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作家托妮·莫里森辞世：面对受伤的历史，找准位置再起飞

对于诺奖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她的少数族群身份与写作中探索的同类主题，注定她不会是一个被大众所理解的作家，特别是对于中国读者，文化主题上的陌生感大大降低了对托妮·莫里森的文学评价。但是，她在美国文坛，有着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而随着我们对多元文化的深入感受，也终将会意识到她带来的前瞻思考：每一种文化都应保护自己的传统和自信，在世界文化里彼此平等。

美国时间8月6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相继报道，托妮·莫里森病逝于纽约一家医院中，生命定格在88岁。

2008年，托妮·莫里森，《纽约时报》图

在美国各大媒体发布的纪念文章里，对托妮·莫里森最显著的身份认同是，她是第一位获得诺奖的非裔美国女性，这句简洁有力的介绍几乎可以概括她的文学主张以及文学影响力。

托妮·莫里森一生的作品不算很多，包括儿童文学、散文集在内一共有11部作品正式出版。在1993年获得诺奖之前，她还凭借《所罗门之歌》获得1977年的国家图书评论奖，《宠儿》获得1988年的普利策奖。

在美国文坛，像托妮·莫里森这样能够在学术界和商业市场都获得认同的作家并不多，她只要有新作出版，多半很快会出现在《纽约时报》的畅销榜单上，然后去奥普拉的电视节目做客，再过几年，研究她作品的学术界文章便又多了可观的数量。自从1989年起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文学教授以后，她对文学界和学术界的影响就更为深入了，她不遗余力将自己主张的文学观念传递给学生，其中最重要的观念就是主张少数族裔拥有对主流文化批评的权力。她对现代主义保持警惕，最初认为作为一种主流文学形式将伤害自己族群的文学传统，但很快，她发生了转变，意识到完全可以利用现代主义去对抗现代主义。

对了，她在普林斯顿大学负责的是创意写作部门，从创意写作角度而言，托妮·莫里森为其注入了非常宽厚的文学资源和观念，当少数族群的学生进入写作课堂时，不必仅仅面对主流族群的文本，莫里森教会他们自信和平等的心态。

从作品进入一个作家是最好的途径，托妮·莫里森所书写的主题其实也并不仅限于美国，21世纪以来，当世界一体化的程度不断加深，人口快速流动带来的文化碰撞也逐渐成为全世界的重要议题，此时重读托妮·莫里森的作品，依然足够令人重视和反思，甚至她的作品也隐含了许多预见性。

1993年，诺奖颁给她时，称赞她“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意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

想象力和诗意，同样也是美国评论界对她使用较多的词汇，莫里森的写作常常以多声部的复调，引入不同文化角色、真实与虚幻的声音，读者常常迷惑于她笔下的神话、魔法乃至迷信与现实产生了极为贴合的效果，以至于一部分评论者将她归于类似马尔克斯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一类的作家。

但在她眼里，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自己的文学观念。和许多同类的黑人作家一样，莫里森会在作品里呈现主流文化对少数族群文化的破坏，她曾用萨义德“东方主义”这样的概念来形容美国社会内部文化的竞争和被边缘化。对此采取的反思体现了莫里森的特殊之处，她呼吁少数族群里的知识分子能够返身内部，重建自身文化的传统，她也注重在作品里体现传统的语言习惯，不随意使用主流文化的那套词汇，她以作品引导读者如何追寻自己的文化传统，确立自己的独特身份而不被主流文化轻易吞没，这个过程里有牺牲但更有可能在平凡人中间诞生英雄般的人格或面貌。

在小说《所罗门之歌》里，主人公那个黑人少年最终依靠“所罗门之歌”以及相关传说，摆脱了白人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完成了自己的寻根之旅。而写于1987年的《宠儿》更集中体现了莫里森的成熟思考，这部作品里依然有各种警告的声音，比如说一个少数族群者失去自我的方式很简单，简单到无须用工作、利益等方式来诱惑他，而仅仅是无形的污染。小说主人公之一的赛特为了防止女儿不再重蹈覆辙自己的命运而采取了极端的当时扼杀了她，这种以死亡来换取自由的奇幻方式被定格在了文学史当中。但是，《宠儿》还有更多复杂性，里面的年轻人开始呈现出英雄的品格和行为，莫里森没有简单对立不同族群，小说里经典的一幕是两个女孩，一个黑人，一个白人，把手伸出看似校车的窗外而握手的情景。

她的读者也逐渐意识到，并没有所谓的规定的命运是给哪个族群的，在一次采访中，莫里森解释说，年轻人必须知道，自己的人生“既不是种植园，也不是贫民区”。

1994年托妮·莫里森

能够完成像《宠儿》这样的杰作，莫里森必然要感谢自己在大学时对文学开启的思考，她在康奈尔大学写的关于威廉姆·福克纳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硕士论文证明了她对此所具有的先锋意识，在经过几年矛盾挣扎后，她最终将现代主义叙事作为了自己的目标，加上非裔美国人身份，她就像站在一个高高的暸望塔上，开始顺畅地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另一个重要的经历是她在60年代后期成为兰登书屋的编辑，1974年她负责了一本名叫《黑皮书》的非虚构作品，这本书涵盖了三个世纪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历史，其中一段19世纪逃亡奴隶的情节，几年后成为她写作《宠儿》的灵感。

《宠儿》出版后获得了大量赞誉，隔年《纽约时报书评周刊》刊登了一封20多位黑人作家的公开信，希望莫里森获得更高的文学荣誉，之后她获得了普利策奖。这部小说进入了美国高中教学大纲中，并在2006年发起的20世纪美国最佳小说评选中，成为了1985-2000年阶段的最佳作品。

莫里森在今年依然有新作推出，2月份出版的散文集《自尊之源》（The Source of Self-Regard: Selected Essays, Speeches, and Meditations）中，她探讨了有关性别、种族和全球化的议题，还回顾了自己的代表作《宠儿》《最蓝的眼睛》和《秀拉》，对这几部作品进行了详细的阐释。她特别提到了当初出版《宠儿》时，因为使用了几个具有方言特色的词汇而和编辑有所争议，最后她妥协了，特别是结尾处那句“当然再不会有人为一个吻而吵吵闹闹了。”当时莫里森并不是使用了“吻”这个词，如今她回顾这一经历感到后悔，认为自己是向主流文化妥协了。

在这部新作里，莫里森再度强调了自己近年来公开演讲的核心主题，“只有作家才能深刻地理解创伤，才能把悲伤化为意志，化为敏锐的道德想象力。作家的生活和工作不是人类的礼物，而是必需品。”对于语言的重要性，她也说，语言不仅仅代表知识的极限，也创造了保护我们差异的意义，我们与其他生活不同的方式。文学，就是将想象力的限制从固化的、种族化的语言中解放出来。

纪录片《托妮·莫里森:我的作品》中的托妮·莫里森

莫里森的文学和思考依然会对读者产生深远的意义，正如《卫报》所引用的她的话，我们必将死亡，或许那是生命的意义，但我们创造语言，那是决定我们生活的尺度。

《纽约时报》说托妮·莫里森的人生比她的“所罗门之歌”更为生动，小说里的主人公最后跳到了空中，在一个他终于找到了自己位置的世界上进行了象征性的飞行。莫里森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去飞行。

那年，托妮·莫里森获得诺奖后，作为同事的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如此说：

“她不仅仅是杰出的作家，充满想象力，饱含激情，还是有使命感的女性，有远见卓识，还有不懈的精力和志向。她是榜样，因为她具有的所有都独一无二。”

或许我们终将会在阅读和纪念中视托妮·莫里森为榜样，因为她具有的所有都独一无二。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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