代城市以丰富多元的张力与活力；另一方面，越来越复杂的人口构成，越来越多元的价值观环境，导致共同的语言、文化、宗教等聚合力日渐减弱、消失，从而引发摩擦、对抗。在“差异”占据显性位置时，人们之间的“共同点”就会被忽略甚至故意回避。平衡的丧失引发了冲突甚至暴力。如何唤起人们对彼此之间隐性的共同点的思考与情感？书中关于公共空间中“关系艺术”的案例为此提供了一些思路。如艺术家Rafael Lozano的“太阳等式”项目：参与者可以下载相关APP预览等式内容，也可以改变等式变量来控制广场上模拟太阳的气球。同一个时间，人们可以在公共空间中“共享”一个经由他们自己不断改变的“太阳”，与“太阳”的直接互动和与“彼此”的间接互动，形成了特殊的共同经验。“差异”在普通生活中的显性性质，在艺术体验中变成了隐性的，新的共识感得以形成。

艺术家Rafael Lozano的“太阳等式”项目，图片来源：互联网

在看到城市公共空间被再造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地理媒介”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特点，正在给城市管理不断增加新的挑战。书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的“夺回街道”行动，已经开始利用分散式数字媒介来进行公共动员，利用手机短信来传播信息和组织行动。如今，手机短信被新的社交媒体所取代，“脸书”在法国去年开始的“黄背心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龙，全球社交媒体的宠儿，当下正面临社交媒体带来的“灾难”。社交媒体主导的社会行动有一个新的重要特点：行动者具有行动者与报道者的双重身份，行动本身不依赖传统媒体就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一场围绕着社交媒体展开的新的城市权力斗争，正在全球范围内不断上演，各方势力都在学习新的传播逻辑和技能，这让城市社会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普通市民在拥有更多选择自由的同时，也更容易沦为乌合之众。

结语：新自由还是新操控？

作为一本并不厚重的书，《地理媒介：网络化城市与公共空间的未来》全面揭示了“地理媒介”的正负两种能量，理论梳理和案例实践皆扼要精彩。“尽管——或正因为——数字技术对日常城市时空的殖民，数字技术发展也可能是解决当下困境的法门”——正如他在最后一章“重构公共空间”中的总结性论点，麦夸尔教授对“地理媒介”的前景显然持有非常乐观的态度。全书也清晰地表明了，技术如何影响人类未来，取决于人类怎样使用技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将人性的弱点——比如贪婪——变成发挥人创造力的原动力，极大扫清了技术创新的阻碍因素，将人类文明带入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代。与此同时，技术的面貌开始变得越来越模糊和暧昧，其“从属性”正日渐消退，“主体性”日渐显露。技术变成了一种新权力，这种权力跨越了传统权力地域性的局限，正在形成全球性错综复杂的权力新格局，而“地理媒介”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地理媒介”在带来新自由的同时，也引发了新的操控。不论是在与消费主义耦合，还是与城市社会空间耦合的过程中，新自由与新操控都深刻地纠缠在一起，成为国家、政府和个人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新现实。

（作者系半层书店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