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回忆上海社联创立六十年的峥嵘岁月

上海市社联筹备于1956年，成立于1958年。1958年政法、财经两校，外加中科院在沪的经济、历史所，以及复旦法律系四个单位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这样就有条件抽一部分教师组成市社联。我的好多老师和同学都被调去了市社联。我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学习室（原全名为“毛主席著作学习室”，后改称“学习室”“研究室”），我们的室主任由副院长庞季云担任，他同时也是社联领导成员之一，经常带我、派我去社联。社联迁过好多地方，每一处我都去过。1967年1月，即“一月革命”后我所在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食堂被砸掉了，我便到高安路63号的社联食堂搭伙。尽管社联已分成两派，但两派都有我的老师和同学，他们同意接纳我。我天天目睹他们的揭发、批判和斗争。我并不系统地、完整地了解社联，却或多或少地从一个侧面观察过社联。

对社联60年的历史，我难以查阅资料，这里仅凭印象，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大的阶段。当然，有些大的阶段还可以分出若干小的阶段。

艰苦创业阶段（1956至1960年）

筹备开始时，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极好。继“百花齐放”之后，毛泽东又吸收了陆定一等人的“百家争鸣”一说，形成了党的“双百”方针。在“双百”方针指引下，作为未来社联先声的《学术月刊》上，有关“商榷”“对商榷的商榷”的论著层出不穷，学界生动活泼。可是，1957年来了个“反右”，有关方面把有可能担任社联主要领导的学部委员沈志远打成了“右派”，还有些《学术月刊》的作者，在他们本单位被揪斗后，《学术月刊》也不得不跟着反戈一击，再击，一期又一期地花费版面连续批判自己刊物的骨干作者。以致社联成立的筹备工作只能延迟。1957年底“大跃进”，1958年来了个“思想大解放”，从全国范围讲是解放过头，成了浮夸。不过，上海的学者解放而不浮夸，于是社联在思想解放声中应运而生。随着浮夸而来的国家贫困，又给欣欣向荣的社联带来经费上的极端困难。我记得社联办的《学术月刊》的纸张很差，《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纸张更差，纸张上竟有沙粒，用手触摸沙粒会掉下，掉一颗沙粒就少一个字。我遇到需要保存的文章，无奈何只好在沙粒脱落的地方用钢笔写上掉的是什么字，有时一页会掉好几颗沙粒，就要补写好几个字。社联工作人员生活的困难程度就不用说了。社联里的老同学常同我讲吃不饱的故事。有一次，我周四在市委农场劳动后，农场给每人赠一大碗毛豆角，我拿回来跟老同学分享得有滋有味，比今天吃山珍海味还要开心。政治运动给社联带来艰苦，经济拮据给社联带来艰苦，因此我把社联的第一阶段称作“艰苦创业阶段”。尽管苦中有乐，尽管大多数社联人是以苦为乐、兢兢业业的，但艰苦是毋庸置疑的。

图 | 上世纪50年代曹漫之（摄于上海）

稳步前进阶段（1961至1966年）

1961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尤其是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人们敢批评上边了，学者也敢于争鸣了。记得我参加过社联对李平心“生产力论”的批判，人家批他一通，他会反驳好几句。

当时有位讲师（后来任市委党校副校长）批他。

他说：“小同志！你马列没学好，马克思还有一句是对你发言不利的……”接着，他念出马克思的原话来。这种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反批评的做法是正常的，是学术探索的需要。当然，站在今天看，那时的火药味能再淡一点会更好。从总体上看，60年代初的社联是推动上海学术繁荣的动力，是促进学术稳步向前的巨大推动力。社联当时与科协共用科学会堂的所有会议室，社联经常在科学会堂组织学术报告会，仅仅是我听过的就有不少。我听过周予同讲经学，听过周原冰讲道德学（周不同意称“伦理学”），听过北京黎澍讲史学，听过厦大王亚南讲经济学，还听过阿根廷研究马哲的学者讲哲学，如此等等，对我这样一个幼稚的青年长知识、增见识大有益处。再就是那时社联注重培养青年，为青年树立榜样。社联让我在社科院工作的学长，以“青年理论工作者代表”的名义参加各项重大活动，以资鼓励，受到欢迎。

图 | 1978年2月21日，上海社联委员扩大会议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标志着“文革”中经受摧残的社联及其所属学会正式恢复并开展工作。上图为会议签名；下图为与会社联委员合影

惨遭毁灭阶段（1966至1976年）

“文革”初，社联勉强还能运转。1966年夏初，中共上海市委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8位“反动文人”，其中有3位是社联成员，他们是周谷城、周予同、李平心。这一下砸了锅，同时也引发社联后院起火，机关内部起来造反。

 社联秘书长曹漫之首当其冲，《学术月刊》主编王亚夫、《文摘》主编周煦良等每天都要被造反派斗几场。曹漫之是我老师，几次见了我都装不认识。有次他在拔草，旁边没人，我喊了声“曹老师”。

他一句客套话也没说，就直截了当地讲了句：“告诉你师母，我很好。”我还想说几句，他说：“你快走，有人来……”其实，社联机关离曹老的家不过几十米。造反派不许他回家，也不许家人来看他，“形势”严峻到如此地步！

我连忙到他家门口的邮局里站了站，看见后边没有“尾巴”，再上三楼他家敲门，把曹老师的话向师母转述一下，又宽慰她几句。

1968年冬，“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发表，各机关、各部门、各团体统统走“五七道路”。市直五七干校设在奉贤县奉城镇南，而我们华东局的五七干校设在奉贤东南部、与南汇交界处。有次我背纤，用船到市直五七干校附近运毛竹为干校盖房子，看见七八位我所崇敬的老师正在铺路，拖着一米多高的压路机把石子压平，心里很不是滋味。社会上以做过“抗大学生”“红大学生”为荣，在拉压路机的老师中有一位李培南，他是社联第一副主席兼党组书记，他不仅当过延安抗大的老师，还当过红大的老师，怎么还不解放他呢？

据我了解，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给出路”，不少自然科学家在被打倒了一阵以后，已经或多或少地恢复了工作，为什么从事社会科学的大师还在拉压路机，不能接触书本？

我们小人物不足道也，那些在学术上做过贡献的老师怎么还不给他们出路？

不久，我又听说我那当过红大老师的李培南老师在五七干校因为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解释上，与当时流行的套话不一样，上了内部简报，挨了批斗。

这让我几乎彻夜不眠，辗转反侧，回想李老1960年在陕西北路186号同我们讲的一个故事：在张国焘图谋不轨时，李老师在四方面军讲课，张国焘派人监听，打小报告。

如今与那时何其相似！严酷的现实促使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自然科学保险，社会科学危险” 呢？没有出息的我忽然萌生离开我所热爱的社会科学去改行的念头。

在这次见到社联老领导一年以后，适逢毛主席提出研究“四大起源”，我进了上海市写作组的自然科学组，研究起天体、地球、人类起源来。

图 | 1979年，上海社联召开深入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座谈会，所属各学会及部分区、局宣传部门和基层单位参加

以正压邪阶段（1976至1978年）

具体地说，是指在夏征农主持社联工作期间积极为“文革”中受迫害的学者平反呐喊。我参加过夏征农召集的、在陕西北路186号为科技史专家胡道静平反的座谈会。胡道静激动地拿出了对他的逮捕证给与会者展示。他说他是在已被逮捕一年多以后才接到逮捕证的。随后，他主动提出要唱首歌来表示对党、对大家的感谢。

胡道静是从不唱歌的人，也可以说是不会唱歌的人。他唱了首“英明领袖华主席……”他的歌声并不嘹亮，也不圆韵，甚至跑音跑调，但是我们很多人听了热泪盈眶。

这让我思考一个问题：构成音乐效果的首要因素是歌唱者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而不是言不由衷、装腔作势的表演。应当承认，在以正压邪阶段也有压过头的地方。1979年上海市委领导变动，新领导认为前任在清查中存在“三不足”，布置各个系统补课，要“足”。这样，就把负责上海理论界清查工作的哲学家姜丕之拿来做典型，当靶子，在淮海中路622号开了好多次对他的批斗会。一直是负责写作组和《文汇报》清查的中央工作组成员，怕受“三不足”牵连，来了个走极端，拍台子，讲过头话，搞过火斗争。我当时还是受工作组信任的人，但是我实在看不惯他这般作为，管他还信任不信任，“去留肝胆两昆仑” 。在陕西北路社联，由王树人主持学习、讨论工作组报告的小组会上，轮到我发言。我严肃地戏言，用表面赞扬实为挖苦的语言说：“××同志台子一拍，群众发动起来了；××同志台子一拍，斗争的气氛上来了；××同志台子一拍，连那些在姜丕之受中央工作组信任时，拼命拍姜丕之马屁的人也抢话筒发言了……”我与王树人在“文革”中后期交往很深，我知道他不会向上汇报我挖苦领导，同时我也不怕有人告状，如果告了，我已准备好了辩护词。果然，好人王树人在总结时为保护我，说：“小邓肯定了‘发动群众’……”不久，王树人调中宣部任研究室副主任，不久又任宣传局局长。那位工作组成员回他原单位当中层干部，被列为部门支部书记候选人，结果落选。姜丕之因不计前嫌，埋头苦干出版了五六本哲学书，遂在市委宣传部系统被评为先进。在他逝世时家属提出复查他在“补课”时挨斗的结论。查来查去，对他的批判未进入档案，原来是一场“虚惊”“虚无”。是斗争也是游戏，对老人的斗争如儿戏，可悲也可笑。

图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大楼，楼上为汪道涵题写的“上海社联”图 |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大楼旁边的“紫气东来”石刻，由著名书法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钱茂生题写（曹新芳摄于2019年6月）

走向辉煌阶段（1978年至今）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联的工作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辉煌。水涨船高。学术界活跃，社联工作具有吸引力、凝聚力、推动力。社联工作越出色，学术界越出成果。不过，实事求是讲，也可以认为1978年以后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思想兴奋异常，敢写敢说。在真理标准讨论中上海慢了半拍，但是社联并不慢。从开大会这一点看，社联同上海整体形势一样，慢了半拍；从开小会支持真理标准讨论的角度看，社联还是领先的，是上海理论界的排头兵。社联连续开了几次讨论会，其中有一次让我介绍在北京听于光远、李昌、吴江报告的内容。这次我的传达比向科委领导汇报时敞开很多。

可是，好景不长。1983年3月因为对周扬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会议上的讲话，有人有不同意见，引发了一场“清污”，导致学术界鸦雀无声，准确地说是导致鸦雀“少”声。

周扬逝世后，由于胡耀邦对周扬文章及对文章参与者的处理有所保留，有目共睹，学界顿时宽松了许多。

后来，全国搞起了“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在社联的一次会上，老领导王元化对反自由化的扩大化有想法，引用《共产党宣言》里的一句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然后我接着说：“我们上海是‘无产阶级自由化’。”大家边笑边点头。想不到参加社联开会的市委宣传部干部把我们几个人的言论报了上去。

接着市委宣传部领导口头对我说，中央领导批示：请再开个会听一听王元化、邓伟志等的具体意见。意想不到的是，这时市委宣传部机关内在对自由化问题上出现了分歧。那样，就不便于开会了。市委宣传部支持我等观点的人，只好个别访问我们，然后上报。大概是1987年初吧，中央连续发了一、二、三、四号文件，在 “反自由化”问题的提法上，前后的分寸不一样。大家心花怒放般地拥护不要反过头的文件。各取所需，上海理论界中支持“反自由化”的人则喜欢引用对自己观点有利的文件，双方较量了一阵。

21世纪初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颇受社科界欢迎。因为“科学发展”必然会“发展科学”。这之后的四十年来上海社联走向辉煌，日益辉煌。六十一甲子。上海市社联诞生于戊戌，成熟于戊戌。60年来，社联上接天线，上海理论界的声音响彻云霄；社联下接地气，上海理论界的声浪推动着黄浦江的巨浪滚滚。如今国家处于繁荣昌盛的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新理论，新时代也能够在丰富的实践中提炼出新理论，上海的理论工作者正在雨后春笋般地发表新理论。上海市社联已成为上海理论界的百花园，成为各省市同行中的排头兵。

上海市社联敢为天下先，抓住真理，所向披靡，永往直前，永不停息！

让思想之光引领前行之路。

原标题《我所知道的上海社联六十年——八十抒怀系列之四》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 章 洁，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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