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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周蔡“大战”的二十年前，知识界也有过“时代偶像”之争

2019-08-07 12: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就在不久之前，周杰伦的微博超话在“周杰伦夕阳红粉丝团”的努力刷榜下达成了1亿影响力。这不仅刷新了微博超话的记录，更是让周杰伦以超过第二名蔡徐坤近一倍的成绩获得了“大战”的胜利。

此次两大娱乐圈领袖的碰撞引起了一番持久而激烈的讨论，有网友戏称这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粉丝作战”，连人民日报也发表微评，与万千群众一起探讨时代偶像的力量。

其实，在上个世纪末，也有一场轰动一时的知识界“时代偶像”之争。两位主角的咖位都十分惊人，一位是被誉为“民族之魂”的革命旗手鲁迅，另一位是“五四运动”的轴心胡适。

这场辩论起源于一位学者提出的这样一个疑问：“鲁迅是他同时代知识分子中唯一一个得到肯定的知识分子，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奇怪的是鲁迅一直得到官方的首肯，而态度温和的胡适却从来都是被骂的，

为什么新时代愿意用‘从不低头’的鲁迅来作为自己的旗帜，却不用胡适呢？”

那么，对于当下中国来讲，作为知识思想资源，到底是鲁迅还是胡适更合适？同为一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他们谁更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精神？针对这些疑问，钱锁桥先生在他所著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中为读者做了整理和分析。

01 反思鲁迅和胡适遗产

重新评价鲁迅其实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鲁迅研究者努力将鲁迅从“旗手”的形象中纠正过来，拉低其意识形态功能，重新关注其作品的美学意义。但这种美学转向也为后来更深入的挑战铺平了道路。

二十世纪末对鲁迅的挑战主要集中在这样三个层面：对鲁迅作品的文学美学价值进行结构式批判，对鲁迅的“国民性”话语进行后殖民式批评，对鲁迅的知识分子立场在道德上、政治上质疑。

有学者指出：如果只在美学意义上欣赏鲁迅作品，那么鲁迅有美学价值的作品显得相当单薄，分量不够。对解构式批评家而言，鲁迅小说只有少许可视为文学佳作。王朔在文学杂志《收获》（2000年第2期）中发表文章直指鲁迅的白话文写作不怎么样，很幼稚不老练。冯骥才的《鲁迅的功与过》一文则从后殖民理论出发，指出鲁迅的国民性批评源自西方传教士的话语，是西方传教士首先提出所谓“中国国民性”的命题，以揭示中国人性格的缺陷，以便为在中国传教寻找理据。

对这些解构式挑战，鲁迅的辩护者回应的方式基本是采取轻蔑的忽视，似乎严肃的鲁迅研究者不应该压低自己的身价来理睬这种虚妄的反偶像姿态。或者，有如一位学者指出：

“用解构策略来挑战鲁迅忘了一个重要历史事实：鲁迅自身就是现代中国最杰出的解构主义者。鲁迅一生都在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铁屋，而这正是鲁迅的精神。因此，用解构主义来消解鲁迅，不是很可笑吗？”

有关鲁迅的政治道德和知识立场问题，辩论也很激烈。在政治道德领域，鲁迅受到尊敬，正是因其所谓“硬骨头”精神：从来不向社会上各种黑势力让步，也从来不向任何权威低头。相比之下，胡适的态度就差远了，显得既不高尚，也缺乏吸引人处。

当然，有很多人更喜欢胡适的自由主义立场。有学者认为胡适和鲁迅的根本区别源自两人不同的教育背景：

“鲁迅是明治维新后建立了极不成熟的‘民主制度’的日本留学生，他在那里接受的现代化思想天然是有残缺的，后来又接受了半西方半东方的俄国的社会革命思想。而胡适则是在被马克思称做‘天生的现代国家’的美国的留学生，又一贯关心政治和法律，因此他天然地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

当然，说留欧美派学人一定比留日派倾向自由主义，这不免偏颇。就历史上看，以鲁迅为代表的留日派学人确实比较热衷激烈的革命途径，而留英美派比较倾向自由主义的改良进程。最近国内学人重新看重胡适，正是企图找回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传统。

相对于鲁迅的“硬骨头”斗争精神，胡适最主要的遗产便是“容忍”二字，其生前谆谆教诲并身体力行。

“然而，20世纪中国最匮乏的精神资源之一，就是容忍。宽容由于被误认为是软弱、妥协和不彻底，奉持这种价值的胡适自然也就成为那个时代的反面。”

胡适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劝诫不要轻易自己认定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而一切与自己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一切专断，武断，不容忍，摧残异已，往往都是因为缺乏宽容。

02 我们要鲁迅还是要胡适？

胡适和鲁迅都是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也是中国现代性的两个标杆。新文化运动起初是一场提倡白话文，以确立现代中国的标准语文的文学革命，它对后世的意义当然远非仅此。尼采式“重估一切价值”蔚然成风，它实际上是场文化革命，引领了一个打破偶像崇拜反传统的时代。

胡适、鲁迅领军新一代受过西式教育的青年对中国传统文化发起猛烈攻击。胡适和鲁迅同属反传统阵营，也都把“批评”看作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志。但二者的思想还是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

“从现代知识思想史角度看，胡适的功绩在于其为整个现代中国知识域开创了新的‘典范’。此典范主要有两个层面：对传统儒家政治文化体系的批判，使其解构溃散，再也无法为‘本’，同时允诺通过尽可能‘西化’来创建一个‘新的文明’。胡适和鲁迅对此心有灵犀，不过侧重点明显不同。在现代中国知识思想史上，恐怕没有人像鲁迅那样对传统中国文化有如此尖锐与透彻的批判，而胡适为建立‘新的文明’几乎在所有知识领域都有开创性贡献。面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新一代中国学人勇于自我批评、拥抱他者，这种开放胸怀在人类历史上也不多见。就凭这一点，胡适和鲁迅都是中国现代性的典范人物，甚至是全球现代性的典范人物。”

中国现代性经验已有一个多世纪，当今世界格局早已今非昔比，正如对胡适、鲁迅两位知识领袖的讨论重审一样，胡适、鲁迅所崇尚的“新的文明”新文化典范也都需要重审与调适。如果说我们要从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中国吸取点什么教训，起码我们得重视知识分子批评的功能与效果，警惕价值虚无的文化批评。启蒙批评在当今中国当然有其价值，甚至有紧迫性，但同时也有必要警惕以启蒙或正义之名批评的陷阱。

改革开放前鲁迅能受到如此辉煌的借用，多少和鲁迅式的文化批评特性有关。反传统立场有其历史必要性，非如此恐怕无法把中国推进现代文明。

“但鲁迅的文化批评，借助尼采式的‘权力意志’，对中国文化一味采取解剖式的嘲弄与解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建设性导向。鲁迅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是要用来敲开中国传统文化这栋窒息的‘铁屋’的，现代青年备受鼓舞，挣脱传统枷锁，探寻‘新的文明’。可是，当人们看到这种批评也可以轻易被用来为疯狂添砖加瓦，当然值得深思。”

其实，胡适也一样，也说不上有什么自己的思想系统。他和鲁迅的信仰类似，只有一点重要区别：他对美国生活的方方面毫不掩饰的费赏，这出自其美国留学期间的切身体验。但这正是胡适长处所在：他是位典范转换者，不是系统思想家。

“胡适就像后世的伏尔泰。伏尔泰借用儒家文化开启启蒙运动，使西方走上世俗现代性之路。胡适坚信其美国所见所闻之进步性，要儒家文化让位于现代知识，使中国走上创建‘新的文明’之程。胡适的著述涉及现代知识方方面面，而且是用看似极为简明通顺的语言，很难具体说明他的‘思想’是什么。最根本上说，胡适是五四‘德先生’和‘赛先生’最佳的阐释者和实践者。鉴于胡适对西方现代文化娴熟通透，他把‘科学的方法’引人中国，不仅要其适用中国学问，而且要在中国人生活各个方面都用‘科学的方法’。胡适一辈子都孜孜不倦提倡中国要‘西化’，总是担心儒家保守势力太顽固，时时妨碍中国的现代化。”

——选文摘自《林语堂传：中国文化的重生之道》

中国现代性经验一个多世纪以后，这两个坐标都需要被重新考评。鲁迅和胡适都有他们应该被铭记和借鉴的一面，同时也有需要被反思的一面，“时代偶像”的评价不应该是基于他们的历史声誉，而是基于他们的作为对时代发展的价值。同样，从已经谢幕的周、蔡粉丝之间的“大战”中，我们看到的绝不应该仅仅是排行榜上冷冰冰的数据，我们应该明白，周杰伦与蔡徐坤之所以被大众关注和喜爱，是因为他们用自己闪闪发光的特质唤起了一个时代的向往。

偶像的存在从来不是为了搞个人崇拜，他们的意义在于让人们以他们为明灯，照亮前方的路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