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上海堡垒》陷落；非裔作家托妮·莫里森逝世

【国内】陷落的《上海堡垒》

上周五，台风肆虐的上海在大荧幕上迎来外星人入侵，成为人类最后的希望，好消息是，哪怕上海陆沉，静安寺依旧安然无恙。

鹿晗、舒淇主演的《上海堡垒》在上映第三天票房艰难过亿，影院排片腰斩式下滑，豆瓣评分跌至3.3，预测票房被猫眼电影从2.04亿下调至1.38亿。这部电影还催生出新的网络流行语“太空堡垒”，意指“一个人太过于空闲穷极无聊，才去看《上海堡垒》的行为”。

“明明爆炸镜头都给到静安寺了，静安寺竟然就跟佛光普照一样，连一点的损伤都没有。你都拍上海灾难片了不趁机……？”这点让上海影评人“钟螺”最不能忍受，毅然在豆瓣上给出了一星差评。

《上海堡垒》官微在8月10日发布微博称“陆续收到观众反馈，称出现了有偿打低分的现象”，并表示“必将严肃处理”，但瓦楞纸般的堡垒显然已拦不住来势汹汹的差评，票房口碑双崩基本已成事实。这部号称投资过三亿、耗时六年打造的“中国首部科幻战争电影”或成本年度亏得最惨的电影。

差评的矛头集中指向主演鹿晗及其所代表的流量明星电影。“夏多先生”在豆瓣发表的影评，将《上海堡垒》称作“某种意义上的划时代电影”。在他看来：“过去几年，由于流量明星的粉丝善于打榜做数据，营造出了一个虚假繁荣的人气假象，甚至把制片方都给忽悠进去了，以为流量们具有强大的市场号召力。于是市场上涌现出许多以毫无表演经验的小鲜肉担当主角的各种神片，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一部又一部一次次刷新评分下限和我们观影体验下限的烂片诞生了。”

而正是攻守易势的转折点，《上海堡垒》出世，“几乎是小鲜肉电影类型片的背水一战”，大制作和暑期档，加上铺天盖地的宣发，占尽资源。豆瓣网友整理出映前吹捧《上海堡垒》的电影自媒体名单，“毒Sir电影”“虹膜”等十数家知名影评公号赫然在列，揭示出流量造势产业链条的一角。与豆瓣和知乎等平台的大量差评相映成趣的是，微博仍旧是明星粉丝的基本盘，通过刷热搜和控评等手段，好评仍有一战之力。在电影预售阶段，部分有鹿晗出席的场次采取类似演唱会的“分区售票”的模式，刷出900多元的票价，引得有人调侃：“如果这部电影的制作能有粉丝们十分之一的努力，那肯定能成！”尽管鹿晗在微博有6000多万账面粉丝，然而拧干水分后，正如“史塔克sir”所说：“粉丝支撑起来的票房，远远弥补不了路人对其反感所带来的口碑和票房影响。”

也有不少影评认为，并不能将所有的责任推给鹿晗的公众形象和演技，漏洞百出的设定、逻辑缺失的剧情、杂糅滥用的类型片元素、混乱糟糕的服化道和美学风格，甚至导演本来擅长的言情也相当令人尴尬，这些才是《上海堡垒》失败的内在原因。

今年年初，《流浪地球》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元年”，创造了超过46亿的票房，拔高了观众对于国产科幻电影的期待。珠玉在前，《上海堡垒》很难不被拿来比较，何况这部影片在宣发中也多有搭车之举。然而，“科幻电影”的受众与流量明星粉丝的重合度本就较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对立。当观众以“科幻”要求电影时，拍过《失恋33天》的导演滕华涛显然难以交上一份及格的答卷，于是两部投资额均为三亿多元的科幻电影却有着截然相反的命运。

正如《新京报》微信公号所言：“观众期待《上海堡垒》在《流浪地球》基础上，迈出中国科幻片的另一大步。遗憾的是，它迈出的却是倒退的一步。”评论认为，科幻电影要求以科学原理为逻辑基础，面向未来，借助影视的表达手法，向人们描述了一种可能的世界图景。而《上海堡垒》在关系到一部科幻片成败的“自洽的、合乎科学的世界观设定”方面付之阙如，而且将科幻片的视觉效果简单处理为打斗的堆砌。尽管特效是《上海堡垒》还算差强人意的部分，但因为缺乏逻辑，许多特效和打斗毫无意义，最后反倒稀释了观众的兴奋感，等到决战及上海陆沉时，观众都审美疲乏了。

面对“《流浪地球》打开了中国科幻的一扇门，《上海堡垒》又给关上了”的批评，网名“黄油小熊”的滕华涛在11日发布了道歉微博：“这不仅仅是对电影不满意，也是对中国科幻电影的期待落空了，作为导演，我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真的很抱歉，因为我相信，没有人想要去关上这扇闪着光的门。”

尽管《流浪地球》点燃了观众对国产科幻电影的热情，然而《上海堡垒》让我们看到国产科幻电影的前景并不乐观。“今天肥宅了吗”的影评认为：“《上海堡垒》失败的根源在于它拥有一个失控的剧本。”电影剧本创作是一个兼具工业和艺术创作的环节。它既是电影工业重要的一环，也是具有主观性的艺术创作。很遗憾的是，我国的电影产业并没能培养足够多的优秀的科幻剧本写作人才。长期缺少科幻电影的制作使优秀的科幻编剧近乎为零。所以可以预见，后边还会有更多的国产“科幻片”重蹈这个覆辙，在短期内我们还是有机会在电影院看到更多的、及格线下的“科幻作品”。

【国际】托妮·莫里森逝世：伟大作家于我们时代的意义

当地时间2019年8月5日晚，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在纽约病逝。1931年出生的美国作家托妮·莫里森，一直到将近40岁的时候才终于意识到自己作为作家的“天分”，她在1970年出版了《最蓝的眼睛》（The Bluest Eye），这部作家莫里森的初出茅庐之作，直到被纽约城市大学列入黑人研究书单之后才开始畅销，并吸引了著名文学编辑戈特利布的注意，后者在随后和莫里森展开了长期合作，帮助出版了莫里森的绝大多数作品。

在《最蓝的眼睛》之前，莫里森的身份还有很多。她出生于俄亥俄州洛兰（Lorain, Ohio）的一个工薪家庭，排行老二，父母都是来自于美国南方的黑人工人。在她两岁的时候，她的房东在他们一家人都在房间里的时候纵火点燃了其一家居住的房子，企图赶走无法再负担房租的这一家子。面对房东此举，莫里森一家没有报以怨怼，也没有陷入绝望，而是通过开房东玩笑来应对。后来莫里森表示，家人的正直和慷慨，对她的人生有着深远的影响。莫里森后来在霍华德大学接受教育，但在学校所在的华盛顿特区，她感受到了种族隔离政策带来的侮辱；研究生阶段莫里森到康奈尔大学攻读文学硕士，研究对象是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福克纳。她随后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先后在德州南方大学、霍华德大学教授英文，1958年与牙买加建筑师哈罗德·莫里森的婚姻让她成为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但在1964年婚姻宣告破裂之后，莫里森成为了一名单亲妈妈，养育两个孩子让她养成了在黎明之前写作的习惯。此后莫里森还曾在纽约州立大学、罗格斯大学等院校任教。她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开始成为兰登书屋的编辑，致力于译介包括索因卡、阿契贝等伟大的非洲作家的著作，还发掘了一些美国非裔作家。

如同她在接受《巴黎评论》的访谈时所说的，莫里森一开始并未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写作者，而是视自己为读者，正是读者身份让她在教授英语文学和担任文学编辑期间积攒了大量的阅读储备。作为一名黑人女性作家，她在日后的写作中既关注黑人群体遭遇的不公，让文字和故事充满现实感，同时又对文学史上的经典篇章和写作手法信手拈来，使得笔下的小说充满文学性和饱受赞扬的“诗意”（poetic）。在《最蓝的眼睛》之后，她的小说《秀拉》（Sula）和《所罗门之歌》（Song of Solomon）开始为她赢得全国性的声誉：《秀拉》获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而《所罗门之歌》则荣获全国图书评论界奖。也是在《所罗门之歌》之后，习惯了在黎明之前用铅笔在纸上写作的托妮·莫里森，终于意识到写作将会是她人生的“核心”工作。

知识分子、编辑、单身母亲、黑人的身份加成，莫里森开始发挥她身为作家的专长，挥笔写下不少社会评论文章。在文学创作方面，她的《宠儿》（Beloved）和《爵士乐》（Jazz）随之出版，尤其前者堪称是莫里森最为重要的作品。这部献给六十万乃至更多的黑人奴隶的作品，描绘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黑人女性的悲惨经历，并最终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奖。1988年莫里森成为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而在五年后，她由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表达，成为了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性。不过这一荣誉对于莫里森来说并不是什么功成名就之后纳入囊中的“终身成就”表彰，而只是她晚熟的作家生涯中的一个事件。在获奖后10年，她的作品《爱》（Love）又再度引发热议。而她的出身、身份，更为重要的是她的责任感，又让她持续对美国社会出现的种族矛盾作出评论，而如今看来，她在作品中和评论文章中写下的警醒，更像是对当前身份政治日益疲乏、政治正确大行其道的社会的预言。

在刚刚过去的8月5日，托妮·莫里森逝世的消息让许多她的读者感到遗憾乃至心碎。莫里森对黑人族裔的自我身份认同问题的探讨，启迪了美国乃至世界多地读者。在《大西洋月刊》上，主持人丽贝卡·卡罗尔（Rebecca Carroll）讲述了几乎与她相伴一生的佩克拉（Pecola），这个来自《最蓝的眼睛》里的人物，一直梦寐以求的是一双如白人般漂亮的蓝色眼睛。卡罗尔虽是非裔美国人，但却在白人养父母的抚养下成长，但在成长过程中依然少不了面对“白人凝视”时的自我怀疑，而正是莫里森的小说让她懂得如何面对白人凝视，成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自己。《国家》杂志（The Nation）刊文表示，托妮·莫里森和她作品造就了一个美国文化中的“新宇宙”，她小说语言的感染力，以及她作为写作者的谦卑姿态，注定将持续吸引更多的读者。

“慷慨”这个词语，也在BuzzFeed新闻刊载的纪念托妮·莫里森的文章中出现，因为她无论是作为编辑还是写作者，都在极力地为更多像她一样的黑人作家拓宽前行的道路，而这一举动无疑是在丰富美国文学乃至当代世界文学的光谱，也让读者有福得以阅读更多风格的文字。《纽约时报》一篇纪念文章则尝试梳理托妮·莫里森的“文学遗产”：莫里森让更多地美国人意识到，自如地书写黑人的故事并不是什么猎奇的举动；不同族裔的故事被加以书写和传播，也让传统白人凝视式的写作不再垄断当时的美国文坛；更为重要的是，莫里森的确有着高超的写作技巧，她书写黑人，但她并不一厢情愿地抒发某种情绪，她对待文字严肃冷静，但笔触却像诺奖颁奖词所说的那样充满诗意。

莫里森曾经供稿的《纽约客》也刊载了相当数量的纪念文章，这些文章也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目的，具备更充分的现实指向，也让读者进一步思考莫里森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的意义。其中一篇提到了莫里森提供的“真相”，即她在多年以前就在小说中书写下了当前时代，人们所经历到的种种疯狂。另一位撰稿人Doreen St. Félix提到了莫里森及其作品的另一重大意义，在于让美国的年轻人们意识到，他们的母亲在过往为何无法言说，并替她们把原本说不出的话都给表达了出来，而这种指涉也让如今的人们读起莫里森时，会感受到某种史诗感。《纽约客》主编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则援引莫里森对于美国本土的偏见文化、种族主义和语言暴力的抨击，将矛头对准了在两起严重的枪击案发生后依然试图敷衍了事的总统特朗普。

在大洋彼岸，英国的《卫报》也刊发了相当多与莫里森相关的评论文章。布克奖提名作家Chigozie Obioma称莫里森是“美国最伟大的作家”，许多她的读者都从其作品中受益良多，表示她对黑人群体的书写之深刻，足以在身份政治当道的当下敦促人们反思种族议题。事实上在中国国内对莫里森的译介之中，也有论者将莫里森对黑人群体的描述，称之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且不论这一说法是否精准，但莫里森之于非裔美国民众，甚至对于世界其他地方的黑人读者而言，她的地位就像鲁迅之于中国人一般——当然，也有美国读者骄傲地将莫里森称为“我们的莎士比亚”。美籍日裔文学评论家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也和莫里森多有往来，她发表在《卫报》的文章提到，莫里森对历史的描摹和想象，以及对语言的精妙把握，注定会让她成为其所处时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而在种族议题又在世界各地被反复操作、右翼民粹主义不断抬头的当下，莫里森的意义可能要比不少读者论者想象的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