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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连真人的夏天：歌声凶猛，生活彷徨

2019-08-14 21: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九连真人在这个夏天一曲成名。小城青年通过音乐表达自我，去往一个长久向往的大世界，这是人们对这支乐队一厢情愿的想象，却并不是他们正在经历的现实。

人们记住了九连真人凶猛决绝的歌声，却不了解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犹豫彷徨。他们渴望更大的世界，又不舍家乡的平静安稳。

是否要离开连平，告别乡镇教师的生活？是否要前往北京，投身职业音乐人的世界？犹豫不决的背后，是对自己究竟应当成为哪一种人的困惑。这是九连真人正在面对的困境，也是每个人在一生中都有可能面临的困境。

面对生活抛出的两难选择，他们目前还没有答案。

❶“烫手的山芋”

连平多河流。夏天，孩子们疯跑回家时，家长会用指甲在孩子的手上划一道白印，如果没有白印就得挨打，那是孩子偷跑去河里游泳了。这里是广东省最贫困的地区。溺亡的事故频发，当地流传着水鬼的传说，就是为了告诫孩子不要下河。

《一浪》的构思由此而生。浪象征着困难，生活底色残酷，但勇者会迎难而上。

“一浪更比一浪高，试问你们怕了没有？”

“来，看稳你，看稳你，看稳你…… ”（《一浪》歌词）

这是《乐队的夏天》总决赛，九连真人刚刚表演完毕。舞台上的他们一如既往：眼神放光，透着一股子生猛和冲劲。曲终。阿龙戏笑了一声，露出轻蔑的眼神。那是他在舞台上的的招牌神情，用经纪人的话来说，有一种妖娆，又有股子邪性。表演后的采访中，他们将困难比作一个又一个迎面扑来的巨浪。

“当初觉得哪个浪是不容易过去的？”主持人马东问。

“就拿我们参加节目来说吧，家里人是非常地不同意。”阿龙答。

“请假也特费劲。”阿麦补充了一句。他和阿龙是乡村教师，参加节目需要走行政申请。

“你们单位是什么人不准这个假呀？”马东问。

阿麦正要说，阿龙赶紧岔开话题，连连摆手，举起食指摇了摇，让他别讲——下了台，阿龙的个性谨慎、沉稳。

白岩松鼓励他们：“我觉得这个夏天过后，你的家乡人会为有你们这样的乐队而感到骄傲，会给你升职加薪。”

但现实是——几天前，校长把阿龙叫到办公室：“听说你要辞职？”阿龙立刻说：“我是绝对不会辞职的。”校长没再说话。

乡村小学，师资紧缺，阿龙作为美术老师也教数学，一周有20多节课，学校也确实为难。录制节目以来，九连每两周就会进行一次2800公里的往返。无论在北京录制到多晚，他们总会赶在第二天早上上课之前回到连平，给学生们继续上课。但频繁的请假仍然引起了学校的不满。

“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我和里哥都有了家庭，我们不能断了经济来源。”夜色中，阿龙把车停在河边空旷的地上，熄了火。成为父亲以后，他再也没有和妻子进行过高消费。他算过一笔账，夫妻俩每个月要存下至少一万元，这个家庭才能继续维持。而现实是，每个月勉强能够收支相抵。为了买一个一千多块的效果器，他攒了几个月钱。

“穷怕了。”阿龙说。

阿龙看到过一个纪录片，讲述大部分的日本乐队都是兼职状态。“人家也一样做得很好。乐队这个事不能当成主业，必须有一份工作养着它。”中国的独立音乐始终是小众市场。阿龙坚信，全职做音乐是不能养家糊口的，“饭都吃不饱怎么去谈创作？”

但现在情况显然有些不同。《乐队的夏天》热播后，参赛乐队的演出价格都成倍增长。其中也包括一曲成名的九连真人。乡村教师、县城青年、逆流返乡。这支乐队一经亮相就引来了标签。在这个夏天，他们几度登上了微博热搜。

在人们的惯性思维中，成名与赚钱是划上等号的。但阿龙说，节目给乐队的成本费用是一个极其有限的数字——对于远离北京的他们来说，很难与差旅、租用录音室、录混音等一系列参赛的支出相抵。他又强调，《乐队的夏天》带来的热度可能只是昙花一现。经纪人也说，这并不是个单纯的好消息。“报价一旦上去了就很难再降下来，热度一过可能就接不到演出了。”

比赛进行到尾声时，九连真人参与录制了综艺节目《乐队我做东》。有人问主持人臧鸿飞，你觉得九连未来的路会怎么样？臧鸿飞想了想，“他们今年会走得挺好的。”

阿龙立刻笑着接过话，“过了今年就不行了，是吧？”

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这恰恰是九连真人的担忧，也是很多人的担忧。剥离综艺的热度后，九连真人还能走多远，仍是个未知数。

那天，臧鸿飞留下一个赌约，“我们打个赌，一年之内你们不搬来北京，下次见面我请你们喝酒。”言语背后暗示的，是难以抗拒的名利。

像《一浪》那样，九连真人目前的作品都取材自连平。《招娣》描绘了客家人重男轻女的思维，《北风》讲述了连平市场路上卖早点的摊贩，为了生活奔忙，《夜游神》刻画了一群县城少年的叛逆。人们被这些作品中对社会现实的思考触动，并将九连真人牢牢地与连平捆绑在一起。

阿龙自己也觉得，家乡是最佳的创作环境。他向往从前那种没有功利心的创作，“如果真的把演出当成工作，到处商演赚钱的话，也很快就疲了吧。”

学校的暑假到了，阿龙和阿麦有将近两个月的自由时间。7月排满了媒体采访及演出，8月除了演出以外，推掉了大部分媒体采访。暑期结束时，他们即将面临着选择：开学后要是还想继续演出，工作或许就保不住了。

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阿龙目前还没有答案。两种力量在他心里撕扯：一方面，他渴望故乡以外更大的世界。另一方面，他不舍放弃家乡的平静安稳。

此刻，最初参赛的兴奋和快乐已经过去了。“想的太多了就会累，（这半年来）一直都累，没有那种无忧无虑演出的感觉了。”阿龙靠在椅背上，叹了口气，形容现在的感觉就像握着“烫手的山芋”。

“它能解除你的饥饿，但是同样的，可能吃进去，胃里面会带来一些创伤，在某些方面。”他的手覆盖在肚子上。“对。看你怎么去把握。”

“可这个烫手的山芋，你们也没有办法直接把它扔掉。”

阿龙点点头。“对，现在还必须得接着。”

❷明星

服装师把鞋递过来，阿龙感觉到了鞋子的气味——那是被很多人穿过的痕迹。这双黑底带有荧光花纹的板鞋，“确实很难看”。但阿龙没说什么，穿上了。

“你不用换了，就穿你脚上那双匡威吧。”服装师转身对阿麦说。经纪人宋佳上前去商量，“换一双好一点的吧？有没有好一点的鞋子？”

“还没那么红呢，不用穿的那么红吧，要穿的像华晨宇那样吗？”服装师说。愣了片刻后，又补充道：“我们想要他们最真实的样子。”服装师助理又拿来一件宽松版型的白色透视衬衫，服装师摇摇头，“这衣服太潮了，我们想要真实一点。”

“我们是土鳖。“阿麦在一边笑着说。他的面色有些尴尬，其实感受到了冒犯，但还是习惯用嬉笑来缓解气氛。助理又拿来一双鞋预备递给阿麦，服装师拦住，“不对，这是给那个谁，穿all saints的那个。”——不远处的阿龙穿上了all saints的条纹衬衫，明显偏大的码数使衣服下缘直达膝盖，下身的黑色阔腿裤有一大截白边，这让身高1米7的他在视觉上更矮了。

“我是小柯基。”阿龙调侃道。周边人扑哧笑了出来。

这是在为一家时尚杂志拍摄平面时，出现的一段小风波。拍摄时，宋佳总希望尽可能保持九连真人的原有风格，一次，她伸手想要揪掉造型师安在阿麦头上的视觉系假发。“这风格和九连有什么关系？”

但在乐夏第一次录制时，服装师为九连真人设计了白衬衫外套一件土黄色的马甲，宋佳又觉得完全不合适九连。阿龙阿麦试图打圆场：“挺好的，可以试一试。”

宋佳批评他们：“那衣服你们也不喜欢，为什么要穿？你可以不用出面说，让我来说，经纪人就是干这个的。我说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拆我的台。”

阿龙和阿麦没有说话。他们正在宋佳的指导下学习如何成为一名艺人。比如出门要注意着装和形象，不要在采访中过度贬低自己，不能随便通过别人的微信请求，不想配合的时候就直接拒绝——这和他们天生的性格矛盾。

原本的个性中，他们害怕伤害别人，害怕拒绝，这使得他们总是陷入纠结。就以接受采访为例，6月，包括《智族GQ》在内的多家媒体去了连平，九连一一接待，尽管他们已经很疲惫。过程中，阿龙讲述了许多真实想法，但回到北京后，也许是想起了经纪人的要求，他开始对某些回答后悔，叮嘱我别写。见我为难，他又让步：你实在想写就先写，到时候再看。

“北京的人都喜欢熬夜。我们12点就睡了，人家可能后半夜才刚开始工作。”一次，宋佳为了等阿龙的回复等了通宵，阿龙得知后非常内疚，从此便尽力配合团队的时间表。在北京，他们几乎每天都在凌晨入睡。

“他们太容易迁就别人了。你见过哪个明星是这样的？”七月的一天，宋佳斜躺在休息室的沙发上。曾在摩登天空有过四年工作经验的宋佳同时也是后海大鲨鱼乐队的经纪人，在摇滚圈拥有丰富资源。她的另一份工作是摇滚界著名推手黄燎原的私人助理。

在北京南城的一家画廊接受一家媒体的视频采访时，记者问到，“你们会离开连平吗？”

“不会。”这个答案只用了一秒。不同于第一次听到这个问题时，阿龙仔细分析了“离开会怎样”，“留下会怎样”，现在，面对大量同质化的采访，阿龙习惯用简短确定的语气回答。

画廊的楼下是一场派对，艺术家时晓凡的摄影展。时晓凡是黄燎原新签的艺术家，这天，许多艺术界人士前来捧场。但现场更像是九连真人的见面会，时晓凡因为有些中暑提前离开了，人们簇拥着九连真人合影留念。

傍晚时分，阿龙坐在休息室的沙发上，露出松懈疲惫的表情，一位女客人走上前去请求合影，他立刻打起精神报以笑容起身，撞见我的目光后，他苦笑了一下。这一天，他凌晨四点才睡，录了一场直播，接受了五家媒体的采访，与几十个记不住名字的人交谈甚欢。

几周前，他对宋佳说，希望能减少采访，“都影响创作了”。宋佳尽量推掉了许多采访，可仍敌不住媒体的热情。第三天，宋佳带了一群记者去连平，观察九连真人的生活。

作为乐队的核心，阿龙被许多琐事占去很多时间。最令他头疼的是编辑微博文案。宋佳要求高，坚持微博必须由九连真人亲自更新，但所有内容必须经过她的审核。一次，阿龙修改了很多遍依然没能让宋佳满意，一旁米未的工作人员看不过去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就只干了这件事。”

生活琐事中的迁就阿龙能够忍受，他更担心的是获得过高关注后，创作不再是一件自由的事。

有一天，我们聊起GAI，一个风格发生转变的说唱歌手。成为《中国有嘻哈》冠军前，GAI的成名作是《超社会》，作品主要表达底层生活的困顿和改变命运的渴望；如今，GAI开始频繁演唱广告歌曲，很多人批评他过于迎合听众的喜好，不再注重自我表达。

阿龙曾经很反感GAI的这种变化，但上完节目后，他说：“我不满意这种曲风转变，但我现在特别理解他。”

“因为我现在明白了，他有一个家要养，有一整个团队在，他做的一切都得考虑到所有人。”

❸退缩

“不想比了，想退赛。”五月的一个晚上，阿龙支开了阿麦和万里，只把老钱留在车上，面色沉重。

《乐队的夏天》第一赛段过后，节目编导老钱跟随九连真人回到家乡连平，拍摄一些视频素材。正逢第一期节目播出不久，连平本地的微信公众号开始出现质疑的声音：九连真人，一个成立不足一年的乐队怎么能代表连平？

“我们承担不了这个压力，我们没有做好出来的准备。”

“你们节目把我们捧得越高，我们摔得越惨。”

阿龙一口气说了很多。

和《乐队的夏天》确定合作时，九连真人的曲库里只有两首歌。阿龙不止一次地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节目真的大胆，两首歌也敢让我们上？”

“的确，九连真人是一路被推着走的。”老钱说。2018年11月，在北京糖果live house的三层，老钱和同事们发现了九连真人。那是滚石虾米乐队原创大赛的决赛，九连真人夺了冠。这是他们第一次以乐队的身份走出连平。阿龙没有和任何人商量，随手报了名。赛事组打来电话，起先他以为是骗子，接连挂掉了两次。

正是在这项比赛中，九连真人结识了现在的经纪人宋佳。

入行多年的宋佳正在寻找一支新人乐队，她希望与乐队一起从零开始。九连真人的纯素人状态非常符合她的期待，她有预感，这支乐队将成为她职业生涯的里程碑。得到师父黄燎原的支持后，宋佳非常自信地告诉九连，“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你们成为一支进入文化史的乐队”。

九连既震惊，又困惑。他们那时的目标只是想上一次音乐节。不久前，他们还在为接到海朋森乐队的暖场邀请而兴奋得手舞足蹈。为了争取表演机会，阿龙、阿麦和万里才临时组成乐队。此前，他们没有演出经验、没有作品，也没有固定排练。连乐队的名字也是临时定的：九连取自粤北一带的九连山脉，象征纯净、纯粹；真人，是“真实的人”，代表三人的美好向往。

与经纪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乐队的夏天》的邀请。阿龙难以置信。乐队成立才几个月，就要去北京录节目了？

4月份，节目录制前夕，为了让九连多一些演出经验，黄燎原与宋佳自掏腰包为他们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分享会。冲着黄燎原的面子，痛仰、二手玫瑰、面孔以及许多摇滚圈举足轻重的角色都到场了。

开场前，宋佳和摇滚老炮们在场外聊天，阿龙和阿麦老远就认出了前辈，激动地在远处一直张望，但始终不敢上前打招呼。场内人越来越多，可都是不认识的脸孔，他们不愿进去，两手插在裤袋里，满脸困惑地与老钱聊天。

“为什么我们只演了三场比赛，就搞这么大阵势？”

为了参赛，九连真人的曲库已经扩充到八首歌，可对于一支乐队来说，这个数字仍然很少。“他们不解为什么还要搞一个专场，要被推出去。”老钱回忆，那天的阿龙很没有底气——之后的分享会真的演砸了，“那种外行都能听出来的砸”。

分享会后，有在场的人说，“这是黄老要捧的人”。为表礼貌和尊敬，他说了些客套话。大家虽没有看出这支乐队的实力，但内心还是有所期望。毕竟在黄燎原的过往履历上，没有过看走眼的时候。在过去的三十年里，黄燎原曾是唐朝、何勇、二手玫瑰的经纪人。

事实证明了黄燎原的眼光。《乐队的夏天》播出后，九连真人亮相赛的表现被节目组称为“黑马”，反光镜乐队评价他们：“像海里突然出现的一只水怪，把大家都震住了”。

但第一场比赛过后，专业乐评人发现了一些端倪。他们认为九连的器乐演奏能力“很弱”，创作存套路。比赛时，以技术在一众新生代乐队中突起的Click#15乐队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九连是支很弱的乐队，但目前还没有人敢碰它”。

“从第三场开始，我们就想着九连这场该走了。”节目组编导方欣说。每一场，她都准备了一系列有关“淘汰”的问题——但一直没能用上，九连真人一路晋级，“名次还挺靠前的”。

晋级并不能带给他们纯粹的喜悦。那段时间，阿龙非常在意质疑的声音，上网搜所有相关的乐评，一篇不漏地看完。第一次见面时，他说，“现在（大家）有点把我们捧得太高了。”

很快，九连真人迎来了情绪上更大的一次爆发。

2019年6月10日，一场20年不遇的特大暴雨突袭连平——消息传到大厂影视基地，正准备录制比赛的阿麦和阿龙突然没了状态。

阿麦教书的中学恰好在上坪镇，整个连平受灾最严重的地方。许多学生的家被淹了，洪水直接灌进房屋的二层，学生的家长多在外地打工，留下老人与孩子在家乡手足无措——电话里，家长们急切地询问阿麦，“你是班主任，怎么不清楚情况？”

阿麦答不上来，他说不出口：孩子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不在他们身边，因为他正在北京录制比赛。

阿龙在连平另一个镇上的小学工作，面临的是同样的为难。编导过来催促上场。两人不得不放下手机，电话还在一个接一个地进来。坐车去录制现场的路上，万里看出两个年轻人的眼神发愣，拍了拍他们的肩膀，“不管怎么样，得先把这场（比赛）撑过去。”

阿龙只能闭着眼唱。现场的舞台效果恰好是在模拟下雨，除了乐声外，还有沙粒掉下的沙沙声，像极了大雨滂沱。阿麦全程红着眼，最后一句，伴随着阿龙的哭腔从音响里传出，吉他的尾音也弹崩了。

那场比赛后，我在机场见到他们。他们情绪不高，“从来没有那么想回家过”。

抵达连平的当晚，应纪录片工作人员的要求，九连在平时排练的仓库门外设了一桌庆功宴。炒米粉、花甲、牛肚、砂锅粥陈列在桌上，三人没有动筷，小声用客家话对谈起来。

“最近我们收获了很多肯定和鼓励，但是还是不要飘。”

“我们不用想那么多。”

“很多事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我们心知肚明就好。”

开机之前，阿麦接到了一个电话：有人匿名投诉他在琴行兼职。作为小学教师，阿麦属于公职人员，照例不允许在外兼职。消息太过突然，以至于三人怀疑九连真人参加节目的名声过大，已经引起了地方上的一些嫉妒与不满。

那天晚上，阿龙拒绝了纪录片去他工作的学校跟拍的请求，并提醒我一系列有关采访成文的注意事项：比如“就写乐队别写连平”，“我们不能代表连平”，“不要给乐队扣任何帽子”，“我们不是客家文化的代表”……

❹出去，回来

从广州往东北方向驱车三小时，才能到达四面环山的连平县。驾车行驶在大广高速上，四目都是田野、远山和积木一样的红砖房，途中经过几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与生态自然保护区，最后抵达连平。

连平是香港水源的供给地，因此没有工业经济支撑，漫长的历史中，祖辈过的是田园牧歌式的日子。这里是客家人的聚居地，也是广东省最贫穷的地方——直到2014年，连平才刚摘掉省级贫困县的帽子。

20分钟内，你能步行至连平的任何一个地方。顺着县道和河流，我找到了万里的仓库，没有具体地址，代号S68——这是租赁合同上的房屋编号，仓库没有招牌也没有门牌，万里说，希望保有“地下的感觉”。

两年前，万里和两位朋友一起租下这个仓库，这里就成了连平音乐圈的地下组织。这天上午，万里朋友们一起来喝茶。二三十个装着设备器材的航空箱占据了仓库的大半空间，为了吸音，墙上海绵一样的聚氨酯发泡材料是网购回来，一块块贴上去的。钢筋横插在裸露的水泥墙上，大家畅想着，“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把二楼装起来”。

万里本来想找一处厂房，打造连平第一家live house。他与阿龙骑着摩托满县城转，都没能找到废弃的工厂——连平没有工业。最终他们选定了这里。依靠贷款，万里前后购入了30万的舞台设备，妻子不知道，“有时候有意识地透露给她听”。

朋友们初次到访时都对这里赞不绝口。其中包括郑凯，第一次走进仓库时，他兴奋得像孩子：“我靠，牛逼，Marshall的音响诶！都是我最想要的！可以可以！”

郑凯握着万里的手，“这是痛仰握过的手哦！”大家哄笑起来。他仍在叮嘱，“你什么时候帮我要痛仰的签名啊？一定记得帮我要痛仰的签名啊！”

万里曾经召集这群朋友一起重拾音乐。在这座仓库里，大家一本正经地排练。三四十岁的男人们凑在一起，怎么也没有当年的快乐了。第一天就有人迟到，大家约定迟到的人要请吃饭，于是天天有人请吃饭，郑凯吃得胃疼。

“痛苦，非常痛苦。”郑凯皱着眉头。可在谈起他们喜欢的音乐，谈起他们几十年后一起去香港看枪花的演唱会，他的眼神开始发光。在深圳，郑凯曾经在音乐公司工作过，懂得利用设备做电子音乐。万里在一旁说，“他对音乐有自己的一套审美，我一直鼓励他不要放弃，坚持做自己的音乐。”

“找不到人（和我组乐队）啊，没有人陪我我就不想玩了。”郑凯在一旁回应，语气像是已经放弃的样子，可一会儿趁大家说话，自己又溜到舞台上弹起了贝斯和吉他。

“这里小地方，什么都没有。只有鹰嘴桃，你吃过吗？可好吃了。”说话的人叫黄绍洪，人称连平传销小王子。16岁时开始在连平搞吉他协会，学电影里那样收会费；高考后的暑假，他把学费用来买棉被，再在新生报到那天卖出去，一笔赚了17万。朋友们公认他拥有难得的商业天赋，可在珠三角走遍了，他依然没有成功，最终回到连平。

“我不甘心。”他说，总有一天还是要杀回去。

外表看起来，黄绍洪是没有太大野心的那一类人。圆圆的脑袋和肚皮，眼睛细细弯弯，笑起来像尊弥勒佛，说话时温文尔雅，让人产生亲近感。那一年，黄绍洪顺着吉他声在漆黑中摸到万里的宿舍，对他说，来，和我搞乐队。万里一脸困惑，怎么搞？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乐队，像Beatles和beyond那样？

那时连平没有琴行，几个小伙子凑在一起看音乐杂志，从遥远的北京订琴，琴坐着火车一路运到河源市，他们又坐着长途汽车去接。琴到了，小伙伴们兴奋地搞起音乐会，在手画海报上写下大大的花体字“连平第一把电吉他”。

在伙伴们悄悄做着摇滚梦的时候，黄绍洪早早断绝了搞音乐的念头。那年他18岁，赚到17万后，他独自远行去探望搞独立乐队的朋友。在深圳的城中村里，朋友们一贫如洗，屋内只剩下半袋米，已经很久没吃过肉。黄绍洪来到，他们用方便面款待他，方便面就着二锅头，没吃几口就吐了。

“太惨了。”黄绍洪就此明白，赚钱才是正义。现在的他，在河源市做一家空调的代理商，收入还算体面。年轻时喜欢玛丽莲·曼森的他，现在最常听的是抖音神曲。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办公室里至今还放着一把木吉他。

郑凯也保留着木吉他。九连真人参加的每一场比赛，直播时，他都守着手机凑近了看。最震撼的还是《乐队的夏天》第一期播出时，专业的灯光、舞台设计让他对阿龙、阿麦和万里感觉陌生，“那是我认识的人，又好像不是我认识的他们。”一曲听完，他立刻拿起吉他试着弹起来。吉他落了灰，很久没弹，手生了。摁下品弦时磨红了指尖，刺辣辣的疼。

午后，万里的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讲述，大家默默地听着。

“你们羡慕他们（九连真人）吗？”我问。

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羡慕，很羡慕。”

随后，谁也没有说话了。只剩仓库里风扇转起来的呼呼声。一位朋友后来悄悄对我说，他特别希望九连真人能够真正地走出去，为他们这些“走不出去的人”圆梦。

走在连平的街道上，街上遍布着广式特色的骑楼和以“鑫”字命名的招牌，广东人爱“鑫”，“鑫”字多金。他突然指着街上的人们，“上班、赚钱、养家，就是他们全部的生活。你不在这里生活是体会不到的。”

临别时，他用一种近乎苦涩的笑容说，“连平没有梦想可言。”

连平人说，有毛钱？意思是有没有钱？钱是衡量一个成年人工作价值的要义，它的等价概念是稳定的收入、生活，和安稳、可期的人生。

麦国道说出这句话时，摄影机正架在不远处。“没钱没着落。你这是不是铁饭碗呢？以后搞砸了呢？靠什么生活？”“我们希望他生活安稳，外公今年75了，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

直到看到阿麦向学校请假的书面申请，麦国道才知道孙子搞的音乐叫做摇滚。“一定要不影响你现在的工作为前提。”麦国道提醒他。

麦国道年轻时尝遍了生活的苦。60年代，他挑着100斤的担子走上30公里，只赚100块钱。种了八年地，给边建做过苦力，直到被分配进事业单位，生活才轻松起来。75岁的他身姿挺拔，但一米八的身高只有126斤的体重。

“年轻时就开始这么瘦。”他走进屋，拿出年轻时的照片比对，“因为辛苦，不长肉。”1990年代，麦国道奋斗一生，终于带着全家搬进文明街的这套四室二厅的大房子，才让家人远离了农田和贫苦。

“我希望他（阿麦）不要吃苦。”他拿起自酿的糯米黄酒，朝嘴里灌了一口。从前经济未开放的时代，只有公家人的生活过得最好，“你就算有手艺，万一世道不好，大家手里没钱，你到哪去挣钱？”屋子里静静的，厅堂摆着老两口和四个女儿的合照。

1993年，麦海鹏作为长孙出生在这间堂屋。不久后，父母离婚，他被送到外公外婆的身边长大。10平米的房间永远属于他，一张床、一套衣柜和一张书桌，26年来这里没有太大变动。

阿麦拉过窗帘对我说，“就在这个房间，我埋头哭过无数次。”高考那年，为了去上音乐培训班，他向二老哭求，流了数不清的眼泪，最终才获得他们的准许。“当时全家人都觉得走艺术道路不如好好读书，出来有份正经工作。”

书桌旁的架子上摆着成套的林俊杰专辑，和所有他想留下纪念的东西。打开一个粉色的纸盒，里面有几十枚硬币。“这些硬币有我很悔恨的故事。”他拿起一枚放在手心里。

童年时，他在家里发现一整缸硬币，便每天偷一些出去买吃的玩的。缸快空了，外婆才发现。那是她收藏了几十年的钱币，外婆气得一整天都没吃饭。阿麦笑着回忆，边讲边叹气，“我再也不想做任何让他们伤心的事了。”

因此，24岁那年，阿麦辞去了阳江的工作回到连平——他将之理解为对家庭的责任——“我们家只有我一个男孩，他们二老只有我，我需要给他们养老。”

“我们三个都是带着妥协回来的。”万里骑着电动车，我坐在后座。他今年37岁。前几年，他曾想从朋友手里买下一辆“超级拉风”的重型摩托机车，可回到家见到妻子女儿时，他打消了这个念头。“摩托车不能买保险”，出了事什么赔偿都不能给妻女留下。

万里的父亲患有慢阻肺，每天需要吸氧。2014年，广州的三甲医院。父亲病发住院，万里连续陪夜一周。每天早晨，他下楼去买早餐，走过医院长长的过道，过道的尽头射来阳光，他感觉人就是这样走过一生。

从那以后，他回到父母的身边。在连平开过琴行，卖过手机，帮朋友打理过电影院，都失败了；最后他贷款30万买下一套舞台设备，和一些乐器，打算做舞台租赁谋生，却被父亲抛下一句：“你是发烧了”。

❺阿民

连平夜晚的街道弥漫着牛肉粉和炒菜的香气。阿龙正开着车寻觅合适的宵夜店。他穿着粉色T恤和没到膝盖的沙滩短裤，脚上蹬着夹脚拖鞋，看起来活像个大学生。

“我有点虚荣。”他没头没尾地冒出一句，紧接着用一连串的故事解释这句话：上学时学画画是为了“赢别人”，高考选择去四川音乐学院学美术是“冲着川音的名气”，做乐队也是“为了攀比”，还有买车——刚回连平后不久，他就贷款买下了这辆车，因为“本地年轻人里这车应该算贵的”。

我表示要看看车牌，阿龙立刻挡住了方向盘上的标志，露出极不好意思的笑容阻止我，“你们看起来肯定很便宜。”

这是一辆全新的白色SUV，月供2000多元，接近阿龙教师收入的一半。

三年前，阿龙开着这辆车行驶在京港澳高速上，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明晃晃的日光照进车里，不知是因为阳光刺眼还是音乐动情，阿龙止不住地落泪。耳机里循环播放着交工乐队的《风神125》。

土地公土地公，子弟向您点头。

拜托拜托，拜托把路灯全都关掉。

不必问您的子弟为何要跑回来呀。（《风神125》歌词）

歌里的主角阿成在外闯荡十年，毫无成就，只好选择回乡种田。辞别了都市里的朋友，阿成骑着“风神125”摩托车，奔驰在县道184上。一路上他向土地伯公祈求，将路灯火全部熄灭，这样左邻右舍就不会看见他回来了，他怕他们问起回来的原因。

这像极了现实中的阿龙。2016年，阿龙结婚了，因为买不起深圳的房，他选择回乡工作。

深圳三年，阿龙换过两份工作，从幼儿教育到平面设计。第一份工作的老板，阿龙视他为行业楷模，职业生涯的导师。老板开着一辆好车，对他说，小伙子，好好干，你以后怎么样也能开个奔驰。可一年过去，工资怎么涨也不过五千多。直到有一天，老板问他，在连平考驾照是不是很简单？

阿龙问，您不是有驾照了吗？

老板答，我没有驾照，想去连平考一个。

阿龙呆住了，脑海中闪过老板开车时淡定的样子，还有老板对家长们说话时，一脸真诚的画面。一个不遵守规则的人，怎么去教育小孩子？这个故事总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宝安区的出租屋里，阿龙白天上班，晚上上课，一遍又一遍画着设计图，可工资始终停滞不前。他发现自己年少时的幻想几乎全部破灭。

后来，阿龙创造了阿民：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不顾父母的劝阻硬要出去闯，在外受了委屈又流露出后悔。

“妈，

民古确实系哦（阿民确实），

话唔听哦（不听劝啊）。”（《莫欺少年穷》歌词）

在北京，我与一个出身农村的朋友L聊起阿龙的故事。L起先无法理解，毕业于名牌大学的90后阿龙为什么会选择回到三线小城的家乡，更困惑他为什么在机会面前突然退缩。直到他听说阿龙的父亲是银行管理层、母亲是小学教师，终于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听起来他的家庭在当地拥有不错的生活。出身农村的孩子没有退路，县城的贫困家庭也大体一致，但县城的中产家庭里走出的孩子，冲劲就没那么足了。”L说，“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一种安稳的环境里。”

在阿民的世界，两种力量在撕扯。一方面，他缺乏能力，不够强大，年少自卑。“那时候去翻我们的qq说说，你会发现一点小事都要发一条抱怨一下、宣泄一下，特别脆弱。”坐在车上，我们聊起九连创作的歌词中，关于妥协的部分。

但真回了家乡，却仍心有不甘——

朋友说，你们别去，去了丢脸。《乐队的夏天》里，面孔、痛仰、新裤子，全是大家自小就崇拜的乐队。九连真人，一个刚成立一年不到的乐队，去了能干嘛？

阿龙打定主意要去，向学校请假。如果假下不来，他辞职也要去。

2018年底的冬天，米未的导演们见到了阿龙和阿麦。两个少年模样的男孩裹在两件一模一样的黑色羽绒服里。“特别土，一看就是淘宝上200块钱买的那种。”万里沉默地呆在一边，总是害羞地笑。

当聊到阿龙对说唱感兴趣时，老钱要求阿龙现场来一段freestyle，阿龙很坚决地拒绝。随即老钱掏出手机，现场放了一段beats，“他已经脸红到整个身体都往后缩了，但还是配合我。”从那以后，阿龙的话渐渐多了起来，关于创作的经历和故事一个接着一个。

“我感觉他们就是在连平憋太久了。”老钱回忆。

现实世界中，每走一步都是妥协。

老钱能明显地感受到，经纪人宋佳的话语下，九连是绝对的服从。在我见到宋佳之前，周边人曾提醒我，要小心她的脾气。宋佳对待工作极为认真，但脾气也是圈内出了名的火爆。在工作中她习惯主导，我在连平时添加了几位成员的微信，宋佳得知有媒体跟乐队成员问行程约见面采访后，要求他们必须将包括我在内的所有记者删除——“所有采访和联系都必须通过我，工作结束后想朋友交流再加回来都可以。”

在一次工作的间隙，宋佳躺在沙发上说，她第一次朝九连真人发火是在电话里——四月的那场分享会后，阿龙在微博上转发活动信息，转发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这激怒了宋佳。

“到场了这么多前辈和朋友，你就简单的一句话就给应付了？”宋佳平静地阐述当时的情景，转而露出抱歉的神情——那天，她踢翻了身旁的垃圾筒，生气了将近二十分钟。

那阿龙呢？

“就没声儿了。吓坏了。”宋佳目光向下，“我这个人确实是，有时候脾气控制不住。带他们，我也在一起成长。”

曾有一支乐队因为忌惮宋佳的性格，最终放弃与她签约。那也是一支年轻的乐队，对资源同样渴求，但他们担心过于强势的经纪人会影响创作的独立性。他们提醒九连：宋佳非常好，但我们不会签。我劝你们也不要签。

“那番话让阿龙有所顾虑的，但他没有太多犹豫，因为他内心还是太渴望被大家听到了。”一位曾与阿龙有过深谈的人说。

❻“名利特别诱人”

北京的夏夜被烧烤炉点燃，肉在烤盘上滋滋冒着热气。九连真人和工作团队一行十几人，围坐在露天的大排档。第二天就是《乐队的夏天》的最后一场录制，将决定他们能否晋级前五，饭桌上却丝毫不见备战的紧张气息。阿龙拿着啤酒瓶，模仿起他们的一位东北朋友的口头禅：来来来，大家都支棱起来啊！

有人提议，“明天就决赛了，阿龙阿麦要不要跳个水？处女跳！”大家哄笑起来。

又有人提议，“以后可以找几个厂家赞助几个小号嘴，每场往台下扔几个。”阿麦笑了，“太重了砸坏了人！”

谈话由此进入了畅想环节：“以后演音乐节的时候，就要那种傍晚的场次，后边儿是夕阳，这边在唱，‘西边，太阳落山’。”

宋佳借此介绍，“我和他们说了，现在不是赚钱的时候，有些什么公司年会找来，给再多钱也不去。我们立了很多要求的，音乐节低于八千人的规模不演，演出位置尽量要求不早于倒数第三，阵容非常重量级的可以挪到倒数第四。”

“这个赶紧记下来，一定要写进去！”阿龙突然直起身子，半开玩笑地说。说完又立刻向我敬酒，“开玩笑开玩笑，笔下留情啊！”

“九连现在变油了。”6月的一天，方欣在车上说。那是我见到九连的第一天，被他们身上质朴真诚的气质所吸引。对方欣的这句话，我有些吃惊。她摇摇头说，“过段时间你就能看出来了。”她指的是，像任何一个一夜成名的故事那样，九连真人在短期内的角色身份产生巨变，为了适应新环境，他们难免经历某种迷失。

时间回到5月，九连真人第一次来到《乐队的夏天》的舞台。

头顶是100多盏效果灯：摇头、染色、激光、频闪……黑暗中，音响师、舞美、道具、秀导和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跑上台，“一窝蜂上去二三十个”。“从没见过那么大的舞台。”第一次录制时九连真人吓坏了。调音师问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吗？他们摇头。其实耳内的返听完全听不清楚。他们不熟练吉他、贝斯该调到什么音量，混响的效果如何调整。只能下场偷偷和自己的编导表达，“好像还有点问题”。

总导演牟頔把编导叫到一边，语气充满怀疑：“你确定他们这样子，上了台能和马东互动起来吗？”

在第二现场，九连抱着从家乡带来的两大袋花生，眼神不停地游走——只要任何乐队与他们有眼神上的交集，让他们感觉释放出善意，他们就第一时间把花生递上去，“您好！来，吃点我们的特产吧！”

回忆起来，阿龙忍不住嘲笑自己，“我们真的跟乡巴佬一样，见到谁都想合影。”

下了舞台后，阿龙、阿麦和万里三人肩搭着肩，互相扶持着走下舞台。“像是力气全部用完的感觉。”

“那种原生态的淳朴，（让人）特别心疼，特别喜欢。”方欣说她曾看到，录制的某个晚上，九连真人被经纪人带着去敬酒，“（经纪人）告诉他们你今晚应该敲这个人的房门，这个人在圈里很重要，你要和他搞好关系。”而宋佳对此的回应是：我没有做过这种事，谁说的这种话，我可以和他对峙。

跟访半个月后，我问阿龙，“是否担心成名后的这种生活会改变你们身上纯粹的气质？”

“名利特别诱人。”阿龙说。但他确信只要回到连平，“心就能静下来。”正如第一次见面时他所描述的那样，在连平，欲望没有那么露骨，“不用去想今天哪个乐队做巡演了，哪个乐队又出新专辑了”。

已经有一些期待加在他们身上。签约九连真人时，宋佳曾经喊话：九连不红我就退出经纪人行业。决赛前夕，我和宋佳聊天，她对于赛果很有信心。“我是觉得他们应该进（hot5）。”她交叉抱着手臂，小臂上是前不久新添的纹身，“九连真人”的字样。

几天后，九连被淘汰了。新增一轮投票的赛制激起了很大争议，第一轮投票中，九连真人排在第五名；第二轮投票过后，九连真人掉到了第六。得知结果的那一刻，宋佳将手机重重地摔在沙发上，主板摔坏了。第二天，九连真人订了一早的航班离开了录制现场。

“为什么那么赶着回去？”

“想回家了。”阿龙在手机上回复我。

❼欲望

在连平的某一天，阿龙和朋友一起聚会。饭桌上，他提起，“我特别爱喝精酿啤酒。”

两位朋友一脸迷惑，“什么是精酿啤酒？”阿龙解释了一番，在北京，他第一次喝到了精酿啤酒，印象深刻。连平没有精酿啤酒。沉默几秒后，他感慨道，“以前以为自己不爱喝酒，后来才发现是自己没喝过好的。”

几天后在一家日料店，我提起这个细节时，阿龙正将一块生鱼片塞进嘴里。他露出极不好意思的笑容，“我这个人很好吃。特别喜欢吃好吃的。但是说实话，以前没条件也不舍得去吃好的。”

后来的谈话中，阿龙直面了自己的欲望：他渴望成名，想要赚钱。却也畏首畏尾。显然九连真人已经开始期待音乐为他们带来更多。万里将三个人的群名改成了“我要上春晚”，阿麦每天查看着微博的粉丝数，在一场商业拍摄的间隙，阿龙趴在床上抱怨着他的国产手机，“这手机太卡了，等赚到钱第一件事就是换一部新的。”

7月，我在黄燎原的住所与他谈起了阿龙的欲望。他大笑，“当然应该有这种东西”。他回忆起第一次在视频里看到九连真人，当镜头拉近，他看见了阿龙、阿麦的表情和眼神——“那眼里的光”。那眼神让他想起杨德昌早期电影里的那些少年，也让他想起十九世纪法国作家笔下所写的，“一个外省人来到巴黎”——“就是怀揣着巨大的野心和梦想，渴望到一个更大的舞台，渴望到一个更宽阔的地方，去展现自己。”

他们现在恰好是这样的状态。他说。

黄燎原选中的就是这股“想要冲出去”的劲。舞台上的阿龙让他想起了梁龙（二手玫瑰乐队主唱），十几年前，第一次看到梁龙的演出时，黄燎原也是这样的生理反应——“激动，那种振奋你知道吗，就像真是一个大鹏展翅，咔振翼了一下，就那样的一个感受，那个非常强烈的东西。”这种信号消失多年，在九连真人这里复燃。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他当惯了伯乐，见证了一批摇滚乐队、艺术家的功成名就，他确信，“连平是留不住阿龙的”。

我提出“这股劲”可能离开连平就会消失。他并不认同。

“我们客家人有句话，年深外境犹无境，身在他乡即故乡。”他坐在书房里，抽着烟。真正的创作者可以在任何环境下创作，“连平不是九连真人的必要条件”，只是现在还没到时候——“他们还不成熟。”

黄燎原给九连真人的建议是：尽可能久地留在连平，直到呆不下去为止。他告诉九连，接下来，钱会来的，女人也会来的。要守住自己。

❽未来

再在北京见到九连真人时，阿龙兴奋地说，淘汰后回连平的飞机上，他突然来了灵感，写下了一首新歌——这排得上这阵子最高兴的事儿了。

起先，他们对第六名的成绩感到遗憾。后来想明白了，无论赛果，脚下的路才是刚刚开始。

那次回去，接机的路上滴滴司机一直抱怨这一单亏了，“能不能把高速费承担一下？”“不可能。”阿龙脱口而出。说完又有些不好意思，“一会儿我们几个请您吃碗粉。”

九连真人最初的梦想，是在连平能够拥有自己的排练室；以前他们总借朋友琴行的鼓房，或是在里哥的仓库排练。投诉始终不断。房东大爷时常火冒三丈地出现，对着他们破口大骂。

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这天上午，万里在仓库里收拾物件，一个大爷从门外路过，隔着老远对万里喊了一声加油。万里认得他，是住在仓库楼上小区的住户。如今情况不同了，那些从前在他们排练时向警察举报的居民开始和颜悦色起来。人人都知道九连真人就是从这座仓库诞生的。

万里招呼大爷进来喝茶，大爷面无表情地摆摆手，“我还要去买菜”。

有天在连平，我们走在通往鹤湖水库的田间小道上。晚霞绚烂，暖金色的火烧云挂在天边。万里突然指着某间小屋说，希望未来他们能拥有一座三层的房子。第一层放着茶具，能和县里的音乐爱好者们喝茶聊天；第二层是设备间，里面陈列着所有能买得起的设备。第三层最好有几间卧室，哥仨个排练完可以在这住下，每天都能呆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