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探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

作者简介：郑新立，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摘要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晰了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方向。布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把无形资产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提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根据世界银行划分的标准，1.2万美元是高收入和上中等收入的分界线，到202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1.26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目前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人口总量只占全世界人口的15%，中国占全世界人口的18%，也就是说，中国跨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就能使全世界高收入国家人口比重提高一倍多，达到33%。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中国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过100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将把中国带入到一个高收入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作出的最大贡献。所以，回顾历史，我们应当感到自豪。可以说，它的历史起点就在北大红楼，是李大钊等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来，而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有了先进的理论武器，才会有之后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总结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不忘初心，实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探索，彰显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探索。

改革开放40多年，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探索结论最集中地体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上。《决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这些明确表述，是对新中国成立60多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不断探索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为今后一个时期完善所有制结构和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改革指明了方向，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按照这一要求深化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十分艰巨。当前，应抓紧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对国有资产的监管，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资本为主转变

这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部署。过去对国有企业的监管是以管资产和管企业为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有企业经营的自主权，不是有利于而是阻碍了国有企业的发展。企业作为独立的经营主体，必须拥有自己的经营自主权，包括对所占有的国有资产的处置权、投资权等，如果大小事都要向国资委请示，很难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的变化。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对国有资产的管理方式要向管资本为主转变。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应根据不同情况，把多数所属企业逐步转变为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把少量企业转变为国有资本授权经营公司，包括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国有资本管理机构应根据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要求，不断调整优化资本配置。哪些行业急需发展，比如对芯片、人工智能、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先进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卡脖子技术，我们就集中资金向这些领域投资。对一些成熟的盈利很好的行业和企业，就适当抽出一些资金，投放到需要重点发展的行业和企业上来。通过调节资源配置，更好地履行国有资本管理功能，发挥国有资本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引导作用，放大国有资本的影响力、控制力。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向管资本为主转变，不是国有资本功能的缩小，而是它的放大。例如，汇金公司管了几十万亿元的金融资本，国有商业银行几乎都有其股份，汇金公司对其控股参股的金融机构委派一个董事或副董事长，参加它的董事会和股东会，参与它的重大经营决策，至于具体的经营管理，都交给商业银行自己负责。这样以管资本为主，效率高，管得很好。未来对绝大多数产业的国有企业，都应当仿照这样一个管理模式。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和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

现在国有企业大部分还是国有独股的公司，未来纯国有或纯民营的单一所有制的企业，会越来越少，混合所有的企业会越来越多。实践证明，混合所有的股份制经济是各类所有制经济中发展最快、最有活力的一种经济形式。我们去浙江、江苏调研就可以看到，好多企业里面既有国有股，又有集体股，又有员工个人股，上市公司还有社会股，是混合所有的。实践证明，混合所有制经济发挥生物学上讲的杂交优势，把各类所有制的优越性集中在一起，从而成为国民经济中最有活力的经济形式。

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还是以国有独股的形式存在，应通过混改，吸收民间资本进入，包括外资入股，逐步使国有企业发展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公司制，并建立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三者之间形成既相互制衡又相互协调的科学的治理结构，才能保证中国的企业同国外的跨国公司一样，具有一个集中、高效、灵活的管理体制和可以迅速集聚分解的股权组合形式，建立起成熟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近日，国资委发文，提出在国有企业实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控股的比例不低于34%就可以了，员工持股不高于总股本的10%，这个规定很好地体现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过去的混改，国有股要求占51%以上，而且还要合并报表，民营经济没人敢进去，因为我把资本投到你这里，我也没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都是你说了算，谁敢往里面投。现在，允许相对控股，在股权结构上形成相互制衡局面，为民营经济进入国有企业打消了顾虑。

根据我们多年的经验，一个混合所有的股份制公司要想办好，至少应该有三个以上股东，两个小股东的股权之和必须大于大股东的比例，这样才能形成制衡机制，避免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权益。国有股不低于34%，其他股东联合起来，就可以否决大股东的意见，形成一个民主的、公正的决策机制，这是办好企业的基本前提。

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制，使劳动者成为所有者

实践证明，员工持股特别是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持股，对企业的经营至关重要。我们到美国去考察了许多跨国公司，像IBM、GE等这些百年老店，一问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是保险公司，第二大股东是人寿公司，第三大股东还是保险公司，前面几大股东都是来自于各类保险公司和基金公司，这些股东并不参与企业管理，只看经营业绩。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是谁？是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等高管，他们在企业里必须持有一定股份，而且在任职期间和离任后的三至五年内，股份不得出售，这就给管理层戴上一个金手铐，让他们全心全意把公司办好。

同时，技术骨干和中层管理者也要持股，像IBM，员工有40多万人，在全球几十个国家都设有分公司。除了核心层的十几个人持有股份，下面二级公司的经理，各个职能部门的负责人、技术骨干、管理骨干共几百人也必须持有股份，再加上老员工持股，大概有两三千人，这是公司形成凝聚力和竞争力的核心，是公司能够长盛不衰的决定性因素。当公司经营遇到危机、濒临破产的时候，是这个核心团队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推向领导岗位，调整经营战略，使企业起死回生。

未来国有企业改成混合所有制的公司，也可建立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制度是经过200多年国际竞争的实践形成的有效制度，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只有建立起这样的现代企业制度，才能使企业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提高应变能力，制定正确的经营决策，不断发展壮大。

把无形资产列入资产保值增值考核范围，发挥国有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骨干带动作用

长期以来，我们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只注重有形资产，不注重无形资产，对国有企业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只考核厂房、设备等实物资产，对企业创造的专利、技术诀窍没有评估，不进入资产考核的范围。最近几年虽然有所改变，但对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仍然不够完善，国有企业巨大的创新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把无形资产也列入到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并改进考核办法，对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至关重要。

以华为公司为例，华为一年的研发投入达1000亿元，只集中在移动通信领域，所以才能用20多年时间做到世界第一，在5G技术上做到世界领先。华为为什么舍得花这么多钱搞研发？其深层次原因就是它是一个员工持股的公司。员工成为所有者，就会注重长期收益，而不是短期收入，他们看重的是几年之后，我在公司的分红会增长多少，股本会增值多少，而不在意当年工资、奖金发多少。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产权制度，企业的经营决策才可能注重长远发展，才会舍得把几百亿、上千亿资金投到研发上。

我们的国有企业集中了最优秀的人才，站在各个行业技术进步的最前沿，如果国有企业能够建立起像华为这样的产权制度，就完全有可能涌现出一批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中国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不用很多，只要有10个，就足以带动全国各个产业完成以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的任务。

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资本联合相结合的合作制，是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积极扬弃

这句话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里都讲过，那么，这种合作制在所有制形式上属于公有制还是私有制？答案是属于公有制范畴，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公有制形式，是一种公有制的初级形式。公有制的高级形式，是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次级形式，是集体所有制，包括资产不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制和资产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制。华为的所有制形式应当是资产量化到个人的集体所有制或股份合作制，全公司17万人里8万人有股，最大的股东是创始人任正非，股权比例不过占全部股权的1.4%，任正非等创始人通过不断稀释股权，让更多的员工持股。每年评选优秀员工，奖励对公司的认股权。这样一种所有制形式能够最大程度地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多数员工既是公司的劳动者，又是公司的所有者，既能拿到工资和奖金，又能拿到分红，大家形成命运共同体，公司搞好了大家都能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公司搞砸了，大家都是穷光蛋。所以，大家拼命也要把技术搞上去，拼命开拓市场，一定要把公司做到世界第一。公司里存在一种文化叫“垫子文化”，员工在办公室放上一张垫子，接受任务后，日夜连轴转，困了就在垫子上睡一觉，醒了继续干。华为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深层次原因就在于这样一种股权激励机制。

分配制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大支柱，分配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调整所有制结构的同时，在分配制度改革上打破了大锅饭、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保证全体人民在共享共建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全面落实这些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当前有以下几个问题应当抓紧研究。

如何把握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润的分配过度向资本倾斜。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去年写了一本书，披露2017年美国新增收入的91%被1%的人拿去，而99%的人仅仅拿到新增收入的9%。1%的高收入人群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大亨、硅谷的高科技拥有者和跨国公司高管。广大蓝领阶层和普通白领，几十年收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所以美国现在阶级矛盾很尖锐。在股份制企业中，按资分配与按劳分配的比例究竟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作出了一个贡献性的解答。前年，他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提到，华为经过二十几年不断摸索，最后得出结论，把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比例保持在3：1比较合适。如果按资分配比例过高，那些持股较多的老员工就不愿意干活了。企业新增利润的分配一定要向第一线作出贡献的人倾斜，向创造技术成果和开拓市场的人倾斜。这个分配结构能够把劳动和资本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这样的分配比例也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做到。有人问任正非，经营决策里最最重要的是什么，用一个词说出来，任正非的回答就三个字——“分好钱”。华为公司创造的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的比例关系，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然，对公司内部分配，行政不能干预，只能引导。我们讲不忘初心，共产党员奋斗终生就是为了让劳动者共同富裕。如果能在社会上形成这样一种良好风气，逐渐调整我们的分配结构，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将会起到积极作用。

如何尽快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城乡居民收入比现在是2.7∶1，如何尽快增加农民收入，是实现共同富裕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集中体现在城乡居民收入的不平衡和农村发展的不充分。应当通过实施城乡融合发展战略，实现乡村振兴。2019年4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应当以落实文件精神为契机，引导生产要素向农村集聚，加快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农民工市民化和特色小镇建设，努力缩小城乡差距。

如何实现由间接税为主向直接税式为主过渡。在税收体制上，我们同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直接税与间接税的比重，发达国家为7:3左右，我国为3:7左右，这就导致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大大弱化，同时加大了企业的税负，不利于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比重，强化税收在再分配中调节功能，有助于缩小个人间的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如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并实现人均公共服务均等化。当前服务业发展滞后突出地表现在公共服务业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文化、信息、市场中介服务、停车场等，亟待加快发展。采用政府与企业合作的方式（PPP），是加快发展公共服务业的有效途径。近两年，由于部分PPP建设项目违反建设程序，出现了一些政府拖欠资金等问题。应当总结经验，规范化推进，不应因噎废食。目前城乡、区域之间公共服务水平差距较大，应通过人均公共服务支出的均等化逐步实现人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职务发明成果收益的分配应更多地向研发单位和研发人员倾斜。我国各级政府每年用于科技研发的支出不断增加，研发成果越来越多，但是向产业应用的转化率很低。关键在于职务发明成果转化的收益大部分归国家，研发人员将技术成果转化的积极性不高。应当研究借鉴美国的《拜杜法案》。1980年美国颁布的这项法案，核心是由政府出资的科研成果转让所获得的收入，大体上研发单位、研发人员和初次应用的企业各分得三分之一，由此调动了研发单位和研发人员产业化的积极性，科研成果转化率大幅度提高，特别是大学由此成为专利的重要创造者。大批科研成果从保险柜中解放出来。我国如果能制定出台类似法律，将会是科技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老大难问题必将迎刃而解。

本文发表于《前线》杂志2019年第8期，转载请注明微信公众号：前线理论圈（id：qianxian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