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语言《圣经》对于欧洲人学会阅读的重要性怎么夸都不为过

【编者按】

最近推出中文版的《欧罗巴一千年》，作者、英国历史学者伊恩·莫蒂默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方面，对11至20世纪的欧洲做了全面梳理。澎湃新闻获得授权，摘录其中一个章节，原题为“印刷书籍和识字”，标题为编者所拟。

16世纪初期，欧洲大约有250家出版印刷机构；到1500年时，这些机构已经生产了约2.7万个版本的书籍。如果每个版本印刷500册，那么该有1300万书籍在8400万人口中流通。这个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但需要一定的背景解释。情况当然不是每15%的人都拥有一本书。绝大部分能够读写的人不拥有任何印刷书籍，更不要说90%的那些文盲了。大部分书籍是拉丁文印刷的神学书籍，它们的吸引力不大。另一方面，专门收藏书籍的有钱人，很有可能会拥有几本印刷书。如果在1500年世上存有1000万本书籍，大概500万人拥有这些书籍，其中许多拥有者是机构。可以确凿地说，不到1%的欧洲人拥有一本书。在1500年，流行的传播媒体依然是教堂和市场，而不是印刷文字。

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是本土语言《圣经》的出版。因为只有《圣经》，而不是其他任何书籍能够让人们如此渴望亲自去读。人们要亲自阅读上帝的语言，不再需要通过牧师来转述。这样做是为了在他人和上帝眼中提高自己尘世的名望，增加死后进天堂的机会。同时，人们也想为了亲友的利益来研读《圣经》，以便能够向亲友提供如何过一种神圣生活的建议。《圣经》因此成了基本的自学读物。本土语言《圣经》曾经在中世纪出现过，某些版本的《圣经》，如居亚特·德穆兰（Guyart des Moulins）翻译的法语《圣经史》，彼得·瓦尔多（Peter Waldo）的普罗旺斯语《圣经》，约翰·威克利夫的英语《圣经》都曾经很有影响。但是这些《圣经》版本只有手稿，数量不多，而且价格昂贵。印刷术使得《圣经》得以大量印制，而且价格便宜。然而印刷术并不是关键，本土语言在印刷上的使用才在本质上促成这种变化。没有受过必要的教育，普通人要用拉丁语阅读近乎不可能。当时几乎没人能用拉丁语阅读。所以，本土语言《圣经》可以帮助许多人进行阅读练习，并从中领会上帝的话语。因此，印刷出版机构、地方语言的使用和《圣经》的精神这三个综合因素共同挑战了教堂和市场在传媒方面的统治地位，最终把欧洲变成了一个能读写的社会。

不同的国家出现地方语《圣经》的时间不一。德语国家在1466年首先开始使用由约翰内斯·芒特兰（Johannes Mentelin）翻译的德语《圣经》。1471年尼科洛·马勒尼（Niccoló Malemi）在威尼斯印刷了第一本意大利语的《圣经》。1488年捷克语的《圣经》也随之出现。法语版的《新约》于1476年出现在里昂。1487年，让·德莱里（Jean de Rély）将德穆兰的法语《圣经》交付印刷。这些早期的版本都是从拉丁文《圣经》翻译而来。1516年，鹿特丹人文主义者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翻译出版了希腊语《新约》后，才有了从希腊语翻译而来的《圣经》。1522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伊拉斯谟的希腊语版本《圣经》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德语《新约》的翻译。他参与翻译的德语版《旧约》也于1534年出版。新的法语版《新约》在1523年印制，《旧约》则在1528年付印。1526年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据伊拉斯谟的《新约》完成了英语版《圣经》的翻译，并在沃尔姆斯（Worms ）付梓出版。但在遣词方面廷代尔与教会发生了冲突，1526 年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罪名是属于异端性质的错译。那时廷代尔只完成了将近一半《旧约》，剩下的工作由约翰·罗杰斯（John Rogers ）在1537年完成，稍晚于迈尔斯·科弗代尔（Miles Coverdale ）翻译的第一本完整的印刷体英文版《圣经》。1539年，英国政府授权出版英语《大圣经》，命辖下每个教区都拥有一本。丹麦人和挪威人在1524年拥有了自己语言的《新约》，拥有全本《圣经》则是在1550年。瑞典语使用者分别在1526和1541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西班牙使用者则分别在1543和1569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波兰语使用者分别在1554和1563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威尔士语使用者则分别在1563和1588年有了自己的《新约》和《旧约》。1548年，米卡埃尔·阿格里科拉（Mikael Agricola ）的芬兰语《新约》出版，芬兰人开始有了芬兰语书面文献。到1600年时，已经没有多少欧洲居民没有地方语《圣经》了，只有葡萄牙人和俄罗斯人要等到18世纪才有用自己语言印制的完整《圣经》。

人们通过阅读本地语《圣经》来学会阅读的重要性怎么夸大也不过分。在16世纪30年代前，英格兰的一半书籍是用英文印刷的，另一半则是拉丁文，但是到了16世纪30年代，英文印刷物的比例猛增到76%。1539年，《大圣经》出版之后，英文印刷书籍超过了80%。这里有个滚雪球效应：本地语书籍越多，特别是本地语《圣经》越多，则越多的人可以学会阅读，因此对新书的需求也就更大。在英格兰，图书品种在16世纪初有400余种，到了16世纪最后10年则超过了4000种。一个意大利作者在1550年抱怨道，可读的书太多了，以至于他连标题都读不完。此外，书籍的使用频率越来越高。曾几何时，拥有拉丁文书籍的富人会把图书珍藏在自己的图书馆里，只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亲友分享；而现在大部分本地语的图书被传来传去，可以被不同的人读上十几遍。

大量知识能以书本的形式获得，对所有人而言阅读的价值越来越显而易见。学校数量迅速增长，大学也蓬勃发展。印刷成为传授和获取知识的必然工具。这对那些希望获得或传播科学理论的人格外有利。在印刷术普及之前的岁月里，科学书籍一直是由抄写员辛苦手抄而成，这些人并不理解他们所描述的概念，所以产生了很多错误。因此科学观念的传播非但不准确，而且速度缓慢。印刷术让科学观念传播得既快捷又准确，其结果是欧洲的科学界形成了自己独立的圈子，他们在这个圈子内思考和评估彼此的创新。这让科学家们拥有了比之前更大的影响力。1543年，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出版，这本书的大量传播表明很多天文学家同时在讨论它的发现。此外，教会当局也无法压制这本书，尽管他们希望继续维持天体系统的地球中心说这一绝对真理。

可移动式印刷机让科学大步向前迈进。同样重要的是图片能够印制了。1542年，莱昂哈特·富克斯（Leonhart Fuchs）完成了含有漂亮插图的巨制《有关植物史的著名评论》（De Historia Stirpium Comentarii Insignes）。一些专业艺术工匠按作者的要求，手工刻出模版，印刷成彩色图书。植物志已经存在好几个世纪了，但此前这类科学著作从未受到过如此高的礼遇，或者说描摹得如此精美。当然也没有任何科学著作以这么高的水准批量印刷过。该书出版的第二年，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的《人体构造》（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一书也印刷问世，图片印刷的重要性在这本书中显得更为突出。1300年，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明令禁止尸体解剖。因此，蒙迪诺·德卢齐（Mondino de Luzzi）在盖伦和阿拉伯语的著作基础上于1315年前后完成于巴格达的《解剖学》（Anatomia Mundini）就成了整个中世纪晚期的基本解剖学著作。印刷版本的《解剖学》出现在1478年，先后印刷了40版，这个印刷版本使盖伦的观点得以传播。当然书中的观点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在古代世界人体解剖也不被允许；盖伦的结论大多来自对动物的解剖。因此，解剖学方面的严重错误持续了几个世纪。大部分医科学校每年仅能得到几具绞刑尸体用来解剖，解剖更像是一种仪式，而非科学实验。在个别场合，医学解剖中会有一个内科医生宣读蒙迪诺著作中的盖伦理论，而外科医生则进行相应的操作。观看解剖的医科学生会被告知心脏有三个心室，肝脏有五个叶片；在当时的解剖室里，学生们不能靠器官太近或质疑教学内容，因此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解剖其实是在强化老师的权威，而老师却是在误导他们。维萨里的著作一扫以前的做法，引入了科学的解剖学研究。很多绘刻精美的模板展示了不同姿势的解剖身体，以显示骨骼和肌肉形状。这些图片改变了人们对解剖的看法，引导外科医生不顾教会的禁令，在解剖学领域里进行探索。

建筑学、地理学和天文学同样大大地受益于图片印刷。安德烈亚斯·帕拉第奥（Andreas Palladio）的《建筑四书》（Four Books of Architecture,1570年）是以意大利文出版的，但它通过描绘维特鲁威和其他经典建筑家的建筑理论对整个欧洲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样是在1570年，图片印制技术的进步帮助亚伯拉罕·奥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利用墨卡托（Mercator）投影法印制出了第一本现代地图集。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星体新论》（De Nova Stella）出版于1573年，该书插图可以显示出一年前超新星在天空出现的位置。他的《天体位置复原仪》（Astronomiae Instauratae Mechanica）出版于1598年，它详细描绘了他所在的天文台使用的技术，展示了他是如何在天体测量方面获那么高的精度的。同时，书中也谈到其他人可以怎样更深入地推进他的工作。因此，印刷不仅传授了知识，更成了科学进步的催化剂。

以上关于印刷革命的几个要点或许显而易见，没那么明显的是它所引发的社会效应。随着印刷文字的普及，识字人数随之增加，书面文字的重要性得到更大的强化。这种变化随即又改变了国王和臣民的关系。政府此时开始收集所有境内人口的信息。几乎欧洲每个国家都开始记录个人洗礼、婚礼和葬礼的信息。英格兰从1538年开始记录以上信息。法国从1539年开始保存洗礼记录，对婚礼和葬礼的记录开始于1579年。在德国，一些独立教区早在16世纪20年代便开始了登记制度，大部分地区从16世纪40年代起就开始有了系统的记录。在16世纪20年代的葡萄牙，每12个教区中已经有一个教区实施了民事记录。1563年特伦特（Trent）大公会议建议每个教区保存洗礼、婚礼和葬礼记录。此后30年内没有档案记录的天主教国家都建立了此项制度。以意大利为例，教区登记制度到1595年已无处不在。

民事登记制度只是冰山一角。在英格兰，政府开始要求保存大量其他文件材料。每个县必须保有地方法院的庭审记录。教会法庭须保有遗嘱认证材料，他们要保留数以百万计的遗嘱、财产清单和账本，作为办案的依据。教会检查学校老师、内外科医生和助产士的工作，并为其颁发执业证照。从1552年起，地方法官开始为客栈老板和船运供给老板颁发执照。每个教区，公路巡视员需要保存维护公路钱款的收支账目。教会管理者必须保留教区基金的账目，济贫监管人员必须建立账目记录支出事项。地方军事部门需要保留海防受训人员记录，以及兼职部队的供给账目及此项开支的征税记录。

中世纪以来王室建立的档案制度不再延续，这项事务交给了另外的独立部门来处理。到了该世纪末，这些部门已经开始收集统计数据，包括各教区疫病死亡人数、各地区酒馆和旅店的数目，并集中收集个人赋税信息。政府也开始禁止某些书籍的出版。除伦敦的出版社以外，仅有两家大学的出版社可以营运。所有出版社必须在出版同业工会（Stationer’s Hall）注册，以便王室官员检查所有的出版内容，审查与其利益相违背的一切内容。国家对新的印刷文化的控制，以及通过对书籍审查来监控民众是以前未曾有过的。今天我们或许觉得这样的干预很平常，但考虑到书籍印刷在1500年前尚未有所记录，到了1660年就成了政府严密监控的领域，这的确是一个巨大的跨越。

地方语印刷的一个不太明显的社会影响是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在中世纪，没有几个女孩学习阅读。如果一个女子能够写作，她肯定知道她的绝大部分读者是男性。如果这些人不喜欢她书中的内容，他们只需毁掉书稿就能轻易地让她噤声。印刷技术终结了这一状况：如果一本书有足够的印刷量，即便作者的对手想彻底清除该作品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同样，书籍对读者们一视同仁：尽管很多老师还没有考虑到女孩的教育问题，但书籍并不介意读者是男性还是女性。聪明的女子很快认识到她们能够像男人那样通过读书获取知识。而且，女人们想识字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很多世纪以来女人们被告知在法律、生理、精神和社会地位上她们都从属于男性，因为当年在伊甸园，夏娃曾给过亚当一个苹果。既然她们能通过自学来阅读，那么她们也能自己解读《圣经》故事，表达她们对于两性不平等的看法。此外，她们可以把自己的看法印刷出来，并相信其他有文化的女性能看到并理解这些文字。以下这件事可能并不令人吃惊，在英格兰，男子的识字率在这个世纪翻了一番，从10%增加到25%，而女性的识字率相应地增加得更多，从不到1%增加到约10%。

因不满于大众对女性被歧视的忽视，一些女性试图纠正性别对待中的不平衡。在意大利，图利娅·达拉戈纳（Tullia d’Aragona）写了一本名为《无尽爱情之对话》（A Dialogue on the Infinity of Love,1547年）的书，指出在道德上性欲并没有错。把罪和女性以及性行为联系起来才是不道德的，是对女性的歧视。加斯帕拉·斯坦帕（Gaspara Stampa，1554年逝世）写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抒情诗，记录她被情人遗弃的情节。这些诗歌在一定程度反映了诗人的语言功底和论辩技巧，很少有男性作家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两性关系在这个世纪末的意大利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聪颖的女性回应了男性作家冷漠无情的观点。卢克雷齐娅·马里内拉（Lucrezia Marinella）在《女性的高贵与优雅和男性的缺点与邪恶》（The Nobility and Excellence of Women,and the Defects and Vices of Men,1600年）中有力地回击了过去作家对女性的歧视。1600年莫德拉塔·丰特（Moderata Fonte）完成了《女性的价值：女性比男性高贵和优越的真实揭示》（The Worth of Women,wherein is Clearly Revealed Their Nobility and Superiority to Men）一书的写作。书中有七个威尼斯女性讨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男人和婚姻似乎注定带给女性的是不幸，如果她们保持独身的话那该有多好。

英格兰也发生了同样的争论。伊莎贝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成为第一位用英语出版诗歌的女性。她的《改写成诗的书信：一位淑女致她多变的情人》（The Copy of a Letter, Lately Written in Meter,by a Gentlewoman to Her Unconstant Lover,1567年）在略显单薄的诗行里表达出内心的苦涩。简·安格尔（Jane Anger）1589年出版了她精彩而火药味十足的《女性保护》（Protection for Women）一书，在书中她问道：

“难道还有任何人像我们女性这样被虐待、被中伤、被责骂、被不恰当地恶毒对待吗？”在诗作《夏娃因为女性辩护而道歉》（‘Eva’s apology for the defence of women’）中，杰出的诗人艾米莉亚·拉尼尔（Emilia Lanier）代表众多女性推论出在伊甸园里由苹果引发的过错应该由亚当负责。上帝把亚当造得强大，就是让他为夏娃负责，如果他没有尽到责任，为何要指责夏娃？在英格兰和意大利，受教育的女性开始翻译经典文本。1613年，一位女子首次用英语创作出剧本《玛丽亚姆的悲剧》（The Tragedy of Mariam）。这个剧本由伊丽莎白·凯瑞（Elizabeth Cary ）即福克兰（Falkland）夫人安排出版。

所有这些仅仅是一大批女性作品的一角。已经出版和尚未出版的女性作家作品包括书信、宗教小册子、日记、回忆录和食谱。到这个世纪末，出版或重印的女作家写给女性的自学书籍已经达到上千种。它们价格便宜，一般不超过技术工人一天的工资水平。这些书籍有助于塑造女性的身份认同，并加强她们日益增长的个体感。印刷因此成为整个女性和知识新关系产生的催化剂，同时，也成为推动女性和男性新关系产生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