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百年人民公园：旧的故事与新的邂逅

“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加缪

人民公园，位于成都市区祠堂街少城路。在她还叫少城公园的时候，这里是满族正蓝旗的居住地。直到1949年，才正式更名为人民公园。

从清末官家的园林，到而今的人民公园，百多年光阴于成都这座城经过。一杯盖碗茶，一张媒人纸，连同好些硝烟燃成的一捧尘埃，静落于平原。

眼见得高楼起，人声沸，谁来了谁又走，游园的变成了相亲的，相亲的变成了喝茶的，喝茶的生了新一批游园的。

有些东西却一直都在。

一壶春秋

虽说老虎灶上的长嘴茶壶里煮着的是一汪白水，可沸腾着的往往是那些段用以追溯的时光。

鹤鸣与老舍笔下的裕兴茶馆有五分相似。那些一赶早就坐进人民公园内鹤鸣茶社的老爷子们，一杯茶喝一整天，谈笑间或许就讲完了半辈子的故事。时代在他们身上留下刻痕，一如乔木层叠的年轮。

顾炎武有云：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而据成都地方志记载，人民公园内共有6个茶社，其中在原址留存至今的，唯有鹤鸣一家。

茶杯里的倒影

民国年间，居住成都的朱自清，就曾在鹤鸣茶社等待叶圣陶的时候遇到警报。

叶圣陶住在城西，朱自清在城东，少城公园刚好在两者中间。暮春时，他到少城公园鹤鸣茶社等候叶圣陶，一次突遇空袭警报大作，就按事先说定的，约会取消。而当时因为战争而南迁的诸位大师——陈寅恪、钱穆、吴宓等先生，偶尔也要到鹤鸣茶社品茗。

茶客的信息获取方式已经从报纸变成了手机

茶社原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大邑龚姓人家所建，初为两层中式古典建筑，是民国时期少城公园内六大茶馆——鹤鸣、枕流、绿荫阁、永聚、射德会及文化茶园——之首，也是目前成都主城区所有茶馆中历史最久、影响最大的茶馆，2012年被列为成都成都首批历史建筑挂牌保护对象。

“六腊战争”里为谋生而明争暗斗的贫寒教员，渐隐在一众大师救亡图存的光芒里。但人终归是不愿寂寞的：哪怕那湖心亭的游廊瓦，盖了青苔又长了草，不知名的黑鸟在檐上没走几步，就被下面采耳人的采耳叉声震得扑棱到了空中——嗡地一声，在一片嘈杂的鹤鸣，撕开一道小小的裂缝。

采耳已经成为成都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茶馆是成都人生活的缩影。就像是如今的盖碗茶，泡得了各式茶叶——虽然在从前，不同的茶叶都匹配了不同的茶具。

父母在茶馆喝茶，放小孩子在公园里写生玩耍；老年人三两结对，拿着外带的瓜子扑克，可以在竹椅上消磨一整天的时间。报纸变成了手机，茶壶变成了暖壶，采耳郎的牌子，印上了网络支付的二维码。

左边的叔叔阿姨，絮絮念着自家孩子工作婚恋的家长里短，右边的年轻人来自东南沿海，字里行间藏了江浙特有的绵软。那边举着手吆喝茶倌点单的大叔，转眼就躺倒在竹椅上，端着手机专注于游戏，梳着云鬓，长袖翩翩的汉服姑娘，绣花鞋踩着碎步一溜小跑，是约好了朋友一道在茶馆谈天说地。

很多人记忆力的味道，在人民公园内随处可见

鹤鸣茶社内有一对黑漆柱子，上面刻有这么一对烫金对联：“四大皆空坐片刻不分你我，两头是路吃一盏各走东西。”一碗茶喝到末，昨日也就悠悠地过去。

“20年了。”手握折扇的老人如是说道。关于旧日的记忆，只剩下几角钱的消遣，盛水用的是锡壶而非暖水壶，这里的桥翻修了，那里的亭子远非旧日的模样。

“已经完全变样了”。曾经在人民公园里踏青写生的孩子们已然长大，如今讲起变化，异口同声。那个在回忆里充满了趣味与美食的人民公园，而今可供孩童玩耍的娱乐设施，已不及当年的一半。

树影摇曳，风带着蝉鸣飘向更远。高楼自远处拔地而起，保路事件纪念碑在蓝天里露出塔尖。而在地铁口，白衬衫的老人正吹奏萨克斯，于是《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回荡，久久不能散去。

一缕红绳

红绳结成的网，搭在人民公园小树林枝头。关于这座城市的爱情，依旧以最古老的“媒妁之言”这一方式得以延续。

人民公园内的相亲角，每一份相亲简介都有可能成就一段佳缘

成都人民公园相亲角已存在了十多年。《霍乱时期的爱情》里说：“饿的时候才吃饭，爱的时候也不必撒谎。”但有句话也讲，你穿秋裤是因为你妈觉得你冷。当父母觉得儿女饿了，需要爱了，就会把他们做成一份份简历，放进人民公园的相亲角。

相亲方式的转变，也是城市与时俱进的缩影

小树林里挂着五花八门的“简介”

无论你是金融城的Eve ，还是外资的Steven，被挂在相亲角的那一刻起，年龄身高相貌性别，都是为了觅得良缘而贴上的标签。

在相亲角手握一堆资料的红娘们，会对每个出现在相亲角的适龄青年们发出“灵魂拷问”：

——妹妹耍不耍朋友噻？

——妹妹想看个什么条件的噻？

相亲角里的家长和红娘

接下来免不了一通博弈。有经验的红娘，往往三言两语间就把你的关键信息套了出来。

家在哪里，年龄多大，什么工作，从哪来到哪去，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大小伙儿，就这么变成了一堆具有各种微妙含义的社会学符号。

“这里都是条件好的，条件好的都被剩下了。”一位红娘这样介绍自己手头的相亲资源。印在A4塑封纸里的男男女女（多数是女孩子），在人民公园的长椅上一字排开，浩浩荡荡地，排场很大。

家长和红娘在认真地匹配信息

但又有谁甘心就这么简简单单就被“卖”掉呢？留下联系方式的多是父母的。表明相中了条件，红娘才会掏出自己压箱底的小本子，把更多的信息展露出来。

“挂了这么久也没找到合适的！”有的父母愤懑地发出声来。但情绪归情绪，终生大事依旧马虎不得，他们依旧埋头于红娘手中记录着诸多信息的本子。

 挂在相亲角里的资料大多优质，但极少由本人出面。这里是父母们的主战场。面对“不服管教”的儿女们，相亲角成为了一个超越相亲市场的社交空间、疏解空间。为人父母的焦虑，最终被转嫁到这些人为规定的条条框框里。

公园内的锦鲤

但相亲角绝非不近人情。藏在那些繁冗条件背后，是这座城市在时代变迁里所能包容的所有温情。

醒目位置是一位老人为寻找老伴而贴出的媒人纸。有红娘讲，这里早就成了好几段“黄昏之恋”。这些在人生长跑中早已过半的选手们，在为儿女相亲的路上，遇见了属于自己的幸福。也只有在这里，“少时夫妻老来伴”才不是一句空谈。

有的红娘，在得知你有心爱的人时，总不忘叮嘱一句“既然耍了朋友就好好耍”。做媒虽是门生意，但终究念的是人情。在成都步履不停的都市化进程中，藏在公园里的相亲角，成为了一个超越相亲市场的社交空间、疏解空间。

人们总讲，时代节奏变快的产物是如同快餐般的爱情。逛公园，压马路谈恋爱的那个年代已随父辈远去，这座城市依旧以自己的方式保有纯真。

一捧尘埃

路通了，地铁通了，人也通了。异国他乡的人不断涌来。

成都地铁二号线天府广场下一站，就是人民公园。在规划图纸上极力向外延伸的地铁规划，让这座城市开始向四面八方伸展肢体——就像健身房，挥汗如雨的白领们，试图把一切拖累自身发展的东西甩在后面。在他们眼中，这座位于城市中心的公园，已然如同它的历史般年迈。

树荫环绕的银杏阁

人民公园确实很老。100年以前，这片园子连同周围的街巷，都是满清正蓝旗子弟的居住地。彼时成都还有少城这个概念，而在此后不短的时间里，人民公园还不是人民的公园，而是少城公园——听起来好像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的样子，实际上不过是历史上关于城市规划的一种方式罢了。

不过，还没等少城变成老城，一场由四川人民发起的保路运动，就把末路的封建余孽劈了当柴火。烧起来的火星子，落在广州，成就了辛亥革命的大火。这不，当年壮举的纪念碑，还立在现在的公园里头呢。只不过时间过去了老远，当年栽在周围的小树苗，如今把碑身遮了七七八八，只留一个塔尖尖，戳进天空。

保路纪念碑

一亭一台换了容貌，一草一木荣了又枯。池子里的锦鲤，已然在人们“努力加餐饭”中日渐发福。大鱼的大嘴，竟与三四岁幼儿的拳头一般大小。水中成群结队，像一柄招摇的彩旗。 

每个城市都有一座人民公园，想来也是一种必然。然而在成都，人民二字之于公园，应是比任何一座城都要实至名归。

人民公园临着的祠堂街，是抗战时期人流繁盛的新文化集散处。当年最盛时，曾有180余家书店立足于此，占成都总数近七成；街上历史文物遗迹众多，除了现存的祠堂街38号《新华日报》成都代订处旧址，鹤鸣茶社，四川美术协会估值纪念碑，已迁到金河路的努力餐，也有东西被洪流淹没。民国时期最有名的专业童装店“绮罗”，人民公园东北三门外的某茶楼，二楼就是国民党特务在“成都的最大监视哨之一”，还曾发生过一场枪战。

花园子里的翘角亭，围坐了一圈的老太太，手里的不是绣花线，就是毛衣针。她们之中，有的是已经退休的教师，鬓角的银丝由粉笔灰染白；有的却连字都不大识得全，却能用一口川普，仔仔细细地跟人讲起，那家常的菜要如何做，百里之外的故土，又如何长出新鲜的瓜果。

不识愁滋味的孩童

如今的硝烟，而今化作一捧尘埃。这座成都最早，也是四川最早的公园里，常驻的大爷大妈们，和太古里永远游荡着的漂亮女孩们一样令人生疑。这似乎为某种说法提供了证据——成都是一座慢城，但在天府新区一到五街每日早高峰时，人潮宛如北京西二旗。

老人们在公园里唱歌跳舞，公园内的防空洞已连续几年在夏季对公众开放，用来纳凉；游客们将这里当做城市地表打卡，年轻妈妈推着婴儿在公园里散步，小孩子捏着零钱问卖糖人的阿姨换零嘴。为监测公园噪音的分贝仪，电子屏上的数字，才是这里真实生命力所在。

分贝显示屏

有人曾盛赞人民公园，称其孑遗着一种藏古纳旧随时有物华的美与好，好像一片工业的泥潭，漫过世上所有的大陆小径之后。博尔赫斯小说里讲述的传说，”幸将小径分叉的花园留诸若干后世”。上个百年，人民公园已随成都经过，下个百年，人民公园还要与成都结伴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