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互联，数据驱动，平台垄断，硅谷巨头如何主宰城市？

硅谷是美国旧金山市和圣何塞市之间一块约80公里长、16公里宽的狭长地带上密集分布的城市群。这里是世界科技经济的中心，NASA基地和斯坦福大学也坐落于此。

“星际殖民”“工业4.0”“物联网”“人工智能”，人们很容易联想到科幻电影，认为这里是一个由机器和算法控制，与人类现实生活同时存在的平行世界。但事实上，无论选择哪种App出行，车辆仍然行驶在公路上，网上订购的商品还是在工厂中生产，在全世界的物流仓库之间流转，数字化趋势带来革命性的创新和巨大的生活便利同时，也意味着实实在在城市空间结构的改变，这些改变并不总是尽如人意，例如士绅化，住房危机，阶层驱离，交通拥堵，地方文化身份的丧失等等。

数字技术和互联网模式，作为一种巨大的变革力量，凌驾于城市之上，硅谷的发展模式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批评。2018年3月，《纽约时报》发表了文章《硅谷已死》（Silicon Valeey is over, says silicon valley），报道了一批硅谷投资人受邀考察了包括正在复苏的底特律在内的几座锈带城市，硅谷已然不再是唯一可以创立优秀公司的地方；大型科技公司正在离开，谷歌、脸书等科技巨头在科罗拉多州的波德和波士顿设立办公室；亚马逊第二总部考虑选址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水晶城；纽约时报记者Timothy Egan提出“湾区恶托帮”（Dystopia by the Bay），认为Battery私人俱乐部中的巨头已将旧金山变成一座单一维度的城市，仅为城中百分之一的人群服务；硅谷地区房屋价格已经使得普通的中产阶级不堪重负，很多人甚至无家可归，这里的收入不均衡问题是全美最突出的，交通和物流运输也是一团糟；旧金山的原居民开始对科技产业从业者抱有敌视态度，谷歌班车成为被攻击的对象，而过于同质化的精英群体也令硅谷失去了创新的活力。

在这些批评的背后，并非单纯的保守主义和对科技的恐惧，相反，这里提出的问题相当严肃：我们应以何种标准考量科技产业的成功？技术型创业者和科技公司在享有政策扶持税收福利的同时，为城市带来了什么？在其创造了大量亿万富翁的同时，是否维护了社会的民主和公正？提升了城市空间的品质？科技手段有能力重塑城市吗？

城乡接合部既视感的科技园区乌托邦

第一次来到硅谷的人，会对这里平庸无奇的城市面貌感到失望，世界上从没有一座权力和文明的中心如同硅谷这般隐匿无形。无边无际的城市蔓延：棋盘网格式街道，低密度、非连续性的联排房屋，高速公路，超大型购物中心以及存在感极低的城市中心。帕洛阿尔托，门罗帕克，山景城或者库帕提诺这些不起眼的城市里坐落着苹果、脸书或谷歌的全球总部，AMD、思科、英特尔、惠普等享誉世界硬件巨头也遍布于此。然而，这里没有宣示财富威严的摩天大楼，没有令人惊叹的前卫地标，没有气势宏伟的道路轴线、纪念碑，几乎没有任何建筑物可以反映出这里蓬勃发展的经济、技术和政治实力。

硅谷地区的城市密度极低，互联网巨头的总部几乎都是以园区（Campus）的方式聚集在这里，无论是办公室还是生产厂房，研发部门全部都是以聚落式分散、内部开放、建筑与景观相结合的园区形式规划，园区（Campus）在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因为这可以营造出一种斯坦佛大学校园般的田园牧歌氛围。

被人们津津乐道具有传奇色彩的硅谷车库文化早已成为过去。如今，一个科技巨头园区的标准配置是，24小时开放的餐厅，提供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美食，健身房、瑜伽教室，游戏室，理发馆，洗衣房，牙医诊所，蛋糕房，冰淇淋店，这些设施对员工完全免费，员工可以在工作时间内享受这一切。谷歌所在的山景城园区内，彩色公共自行车随处可见，可以随意停放，备有充足充电桩的电动汽车，供员工们在园区中穿梭；圣胡塞的三星总部内，设有12个提供不同风味美食的餐厅，每两层办公空间之间都设有贯通式的屋面花园，员工可以在WLAN全面覆盖的庭院中工作、健身；苹果在库帕提诺新建的巨大环型总部，为60公顷公园所环绕，其中9000平米的健身水疗中心打破了硅谷的记录。

虚拟世界的万物互联与现实空间的光荣孤立

社区和公共（community & commons），是硅谷企业中被提及最多、极受推崇的理念。而讽刺之处在于，这里所谓的公共和社区是一种向内开放、向外封闭的企业闭门社区（corporate community），每个公司总部都如同一座独立的王国或城市。在硅谷本不具都市性的城市空间里，形成无数自成体系的平行空间。园区内办公空间开放自由，社区功能完整，休闲娱乐一应俱全，免费的有机食品品类丰富，处处体现着企业独有的文化品味，带来家庭般的归属感。硅谷文化的一大特点就是工作和生活界限模糊不清，工作即是休闲，工作即是身份认同，因此长期以来以工作时间长而著称，企业通过对工作环境的营造不断强化这点，996或007不再被视为一种企业对员工的剥削，而是个人为了实现崇高目标而付出的劳动热忱。这样的目标，吸引着年轻人从世界各地涌入硅谷，接受“奋斗宗教”的洗礼。

企业的光荣孤立，在硅谷既是一种信仰，也是一种策略。这种孤立，让技术企业显得更民主，更具有先知先验“改变世界”的理想主义气质。而这种孤立造成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企业园区内的繁荣与其外城市的冷清形成对比。科技企业办公室抬升所在区域地价和房租水平，同时，由于提供从免费餐饮到洗衣、理发等等福利，令其所在区域的商业功能全面萎缩。由于硅谷居民的公共交流多发生在办公园区之内，也直接导致城市公共区域的消解。旧金山非赢利城市研究机构SPUR研究人员表示：科技产业的办公园区会对现有城市结构产生破坏影响。一个研究项目跟踪分析了2011年至2013年之间谷歌班车停泊点步行范围内居住空间在同一时段内由于租金上涨，69%的原有居民解除了租约搬离该区域。城市人口结构日趋单一化，都市生活的多元活力被削弱。

将这种孤立表现到极致的，是苹果在库帕提诺即将建成的新总部大楼。2009年，乔布斯委托英国著名建筑师诺曼·福斯特为其设计，如今项目已经基本落成。这座巨大无比的闭合环形建筑令人联想到中世纪的城防堡垒或宇宙空间站，其直径达到460米，可为12000人提供工作位置。为了实现建筑与周边环境的隔绝，建筑师环绕大楼四周筑起了土丘地障，将建筑隐藏于其后，暴露于公共视线内的一部分建筑局部，也因弧形玻璃幕墙的反光达到消隐于环境中的目的。环形的中心为一座公园，是所有内环办公空间视野的中心。一栋建筑同时具备了全景监狱般反乌托邦意味和末世乐园的乌托邦气质，这也是硅谷叙事的一个绝妙隐喻。

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公共领域的“优步化”

美联社记者MATT O'BRIEN在文章中指出，“2018年也许是科技反乌托邦趋势越发清晰的一年，从脸书信息泄露干扰选举开始，智能手机成瘾，YouTube算法将年轻人引向极端主义、基因编辑技术等等问题，硅谷试图连接一切的理念逐渐暴露出其阴暗的一面。”硅谷过去良善、不作恶、开放的形象不再，公众越来越意识到技术存在问责危机。

硅谷最吊诡之处就在于，它具有西海岸特有的嬉皮士公社精神和NASA政治背景的双重基因。一方面是混杂了控制论、自由市场经济和反主流文化的“加州意识形态”，以及由其衍生出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信息自由信仰，认为可以通过纯粹技术手段实现乌托邦的赛博文化；另一方面却是国家大规模的政策倾斜和政治干预，西海岸高科技工业群一直享受着美国历史上最丰厚的拨款。“所有这些公共资金都对硅谷和其他高科技产业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极为正面的影响，尽管这些都从未被承认。”（The Californian Ideology，Richard Barbrook和Andy Cameron）

这样的背景催生了今天硅谷的科技寡头。2018年，脸书（Facebook）、苹果（Apple）、亚马逊（Amazon）、Netflix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五大科技巨头市值合计超过3万亿美元，超过标普500总市值的10%。

FAANG以及硅谷当下最具活力的初创公司Uber和Airbnb都具有一个特殊的身份——平台企业，其背后是近十年来最大的商业模式创新。平台联系两个及以两个以上群体，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协助用户进行数据交换。脸书和谷歌链接广告商、开发者、企业和日常用户；优步连接驾驶员和司机；亚马逊将买家和卖家连接在一起。这种极为强大、以数据为中心的“平台范式”，正在全世界迅速的扩张，对经济进行重组，一种可以被称为“平台都市主义”的新型城市生活形态应运而生。

城市中几乎所有服务行业，都在经历着“平台化”，或被称为“优步化”（Uberisation），工作和服务被转化为分散的任务，随需应变。湾区的公共交通体系落后，同时又是长距离通勤百分比最高的地区，为优步和Lyft这样出行平台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遇。今天，湾区某些城市甚至开始秘密缩减公共交通预算，因为协作出行平台构成的多式联运交通模式表面看来已经对公共交通系统进实现了补充。Airbnb短租平台最初创立方便了市民共享自家的闲置空间给游客，平台发展至今已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万个城市房源数量超过600万，是世界最大酒店集团万豪集团客房总数的4.5倍，几乎颠覆了整个酒店行业。由于Airbnb房主更倾向于从短期租赁中获利，原本出租给市民的房屋被从市场上撤下，从而加剧了住房市场紧张。家政管家平台“Hello Alfred”是劳动力众包模式的代表，“Alfred”管家每周会在指定的时间上门，提供房间打扫、浇花、超市采购、送洗衣服、收寄包裹和打理宠物等服务。然而，管家们基本上无法承担其服务街区的生活成本。平台范式产生的零工经济（gig economy），看起来劳动者可以自由安排自己的时间，但是从事零工经济的大多是中下层劳动者，每天只能等待并且竞争企业平台所派发的任务，不可能掌握自己的时间，有时工作时间还要远超8小时。更因为他们不受雇于企业，无法享受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福利。有评论者认为，零工经济是一种数字时代的新型剥削形式。

在全球视角下，平台逐渐变成一种制度化模型，平台的权力和影响力甚至超过政府和公共机构，成为城市真正的主宰力量。他们具有文化影响力，主导政治话语，主宰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在迅速改造着医疗健康、教育、基础建设、能源、太空旅行和物流系统。而这种权利和垄断仅仅来自对信息的采集、分析、储存和交换。“平台”策略着眼于人们的行为，也就是如何吸引更多人，如何将所有人纳入平台生态，最大限度发挥网络效应。平台用户越多，人们在平台上逗留的时间越久，平台就对用户越重要，越能渗透进用户的生活，从而提取更多数据。而对数据的控制提高了市场进入壁垒，形成赢者通吃的垄断局面。

而平台并非中立，权力掌握在设计平台，管理和垄断数据的企业手中，平台上的每一次互动都成为一个被捕捉的数据节点，平台成为一个数据的“钻井”。而用于吸引或挽留用户的评分以及推荐机制，所谓的大数据，云计算背后往往是人工操纵的算法黑箱。

巨头主导新城规划

今天的硅谷科技巨头为了赢得数据市场上的军备竞赛，不断扩张自己的商业版图。亚马逊除了电商业务外还是企业级云服务的供应商，同时积极布局金融服务和金融科技领域；谷歌除了是一家搜索引擎公司，也在不断转向智能家居和无人驾驶领域。而城市作为信息交互汇聚的场所，成为科技巨头们竞逐的商业战场，巨头主导新城规划成为一种潮流。

谷歌母公司Alphabet旗下的Sidewalk Labs，正在多伦多港口区域规划一座325公顷的新城区，第一期项目将耗资5000万美元对Quayside（码头区）进行改造，计划核心是覆盖整个基础设施的数字网络，用以打造终极智慧城市环境；硅谷山景城的知名科技孵化器Y Combinator在2016年7月提出了一项城市研究项目，计划建造全新的城市；比尔·盖茨投资公司的子公司Cascade Investment LLC在亚利桑那州购买土地，建造智慧城市；堪萨斯城也在与思科、Sprint合作打造智慧城市走廊。

然而，在全球范围内观察，智慧城市运动的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所谓的智慧城市只是智慧项目的个例。部分原因就是传统的城市环境过于复杂，很难展开手脚，而那些从零开始打造的智慧新城——例如韩国的松岛——更加难以成功运行，因为人们不愿意搬去那里生活。更多时候我们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修复现有的城市，而不是去寻找或创造一座新的城市。

知名的城市规划专家和科技思想者亚当·格林菲尔德（Adam Greenfield）在他的《反对智慧城市》（Against the smart city）中指出，“智慧城市理念作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当代形式，不是源自在城市规划理论和实践上做出过贡献的任何党派、团体或个人，而是起源于那些科技巨头。”

被过度包装营销的“智慧城市”概念之所以大行其道，背后是在我们时代的精英中盛行、几乎统治了现代经济学大半江山的“技术官僚主义”和“功利主义”，以科学和理性的名义，把问题简化成概率和统计，简化成技术问题，将城市空间视为推动经济发展，攫取利益的工具，这在大数据时代愈演愈烈。在“技术官僚主义”者眼中，几乎没有什么比大数据更了解人们和城市的了，哪怕“大数据”样本数量和精确度经常小得可怜。平台将城市的基础设施和服务商品化、市场化，所要做的只是以最有效的方法、最小的花费达到最大的效果。然而，市场并不等于社会，市场只需要将一切用金钱来计算，社会还有其他的目标。

在硅谷，我们感受到了技术带来的巨大的革新力量，也感受到技术与传统人文价值之间的冲突。这里发生的一切深远地影响着世界上数不清的城市和地区，因此更加值得深思。

（作者方小诗为旅德建筑和城市规划工程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