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无界：我的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一）

本书作者沈本汉，作家、教育家，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副院长长达30年。他从1984年起便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他是“中国女婿”，并于2003年荣获“上海白玉兰奖”。本书假设人类存在共同的、积极向上的特性，从而得出结论： 人类能够相互理解，因此没有必要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同根同源，本是兄弟姐妹，而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仍然被困于知识假象的迷雾之中。作者希望可以帮助富有好奇心的世界公民加深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了解。在本书中，作者试图通过对生活在21个国家和地区、讲13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信仰至少6个宗教（以及无宗教信仰者）、来自不同种族、从事21种不同职业的21个人的生活、心路历程及价值观的叙述，阐明（而不一定是证明或证实）这个假设。

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都充斥着无知、恐惧和暴力。在“时间的纬度”（latitude of time）这个概念出现并为人们接受之前，人们无法真正与陌生人和平地建立联系并理解他们。当然，16世纪中后期，在如今的比利时工作的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并没有用“时间的纬度”一词。直到1983年，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其著作《发现者》（The Discoverers）中才首次使用。然而，发明地图投影法的墨卡托是最先设想所有地方的人都有着类似的历史，并且每一族群的发展都被绘制在一个通用的范式之中的人之一。这当然不是依据语言，因为不同族群都发明了自己的语言，而是依据人类的思想活动、其本身的认知进程以及在向现代化前进中所取得的进步。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认为这一观点在人类近代历史上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关注。他认为20世纪最值得纪念的进步或许就是“人类终于开始相互认真对待”。

于我而言，这的确是人类历史最真实迷人的一面。我们以文字为例：　虽然5000年前，人类文明之间并无联系，但我们现在了解到广泛分布的不同文明几乎在相同的时间有了文字记录。或许苏美尔人是最先在泥板上记录数字、文字、思想以及情感的。然而，埃及人、中国人以及中美洲人在差不多1000年之后，也分别创造了各自的记录方式。而100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瞬间。

为什么对于“时间的纬度”的理解可以让人们和平地交往？答案就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从石器时代到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直到所有人理解并接受“人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的事实时，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才会坐在一起并视其他人为同类。当这种认知的平等被接受时，人们就有可能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相互理解、彼此同情并产生怜悯。

正如许多智力上的飞跃一样，“时间的纬度”这一概念同样需要时间才能被接受。一些有远见的人，聪颖无畏，敢于挑战妨碍人类进步千年之久的“知识的假象”。在他们的帮助下，“时间的纬度”的普及缓慢地进行着。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是美国一位职业铁路律师, 同时也是业余的社会理论学家，他活跃于19世纪中后期。摩尔根是人类学研究的拓荒者，研究了美国土著部落“易洛魁人”（Iroquois）的亲属关系结构。后来，他在监管调查的美国驻外事务处的协助下，对世界范围内的亲属关系进行了研究。根据收集到的大量数据，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全人类的亲属关系都无非是类别式和说明式这两种亲属结构中的一种，从而证明了我们都是智人种的后代。布尔斯廷认为，摩尔根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原始人类是研究所有人类历史的线索，而并不是罪恶的残留和堕落的象征”。

因此，尽管人类存在诸多差异，不同文明的语言、文化和其他文明属性也大相径庭，但先概念化“时间的纬度”，再接受其正确性是帮助人类互相接纳对方的第一步。

虽然这个“和解进程”势不可当，但其缓慢程度让人无法忍受。与“时间的纬度”一样，这个进程帮助人们相互了解并开始接受简单、普遍的人性。这种人性比各种文明、宗教、容貌、年龄、性别、好恶及其他差异更为重要，而后者正是人类历史中存在如此之多暴行与苦难的原因。

21世纪的今天，虽然无知、恐惧和暴力在历史上处于较低的水平，但它们仍然困扰着人类。2014年，联合国难民署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其题为《全球趋势——流离失所》的年度报告中，忧心忡忡地指出： 截至2014年底，由于迫害、冲突、普遍的暴力或人权侵犯，全球有5950万人被迫流离失所。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又将身往何处？我们该如何调和这些差异？又该如何创造一个文明冲突不断减少的世界？我们该如何更好地让政治、社会、经济和环境保护同步发展？这是我将要讨论的问题，也将从中形成本书的假设，即今天有些人来自不同的文明、种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讲着不同的语言，对人生有着不同的追求，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特质，在我看来，不仅值得赞扬，而且会在人类迈向更加和平、公正、繁荣并可持续发展的世界这一漫长旅程中发挥作用。鉴于人类目前面对着诸多问题，我们确实需要采取下一步措施。

换个角度讲，本书假设人类存在共同的、积极向上的特性，从而得出结论： 人类能够相互理解，因此没有必要区分本国人和外国人。我们同根同源，本是兄弟姐妹，而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这一点。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仍然被困于知识假象的迷雾之中。我希望可以帮助富有好奇心的世界公民加深对我们所生存的世界的了解。在本书中，我试图通过对生活在21个国家和地区、讲13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信仰至少6个宗教（以及无宗教信仰者）、来自不同种族、从事21种不同职业的21个人的生活、心路历程及价值观的叙述，阐明（而不一定是证明或证实）这个假设。这21个人从表面上看完全不同，但他们拥有一些共同特质。这些特质就是我之前提到的那些。他们代表着一个好的起点——每个人都能在其他人身上找到共通之处。他们的特质一旦被更多的人清晰地表达和广泛地传播，就会使我们走向更加和平、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本书将通过对这21个人的出生背景、文明历史、成长环境、心路历程以及价值观的分析，挖掘他们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功。他们的人生轨迹丰富多彩，他们近乎完美的价值观让我乐观地认为，一旦我们在克服传统僵化的知识假象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我们就可以健康、幸福、和谐地生活。

虽然我的主人公们很多是领导者，但这并不是一本关于领导者或领导力的书，因为还有一些人是创始人、助推者、促成者、影响者或者引燃者。本书叙述了这21位主人公的共同特质，而他们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担任国际事务副院长的30年中遇到的最让我钦佩的人。

从本书的书名可以看出，我深信“外国人”这一概念是过时的，是具有破坏性的。于我而言，我在旅行的过程中从未感到自己是“老外”，因为我把每一个我旅居过的国家都当作自己的国家。还有一些人（包括我的主人公们）和我持同样的态度，我将在本书中多次引用他们的观点。

我究竟是怎样选出书中人物的呢？这并没有一个科学的筛选过程。我只是简单地把认识的人中我最喜欢和最敬佩的那些列了清单，并没有特定目标和人数限制，而单纯基于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话来说，就是： 一旦一个人博得了我们的好感并赢得了我们的尊重，那么无论是感情的束缚还是天性的束缚都会消失，我们开始爱上这个人，并立刻表达我们的喜爱和尊重。

我将我的朋友们分成六类，并将在第2部分具体介绍。

第一类是“致力于公共服务”，包括以下三位：

1.　路易斯·费尔南多·安德雷德·莫雷诺（Luis Fernando Andrade Moreno）： 来自哥伦比亚。路易斯曾在纽约、圣保罗和波哥大的麦肯锡公司（McKinsey & Co.）供职25年，现任哥伦比亚国家基础设施局局长。路易斯为方便人们生活铺设了多条道路。

2.　 布迪约诺（Boediono）： 来自印度尼西亚。布迪约诺于2009—2014年担任印度尼西亚副总统。曾任印尼央行行长，对印尼银行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行动果断，措施有力，被誉为印尼“最理想的央行行长”。

3.　孙占托（Chanthol Sun）： 来自柬埔寨。孙占托是柬埔寨国务大臣，兼任柬埔寨发展理事会副主席。无论是讲高棉语、法语还是英语，孙占托从来不说泄气话。

第二类是“富有同情心的资本家”，包括以下四位：

1.　唐·海因斯（Dawn Hines）： 来自美国。唐是一位在西非从事投资发展业务的企业家，尤其看重在塞内加尔的投资。她来自密歇根州的安阿伯市。在别人看来是绝望和混乱的事情，在唐看来却是创造财富的机会。

2.　埃里克·卡库（Eric Kacou）： 来自科特迪瓦。埃里克是有关“金字塔底层”（BOP）和冲突后经济重建问题的顾问。虽然他出生在科特迪瓦东部的一个小山村，但他如今是地球公民。埃里克致力于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打破知识的假象。

3.　罗莎娜·拉莫斯·维丽塔（Rosanna Ramos Velita）： 来自秘鲁。罗莎娜是一位企业家，她饱含激情地为那些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的行业提供经济援助。她在的的喀喀湖（Lake Titicaca）畔的小镇上经营着一家小型商业银行。一路走来，满是艰辛。

4.　德文·夏纳兹（Durreen Shahnaz）： 来自孟加拉国。德文是影响力投资证券交易所（Impact Investment Exchange, IIX）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影响力投资证券交易所，总部设在新加坡。德文经历过战争，遭受过恶劣的性别歧视，但她战胜各种各样的困难，成为挑战全世界的、富有同情心的资本家。

第三类是“财富的监管者而非拥有者”，包括以下三位：

1.　乔治·博恩（Jorge Born）： 来自阿根廷。乔治是来自比利时港口城市安特卫普的家族企业（邦吉公司，Bunge）的第五代领导人。自19世纪末起该家族便迁移至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他深知作为监管者的职责。

2.　希夫·坎姆卡（Shiv Khemka）： 来自印度。希夫是活跃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尼日利亚和印度的主要投资公司太阳集团（Sun Group）的第四代领导人和个人基金股票经理。他是全球教育&领导力基金会（The Global Education & Leadership Foundation)的发起人。

3.　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 来自瑞典。瓦伦堡家族被称为“瑞典的无冕之王”，控制了瑞典经济的半壁江山。雅各布是瑞典银瑞达集团（Investor AB）的董事长。银瑞达集团是一家公开贸易控股的公司，其主要股东是纳特及爱丽丝·瓦伦堡基金会（Knut and Alice Wallenberg Foundation），总部设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雅各布一生都在诠释他只是财富的监管者而非拥有者。

第四类是“长久留存的回声”，包括以下四位：

1.　安东尼·汉密尔顿·拉塞尔（Anthony Hamilton Russell）： 来自南非。安东尼是位于南非赫曼努斯（Hermanus）的汉密尔顿酒庄的所有者。安东尼一路走来，同样满是艰辛。

2.　村津敬介（Keisuke Muratsu）： 来自日本。村津敬介是位于大阪的某玻璃针管制造企业的第二代业主。他也是传统艺术的继承者，还是业余高尔夫球发烧友。村津敬介对于“让每个人变得更好”有着更高的标准和期望。

3.　阿兰查·奥乔亚（Arantxa Ochoa）： 来自西班牙。阿兰查是宾夕法尼亚芭蕾舞学校的理事，2012年退休前是宾夕法尼亚芭蕾舞团的首席舞者。她来自巴利亚多利德（Valladolid,西班牙中部城市），现居美国费城。阿兰查的脚上布满老茧，却彰显着西班牙的“灵魂”。

4.　郑家勤（Charles Tseng）： 来自新加坡。他是林则徐的后裔。众所周知，林则徐虎门销烟，被中国人视为民族英雄。郑家勤现任光辉国际（Korn/Ferry International）亚太区总裁，信奉儒家思想。

第五类是“打破传统”，包括以下四位：

1.　拉米娅·布塔勒布（Lamia Boutaleb）： 来自摩洛哥。拉米娅是位于卡萨布兰卡的投资银行集团——资产信托公司（Capital Trust）的执行总裁。她冲破了对女性的种种限制。

2.　辜成允（Leslie C. Koo）： 来自中国台湾。他是家族企业的领导者，担任台湾水泥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总经理。他的事迹在台湾无人不知。

3.　瓦西里·瓦西利耶维奇·西多罗夫（Vassily Vassilievich Sidorov）： 来自俄罗斯。瓦西里是商人和公务员，但他更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任何事情都有长远的眼光，从病人的保险到俄罗斯的政治。

4.　俞敏洪： 来自中国。他出身贫寒，历经三次高考考上了北京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可他并不甘心在体制内安稳度日，白手起家搞起了创业。他所建立的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帮助无数学生圆了出国梦。他助跑青年创业、解囊相赠、鼎力支持教育的发展。

第六类是“热情洋溢的幸存者”，包括以下三位：

1.　法迪·阿尔比德（Fadi Arbid）： 来自黎巴嫩。他是沙特阿拉伯一家私人募股公司（Amwal AlKhaleej）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从硝烟中走来，拥有宽广的胸襟和充实的生活。

2.　罗伯托·卡内萨（Roberto Canessa）： 来自乌拉圭。罗伯托是震惊世界的1972年安第斯山空难的幸存者，创造了生存奇迹。他还是儿科心脏病学专家。

3.　金柱津（James Joo-Jin Kim）： 来自韩国。他是半导体封装和测试业务全球领导企业安靠公司（Amkor Technology）的创始人。童年时代历尽苦难。

当我确定了这份名单（这花了我一段时间，因为我在生活中认识了很多人，需要从13000多张名片中仔细挑选），我问自己： 为什么我对这21个人有如此强烈的感情？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要选择他们？

最初我对自己的选择感到惊讶。我从表面上看不出他们有丝毫共同点。是什么使他们成为一个统一的群体？我开始向我的每一位主人公提问。

最终我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即我发现这些个体的内在自我竟如此相似。但对于不留意观察的人来说，这些相似之处很少能看得出来。与表面上的情况相反，我认为这些个体有着深刻的共同点，不仅令人钦佩，而且带有一些共同特质，这些特质将使人类在21世纪得以繁荣昌盛，并有助于还世界一个更加稳定和富有同情心的生存环境。

我对每一位主人公进行了详细的采访，有时还与他们的朋友和家人面谈或打电话交流，以验证我的观察结果并确认结论。我发现，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是英雄，这并不是说他们为了营救倒下的战友而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山顶，而是指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在《路西法效应》（The Lucifer Effect）一书的结尾处所描写的那样，那些“……能够抵制邪恶、不屈服于诱惑、超越平庸的人，以及在其他人无动于衷时响应号召付诸行动和提供服务的人”。根据津巴多对这个概念的定义，本书中每一位主人公的简介都将是一个英雄故事。

部分主人公创建了网站，成为商学院案例研究的对象，或写过书、发表过演讲。我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材料。在我采访过这些主人公并读了他们的公开记录之后，这种共性对我来说越来越明显，私人访谈和进一步的研究也反复证实了这一点。

采访地点很好地说明了我的采访具有全球性和巡游性。到我完成采访时，我已经意识到了一个复杂的价值体系的出现，其一旦普及便将造福全人类。

这一价值体系并不是我所创建的，而是在这21个人身上自然发生的现象，我只是洗耳恭听罢了。

我希望能够避免用先入为主的观念误导读者，而是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些自然展开且不加任何提示的故事自己去思考、去发现。你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但我相信你得出的结论会和我所预言的一样。

我也希望能够追随我儿时的偶像美国前总统约翰·F.肯尼迪的脚步。他在《勇气档案》（Profiles in Courage）一书中通过对八位主人公的叙述来表达他的抱负。他并没有对这些主人公的传记加以粉饰，而是“……试图陈述他们的生活——他们为之生活的理想和为之奋斗的原则，他们的美德和罪恶，他们的梦想和幻灭，他们赢得的赞美和遭到的诋毁……”因此，你将在第2部分读到我的主人公间或出现的缺点和不止一处的弱点。

在本书中，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领导者、改革家和革命者”都有相同程度的共同特质，但最终这些无关紧要。我的主人公们的不同人生轨迹赋予了他们相同的智慧，如生命的丰富性、克服压力的能力以及坚定不移的道德操守。

通过这些主人公们的视角和人生，我希望和读者们分享我从这些圆满的人生中所学到的东西。我希望可以践行他们的生活。无论他们被称为主人公、英雄还是真理的掌握者，他们所有人都激励了我，也必将给你以启迪。

下面对本书的方法论作最终说明。我的兄弟和朋友邢吉天（Jitendra Singh）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的院长。他读完本书的初稿后指出一个我忽视了的有趣缺漏。他认为把我所总结的共同特质归为21位主人公成功的原因，这一点需斟酌。他提醒我，这样的断言很难证实，而如果我要证实这一点就需要另写一本书来证实没有这些特质的人都没有成功（需要研究另一组没有这些特质的人）。

另一位好朋友是我在沃顿商学院的同事张忠（John Zhang）教授。他在读完俞敏洪那部分的初稿时也说了同样的话：　如果要证实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仅以“阿里阿德涅的线索”证明这些主人公们的成功是不够的。

因此，我要感谢邢吉天和张忠对我的提醒。我并不是在做社会科学的研究，我的样本很小，没有采用科学调查方法，而是博采轶事。最为重要的是，我并不会确定地说我找到了实现什么的道路，我所做的仅仅就是描述所有我渴望成为的人。

我们会一起度过一段令人兴奋的旅程。先来看一下我为何将这些共同特质称为“阿里阿德涅的线索”以及对它们的逐条分析。

本文摘自《世界无界：我的来自21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美】沈本汉著，陈迪译，上海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