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竞昊：“康先生”（Mr. Commodity）在江南

本文系由2019年5月31日在上海博物馆观众活动中心举办的“江南文化”系列讲座的讲稿整理而来。

一、引言：“德先生”与“赛先生”之外的“康先生”

1、“五四”新文化的灵魂

今年是“五四”百年祭，海内外都在搞一些学术及非学术的纪念活动。大家纪念1919年春夏之交的抗议活动，以及与之相连的从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五四”抗议运动发生在新文化运动的语境里，而且造成了之后新文化运动的转向和分歧：一部人继续文化启蒙，或埋首故纸堆；另一部分人投入政治风暴里，选择了激进主义方式。

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倡导文学革命，要把以前为少数人垄断的教育与文化权利普及到实现现代化的大众社会。新文化的理念也就是作为运动发起者的陈独秀先生宣称的民主与科学。他和新文化的主将们认为民主和科学是中国传统社会里所欠缺的，所以要从域外请来进步的洋老师：德先生（Mr. Democracy）和赛先生（Mr. Science）。作为“五四”新青年们的导师，陈独秀号召青年勇敢地全盘否定传统，以舶来的民主和科学作为中国跻身现代民族之林的新的思想基础和制度保证。

2、“五四”精神何以夭折？

“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依旧充满着内忧外患、治乱、分合变幻、刀光剑影。“五四”精神何以夭折？李泽厚先生称“救亡”压倒了“启蒙”：“民主”之路坎坷、颠沛，“科学”之梦流离、破碎。 “五四”一个甲子之后，在“文革”梦魇消散后的“新启蒙”的八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揭起前辈们的“民主”、“科学”旗帜，嗣续“五四”香火。一些学者也进一步思索“五四”精神夭亡的原因。业师谢天佑教授（1932-1988）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少有的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从“经济基础”的角度出发，一阵见血地指出了商品、市场在社会变革中的缺场或扭曲，倡导“康先生”（Mr. Commodity）应与“德先生”、“赛先生”同行，使商品先生作为民主先生、科学先生伫立的基石。他援引了《资本论》里的名言：“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和昔尼克派。”试问，在一个没有这种条件的经济与社会环境里，何言民主和科学？！可惜的是，谢先生刚刚看到了科学、民主的早春；“市场经济”这个现在司空见惯的术语在他逝世几年后才“合法化”。

谢天佑

3、中国本土里的“康先生”和作为显学的江南史研究

不同于“德先生”、“赛先生”，“康先生”并不单在近代西方存在，在中国不陌生，而且在一些历史时期、一些区域，商品、市场非常活跃，尤其是在六朝以来的江南。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江南向来是检验理论、假说、范式的最重要的历史场所。江南受到持续青睐的原因在于其本身存在研究价值。六朝以来江南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在传统中国独占鳌头，而且开埠以来以上海为新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成为近代中国新兴工商业、“蓝色文明”领头羊。同时，长期纠缠学者们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康先生”活跃的江南为何没有走上“采取普遍商品形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为什么近代文明没有自行产生在中国？我们或可从“江南经验”里发掘和思考传统中华文明发展及演化的张力及其限制。

我本人在1980年代，从本科时期开始，在谢天佑先生的启发下，试图用政治经济学方法解析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形态。我们曾经开始共同努力，创作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即当时对由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称法）政治经济学”（对应于卡尔·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巨制《资本论》）。谢先生在我读研究生阶段中年猝逝后，我改在王家范先生的指导下，将视野集中于古代中国商品经济最为发达的明清江南地区，预设性地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可能性问题。

迄今，江南史研究已经硕果累累，成为显学。但从学理上看，大家都同意，在质上已经进入一个难于突破的阶段，在如何推进的问题上议论纷纭。这里基于我既往的研究，以商品先生为主线，在宏观的视野里追索江南区域经济发展的轨迹、影响，并进而检视与江南史研究相关的“大问题”、“大关怀”、“大观念”，检讨它们的起伏、利弊、更替，期以对探究未来的研究趋势提供一些素材、依据。

二、江南地区的地理环境与自然条件

研究一个地区的经济状况，自然条件和历史前提应是考虑的首要因素。江南独有的地利、天时，是该地区经济（包括商品经济）发展至为重要的自然前提和客观制约。

1、地理界定与政区范围

“江南地区”的地理界域，按狭义限定于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环太湖平原，为明清苏州府、松江府（清时又划出海门厅、太仓州）、常州府、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所辖，包括今上海市、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兼及皖东南和浙东的小部分地区。周振鹤、李伯重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但大家的看法差不多，主要在于狭义与广义之分。

2、地理成因与地理环境

长江三角洲地区由苏南平原与杭嘉湖平原组成。太湖由泻湖演变而来。从古地理的角度考稽，这块环绕着太湖的带状平原是由长江带来的泥沙冲积、灌注而成。长久以来，滚滚不息的江水挟泥沙入海，泥沙不断沉积，大陆架逐渐隆起，形成新的陆地。迄至明清时期，海岸线已大体与现在吻合，地理环境也基本相同。这种湖沼平原的排涝和疏水是一项异常艰巨、庞大和复杂的工程，然而一旦开发利用，即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极其优越的土壤、水文条件。

3、自然条件与自然资源

江南地处东南沿海，地势大略西北高，东南低，中间低洼，地面坦荡，仅有少数残丘兀立其上。这里属于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温夏热，降水丰沛，季节分配比较均匀，宜于农作物和各种植物的生长。

密集的湖泊和连接湖泊的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大小河渠，包括南北贯穿的大运河，构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江南水网系统，不仅保证了农业灌溉，而且为航运交通提供了便利。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传统农业已经开发成熟，成为当时中国最为富庶的地区。但对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与生态的无情破坏。本来自然条件多样，但随着人稠地狭的矛盾增长，自然植被已被农业植被和栽培树种所替代，而自然土壤亦因各种农业活动而人为熟化为耕作土壤，其中以水稻田为主。加之地下矿产、燃料等资源贫乏（这还关系到可能的资本主义发生问题，即可能的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能源与动力问题），江南平原农业人口的生产活动局限于纯粹的农业经营以及建立在种植业基础之上的主要作为家庭副业的加工业。这也是近年来所讨论的热门学科环境史所讨论的问题：持续性的发展受到自然资源及其开发手段的限制。

三、江南经济与区域文明的历史演进特色

1、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化与江南早期开发的特殊性

传统中国社会培育了一种十分典型、成熟和稳定的农耕文明，达到前工业社会的巅峰。在辽阔的华夏土地上，各地区自然生存条件相差甚巨，各地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因此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区域间不平衡、不同步性是中国古代社会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同时由于自然、政治等诸多因素， “中国本部”（China Proper）内的经济中心也不断移动。

黄河流域一向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就是因其开发早，并长期作为中国的经济、文化和政治中心。相对而言，南方（广义而言，泛指长江中下游地区）处于华夏文明圈的边缘，早期地广人稀，开发粗放，文明低级，周游列国的孔子、孟子都拒绝南渡。先秦之前昙花一现的吴越地的原始性开发和野蛮民风，一如《越绝书》上所杜撰的春秋时代最后一位霸主勾践应对孔子教喻的一段话：“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锐兵任死，越之常性也。”孟子也讲：“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

2、汉末以来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六朝时期的江南发展模式

秦、汉是中华帝国的奠基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依然在北方。汉末及三国鼎立时期，北方战祸最巨，人口急剧流失，中原人民蜂拥南迁，产生了新的经济中心，与经济凋敝的北方形成了抗衡的局面。中唐以后，“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到南宋时期，完成了“中国本部”经济中心的南移。而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中取得执牛耳之地位，并且出现了一些经济、文化领域的新气象，则是明清时期的事情。

众所周知，农业社会的基本劳动是种植农作物和饲养家畜，其他一切生产活动皆为附属、补充，这种典型的以农为本、以粮为纲的相对单一型自然经济的特征在中国北方尤为明显。北方先进的经济组织和生产技术在南方的推广使用，给江南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较高的起点，江南自然条件的潜在优势充分开掘和发挥出来，生产力水平后来居上，很快高于其他地区。同时，在相对和平的条件下，北人不断南迁，人口迅速繁殖，人地关系的紧张加剧。于是江南人民除了精耕细作的集约型农业外，纷纷从事工、商等“货殖”业。所以，六朝以来的江南经济沿循着市场机制为重要杠杆的轨迹，可以说在这种新的文明形态里“康先生”鹤立鸡群！

四、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康先生与市场经济

对康先生的考察，立足于区域商品与市场，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诸环节展开，并进而从全国的视野，在中央政府的财政、政治体制结构里进行评估，可以构建一个有特色的整体性叙事。

1、商品流通、市场体系与商业化生产

多样、层级、发达的市场体系与机制是江南商品经济繁荣的主要标志。这里以市场为突破口，按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的顺序，依次展开对江南商品经济结构的探讨。其中，还可以从庞大的商品市场的研究勘测江南地区的生产结构的状况，也即生产在多大程度上商品化了。

首先，江南的商品流通结构接近施坚雅的市场层级理论模型，具体而言，存在初级市场结构里的集市贸易、村市贸易和基层市镇商贸中心，到大市镇和州县一级的地方市场，再到苏州、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区域市场。因为基层市场是建立在区域内部乡村农副业的商品化基础上的，江南市场体系有了坚实的商品化生产的根基，所以发育比较健康，功能比较稳定。由此，江南的城市化程度高，城市文明状态稳定。

江南区域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促使了江南经济区的形成，加强了区域间的贸易往来，促进了专业化生产区域分工的发展，并在初步形成的明清全国性市场中发挥驱动力效用。同时，江南区域商品经济的扩张使其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明中后期的“货币白银化”即是全球性的议题。

其次，劳动力市场中的自由雇佣劳动问题，是资本主义萌芽说的主要依据。所谓的“自由雇佣劳动”在明清江南工商业中好像并非偶发现象，甚至在没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主制租佃关系中也屡见不鲜。但如何以生产关系的标准进行质的判定，存在重大分歧。

再次，在江南的流通甚至生产环节，存在可观的商人资本的发达市场。各地商帮的会馆及后来的同乡会遍布江南，影响力最大的是徽商；本地商人资本则相对弱小。马克思用“商业资本主义”区别于“工业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马克斯·韦伯则把近代之前的“商业性的”、“借贷性的”资本主义排除在“理性”的资本主义之外。

2、商品与消费

明清时期江南人民的消费水平高于其他区域，而且消费的方式多姿多彩。对于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的“高消费”或消费主义风尚，王家范先生在1980年代中期从社会史的角度做了开拓性工作，我本人以前也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做了探讨。后来台湾学者巫仁恕从物质文化史发凡的专著《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资料梳理丰实，形象构筑生动，呈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 “消费社会”。还有彭慕兰等国外学者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中西社会的比较研究，涉及到引发资本主义发生史上的“消费革命”议题，如《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里有相关中、西社会消费行为比较的详细讨论。

3、商品与分配

既然江南创造了空前的财富，商品与资本如此活跃，为什么没有出现突破既有社会经济形态的质上的“扩大再生产”？一句话：钱去哪了？

一是如上面所说的被消费了，特别是纵欲享乐的奢侈性消费——包括用于交结权贵、官场应酬的“官宦性消费”。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里描商写了盐们穷奢极欲的“政治投资”。这种“非生产性消费”的结果造成了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有损于导致新生产方式的资本积累。

二是被外地商帮带走了，如徽商把巨额钱财带回原籍，买地置产，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总之，商人资本没有更多地在工商业领域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产业资本。对此，马克思把商人资本（兼及高利贷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作为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规律。

三是被国家取走了，这牵扯到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与战略布局。“江南重赋”涉及的不仅仅是农业税、田赋，还直接、间接地收敛工商业利润。朝廷用从富裕地区征收的财富在帝国的范围内进行“均贫富”，以维持王朝国家的政治大一统。其直接后果之一，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看，江南处于“贫困”状态。

4、商品与权力和文化

鉴于康先生突出的能动性，不少人不无根据地慨叹：江南是最有可能发生资本主义的地区。可是，历史进程的机遇和结局却不尽如人意，令人思之怃然。究其缘由，既有江南商品经济自身的因素，也受到其所在的王朝-国家的政治与文化结构的制约。

摄踪“康先生”活动的轨迹，其实在考察经济结构的另外两个环节——消费结构和分配结构的时候，我们的视野其实已经逾出江南经济区，将其放入全国经济结构中进行相关分析，其中既有经济领域本身的原因，也有来自大一统集权专制国家的权力因素的考量，这也是何以王国斌、彭慕兰强调政治-经济的分析方法。所以有必要从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上看待该局部地区的商品经济，具体分析政治权力、意识形态、人文思想、文化习俗对其正面的与负面的影响和制约。而学界关于中、西异、同以至于发生“大分流”相关的讨论虽然时热时冷，但也从未间断过，尽管理论范式、话语与语境在不断更替！

五、“江南经验”与问题意识之检讨

笼罩着各种问题意识的江南史研究，常常被置于多个宏大叙事里。长期贯穿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自1950年代即成为大陆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和近二十年来在学术脉络上具延续特征的“早期工业化”等问题的探讨，都以江南为中心考稽康先生及其生存与发展环境。

1、“资本主义萌芽”说的歧异

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评估，从1930年代的“社会史大论战”开始，“资本主义萌芽”范式就一直处于特定的意识形态话语中，不是作为一个学术假说，而是被套在一元的、线形的、进化史观为预设结论的先验性框架内，去“发现”萌芽，制作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谱牒。为此，几代学者力图证明开埠之前的江南等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之后现代帝国主义、各种现代商品和资本对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自然经济产业结构的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内在发展。但若以生产关系中是否存在“自由雇佣劳动”作为主要标准的话，那么战国时代就有了，而且存在一定的规模，所以傅筑夫先生一度持“战国资本主义萌芽说”。

其实，马克思宏富的著述中，仅有一处提及资本主义萌芽，是在《资本论》中谈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点”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所说的一段话：“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 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不是一回事，资本主义也不等于商品经济、自由雇佣关系等个别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李伯重就强调了资本主义萌芽讨论中生产力标准的缺失。

资本主义萌芽讨论在1980年代中后期没落，代之以区域史中经验主义实证研究的鹊起。虽然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明清阶段经济史、社会经济史领域的学者在研究商品经济、市场、城市化时索性在形式上抛弃或虚化了各种“理论”，但中国传统社会何以没有自行“走出中世纪”的问题依然是挥之不去的情结。

2、“资本主义”发生及相关问题的探索

顾准与黄仁宇虽然学术背景、生活经历迥异，但在资本主义发生问题上，都把关注点放在欧洲特有的条件和因素上，而认为包括明清时期商业高度发达的江南地区的中国缺乏这些能够引起变革的条件和因素。一句话，仅有康先生是不够的！

1980年代初，顾准写于“文革”后期的遗稿《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发表。该文认为，资本主义是西方或欧洲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中国的土壤无法自主酝酿出资本主义来，启蒙思想、科学革命与中国无缘：“科学与民主，是舶来品。中国的传统思想，没有产生出科学与民主。如果探索一下中国文化的渊源与根据，也可以断定，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

顾准

之所以出现这种中、西差异，顾准主张从古希腊、罗马的社会结构中寻根溯源。但鉴于资本主义没有诞生于希腊、罗马商业城邦，顾准推论：“有了市民阶级，并不必然从中产生出资本主义来。”他进而断言：“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是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能使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生长不出来。”这种孕育资本主义的土壤只有欧洲具备，但这只是或然性，而不是必然性。

那么，为什么只有在英格兰，“市民阶级”才转化为“资本家”？顾准转向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的背景，无可回避地触及资本主义的形象与定义。无疑，马克思所称的“‘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创世纪的秘密”，但中外历史上更早的时候并不缺乏自由劳动者。顾准指向了其他的因素：“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计）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十六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

黄仁宇关于资本主义萌芽与资本主义问题的思辨同样令人耳目一新。《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开篇即考释“资本主义”一词的来源，提到韦伯也清楚“新教伦理”的唯心主义限制，但可以提供物质财富决定主义（唯物主义）之外的另一个解释。黄认识到，“若无法治，则商业资本即无法预为筹谋，无从计算，亦即不能发生一个现代经济的体系。而资本主义成为一种体制，必与国家和政府互为表里。否则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即出于无结构之冲动；或者资本主义的理想没有行动支持，都属于泛言，既难能捉摸，也无法论断。”

1980年代末以来的区域史特别是江南史的研究范围则拓展到包括精神文化、社会生活等原来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忽视的领域，而且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路数越来越为学者所重视。从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所引发的运用韦伯话语探讨中国市民文化的热潮，到关于公共领域/市民社会问题讨论的热点，都显示出实证主义的趋势并没有完全湮没思辨旨趣的活力。

以上顾准、黄仁宇等人的讨论与思潮都远远逾出经济范畴，指出“康先生”、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需要适宜的政治、法律、精神、文化环境——这是制度，而开埠前的中国并不具备。资本主义是西欧社会形态发展到一定阶段、由各种必然和偶然因素聚合而成的结果。不管各地区人们的主观意志和愿望如何不同，它势必蔓延到全球，将全球连成一体。这也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所宣告的建立在统一的“世界市场”基础之上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到来。

3、“早期现代化”话语与加州学派的论点及争议

随着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话语的褪色，资本主义萌芽以及资本主义的理论范式也渐渐被有关现代化的论述取代。而对导致“大分流”的工业革命、现代化之前的“早期工业化”、“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有助于辨识各个社会、各个文明之间的异同。

基于江南研究取得重要成果的加州学派对早期现代化、早期工业化的阐释以及学术界的各种回应成为21世纪初以来的一个焦点。按照加州学派的观点，开埠前的江南及中国其他发达地区未能突破以劳动分工和市场规模的深化与扩张为内容的斯密动力主导的斯密型增长（the Smithian Growth）瓶颈，并没有发生在欧洲、准确地说在“英格兰模式”下的技术和制度创新与扩散之产物的总量与人均产出同时增长的所谓“库兹涅茨型增长（the Kuznetzian Growth）”或“现代经济增长（Modern Economic Growth）”。虽然加州学派高度评估“江南道路”所带来的财富和发达市场，但还是与他们所批评的黄宗智对开埠前江南经济的定性没有从立场上区分开来。黄宗智以自己对江南和华北的研究为例，用内卷化或过密性（involution）增长来表述“没有发展的增长”。

纵观江南史研究历程，可以说问题意识贯穿了各个阶段，而且都被置入比较的视野里，试图寻索带有规律性的认识。这些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讨论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因素：不朽的“康先生”——纵然本土固有的商品化、城市化、市场经济没有导生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

六、“康先生”何以孱弱及异化？

无比惋惜的是谢天佑先生的年轮在56岁时嘎然而止，没有机会体察商品力量的成长、市场体制的发展能否保证民主、科学理念和理想的实施和实现。王家范先生在纪念谢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文章中感慨系之：“80年代初，我与天佑一样，热切期盼‘商品经济’的发展，能够终结‘颠沛往复’的困境，为‘万世开太平’，开新局，洋溢着对未来的乐观期待。然而，相对无边无际的历史长途，人生驿站太过短促。穿透历史奥秘，寻找‘长生不死药’以医治人类所有病症，最多只是个美好的奢愿……什么是健康的市场经济？什么是变态的、畸形的市场经济？只有在历史不断展开中才会慢慢露出它们的真容……”

对特定时空下历史现象的评估，除了剖析其本身，还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即在历时性纵坐标与比较视野中的横坐标中确立其位置。江南商品经济在开埠之前与之后的经历，有利于我们对中华帝国晚期或明清时期的社会变革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

1、传统中国社会里“康先生”自身的致命缺陷

科学、民主的理想国在现实世界里的建立，需要适宜的经济、物质环境或语境，这也是谢先生何以呼唤商品经济的根由。但商品经济之“因”必然逻辑地推演出科学、民主之“果”吗？其实，谢先生在世时已经意识到本土“康先生”本身值得推敲。他在评估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时，认识到一个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看待王朝国家在商品流通中扮演的角色及其性质，提炼出了“国家商业资本”理论，认为国家政权通过在重要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上进行资本与资源的控制、垄断，并进而左右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工商业运作的规模、形态、规范与命运。

如此，私人工商业，或自由商业资本，依旧是“生活在世界空隙中的伊壁鸠鲁的神”，在专制主义时张时弛的夹缝中谋求生存和伺机壮大，缺乏保障其自由发展所必需的形式的和可靠的法律与行政系统。本来最具崭新意义的两宋以来的新式工商城镇没有容许商品经济自由发展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专制主义体制下的国家商业资本损害了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能力，并影响到整个经济结构，其结果是缺乏自我调节的“弹性”和“张力”，形成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恶性循环。简言之，在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经济”与“超经济”管制下，“康先生”被绑架，被扭曲，命运不属于自己。而且依仗国家权力的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的强大整合功能，都在抑制“德先生”、“赛先生”的可能性萌芽、生长。李约瑟虽然高度评价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但还是认为其缺乏“科学革命”的动力。

2、开埠以来江南商品经济的境遇与命运

泰西的坚炮利舰、声光化电轰开了千年“天朝”的大门，中土固有的结构、制度和文化受到新来的西方文明不可抗拒的肢解。在近代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威势下，输入中国的不仅是鸦片、商品，更重要的是“康先生”所依托的资本、资本主义这种与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迥然有别的生产关系，还有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近代文化、价值观念和政法体制。中国以地主制小农经济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结构无法抵御这种先进生产方式的入侵所引起的经济、文化、政治结构的巨大震荡和本质改变。

在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与大多数内地传统城乡的瓦解不同，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等原本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东南沿海比较成功地进行了近代转型。尤其在江南，以通商口岸上海为中心的新经济区代替了苏州、杭州为中心的传统江南经济区。原有的市镇也大都成为新经济网络与秩序的桥头堡，向现代城市或城镇转化。基于江南本地的工商业资本即江浙财团取代了徽商、晋商等旧式商帮。而徽商资本多分散为众多的小典当铺，山西票号也因清廷威权的削弱而衰败，虽然也有一些旧有金融和企业组织成功转型，得到新发展的生机。但整体上，以江南等东南沿海的现代化成功并没有带动起整个国家的成功转型，反而淹没在农村危机掀起的汪洋大海里，尽管其中的必然的与偶然的原因错综复杂。

3、“康先生”在近代中国步履维艰的原因

西学东渐大潮中，如何救亡图存，应对列强带来的新挑战？在思想领域涌现出欣喜、憧憬、恐惧、迷惘、羞怯、纠结、虚骄、浮躁等千奇百怪的世态，也出现了诸如“中体西用”的主张和实践。新型工商业的发展道路依然存在对权力的依附，如在“中体西用”为旨趣的洋务运动中的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等形式，以及附庸于具有特权和雄厚财力的外国资本的买办资本形式，但此类不土不洋、亦土亦洋路线的结局总是那么不尽人意——甲午之败映衬了这种符合“国情”的特色之路的顿挫。怨不得谭嗣同等仁人志士陷于把列强赶出去的同时是不是也排拒了洋师傅所携带的先进文明的困惑。一句话，“康先生”的生长需要适宜的人文环境和政法制度保证，如此德先生、赛先生才可以自如地成长，而不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洋先生。

“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一个主旋律。“西学”本来是个完整的体系，但始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却经历了从器物、技艺，到经济制度、政法体制，到文化、思想的一个充满荆棘的艰辛历程，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大约划上了一个句号。可是，“五四”之后，“文化”的反思、革新又退居次要地位，作为“新青年”导师的陈独秀、李大钊一度转向一劳永逸的政治解决是时代精神转变的一大标志。

他们的学生一代不少人付诸暴风骤雨般的“武器的批判”方式，彻底地改变了中国，似乎土“康先生”落后、反动，洋“康先生”水土不服，结局是土、洋康先生的集体消失。但顾准在“文革”后期鞭辟入里地拷问“娜拉出走以后”如何：当初的民主、科学梦圆了吗？近代开埠以来历史进程的诸多挫折为回眸中国传统社会，包括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历史评估，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视角。

七、余言：明清江南商品经济的历史定位

蹑踪商品先生的足迹，通过鉴古观今、由此及彼的研究，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放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并以全球视野作为比较尺度， “传统内变迁”的历史定性不无道理。虽然这个命题有简单化之嫌，但有一点不可否认：从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的江南地区考察，本土传统社会没有具备自主向新的经济形态实质性转化的明显证据。而且，无论比较的出发点、角度、路径如何不同，在全球的视野里，产业革命为标志的中、西社会的分流是不争的共识。

吴承明先生从比较的角度得出的论点颇为公允：“18世纪，中国与西方比，无论在国富或民富上都胜一筹，至少旗鼓相当。但富的不一定先进，往往更保守。由于理性主义中断，我以为，这时中国在科技和在制度（尤其法律和经济制度）改革上，已落后于西方了。”这并不是低估中华帝国晚期最先进地区江南的商品经济的历史价值。江南在近现代以及今天的全球化浪潮中的经济腾飞已经证明了其蕴藏的能量。这也非漠视延绵不绝的中华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长期领先地位。历史是复杂的，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或文明形态不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同时发生，也不能注定发生。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文明—社会经济形态都有其各自的价值，也说不定在某一时空会发挥预料不到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