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观察｜“友谊化身”宪法370条被废，“潘多拉魔盒”打开

8月5日，印度内政部长、印度人民党（BJP）主席阿米特·沙阿在印度联邦院抛出两项重磅议案：废除赋予“查谟与克什米尔邦”（印控克什米尔地区）自治地位的印度宪法第370条；将原“查谟与克什米尔邦”的拉达克部分分出，新建立一个拥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查谟与克什米尔直辖区”和一个没有地方立法机构的“拉达克直辖区”。在沙阿做出动议8小时后，两个议案均获得通过。考虑到印度宪法370条在克什米尔争端中的重大象征意义和政治蕴含，此次事件无疑也将成为南亚历史上的重要节点。

曾是友谊化身的宪法370条

印控克区与巴控克区，统称为克什米尔地区，其地理轮廓是在克什米尔土邦扩张的基础上形成的。印控克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即查谟、克什米尔山谷和拉达克。

克什米尔土邦的统治集团是位于查谟附近信奉印度教的多格拉(Dogra)种姓，但其所辖人口的大多数却是穆斯林，分布在土地肥沃的克什米尔山谷区。历史上克什米尔土邦的大部分土地归查谟附近的地主（多信奉印度教）所有，克什米尔山谷区的穆斯林农民则是租种土地的佃农。

克什米尔 山谷区的民族意识正是在农民反抗“外来地主”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虽然一开始带有一定的教派特征，但到了上世纪30年代，在“克什米尔雄狮”（Sher-e-Kashmir）谢赫·阿卜杜拉的领导下，克什米尔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受到苏联影响）成为了克什米尔民族运动的主流。克什米尔山谷区的民族运动与当时甘地和尼赫鲁领导的印度独立运动遥相呼应，双方建立了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也成为了日后印度得以在克区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基础。

1947年，印巴分治后，克什米尔土邦的归属成为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焦点。在争夺克区的首轮对决中，虽然克什米尔王公签署的克什米尔加入印度的协议构成了印度介入的法律依据，但克什米尔山谷区人民的支持才是印度国家获得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最关键因素。

印度独立后最初的岁月无疑也是克什米尔山谷区与印度国家的“蜜月期”，双方友谊的化身即是印度宪法370条，这条法律赋予了印控克区除了外交、国防、交通以外充分的自治权利。最初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共和国”有自己的“宪法”“总理”和“元首”（前克土邦王公后裔）。在谢赫·阿卜杜拉领导的克什米尔国民大会（NC）主持下，印控克区还进行了南亚次大陆范围内最彻底的土地改革。

印度宪法370条可以说是山谷区与印度国家签订的“社会契约”，在这个条款下山谷区在殖民时期民族运动中形成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诉求得到满足，并向印度国家报以鼎力支持。

遭侵蚀的宪法370条与山谷区的反抗

印控克区是一个地理、社会、民族和宗教分布都异常复杂的地区。谢赫·阿卜杜拉最初在印控克区的治理恰恰没有关注其复杂性，他的政策（尤其是土地革命）使得被剥夺了传统特权的查谟印度教徒感到了疏离感和“少数感”，这为极右翼教派主义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和印度人民同盟（BJS，印度人民党的前身）进行教派主义煽动打开了窗口。

1953年，随着查谟与山谷区对立加剧，在印控克区政局不断恶化的情况下，谢赫·阿卜杜拉决定就克区独立发起公投。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当机立断，通过介入当时国民大会党内部争端将谢赫·阿卜杜拉赶下了台。接下来的岁月，国民大会党遭到阉割，印控克区几届政府都需要印度国家的支持才能维持，而印控克区的自治权利也不断被一系列议案所剪除。1963年，尼赫鲁在人民院坦承道：“宪法370条事实上已经遭到腐蚀（eroded）……毫无疑问克什米尔已经完全融入了印度国家之内……”

经过这段调整，可以说370条原本所包含的自治权利已经所剩无几，只具有象征意义了，有关禁止外邦人员在印控克区获得不动产等规定已经是“最后残余”。

到1975年，印度在第三次印巴战争中获胜，谢赫·阿卜杜拉认为克区独立无望，遂与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签订了《德里协定》，事实上全盘接受了印度国家的条件，包括之前对370条的全部调整。因而在1975年~1987年，克什米尔问题事实上已经是一个“已解决的问题”。当时印控克区的政治生活和印度其他邦没什么两样，甚至在印巴两国外交议程中克什米尔都不占有显著位置。

1983年，由于时任印控克区首席部长法鲁克·阿卜杜拉与一众反对党谋划反对英迪拉·甘地的大联盟，后者出手颠覆了法鲁克政府。1987年，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INC）与克什米尔国民大会（NC）联合参与印控克区地方议会选举，并大肆舞弊，直接引爆了克山谷区民意。这个在独立运动中被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理念充分浸透的社会，在加入印度后却长期被迫接受新德里所扶持的政府的统治，其所忠诚的领袖谢赫·阿卜杜拉又被长期软禁，其所珍爱的自治权利又被不断剪除，最后就连在印度宪法制度下进行正常民主生活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其愤怒之情是可想而知的。

1987年，成千上万的印控克区青年越过控制线和国际边界线，进入巴控克区和巴基斯坦寻求武器和训练。1989年，印控克区逐渐陷入了动乱之中，山谷区也从此走向了与印度国家对抗的道路。

“主流政治”的萎缩与被裹挟的山谷区

1990~1995年，山谷区实质上处在内战状态，这也是克什米尔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页之一。在强力措施之下，到了1996年，山谷区的局势似乎已经回归了平静。但印度国家对形势的估计显然过于乐观了。山谷区民众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印度国家的反抗，他们积极参加地方层面的选举仅仅是出于“治理”的需求。

印控克区的地方政党也正看准了这一点，才得以获得一定的生存空间。如1998年成立的人民民主党（PDP），其主张是给予山谷区民众治愈的关怀（healing touch），通过加强治理来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至于印控克区的重大政治问题，其主张通过印度国家与巴基斯坦、分离主义势力——如各党派自由大会（APHC）——谈判解决。这就好比印度国家希望这些地方政党能在印控克区这栋“房子”站住脚，而他们却说自己只是“打扫卫生的”，“房子”归属还得由印度国家和别人谈—— “主流政治”的萎缩可见一斑。

与“主流政治”扩张遇阻同步的是山谷区社会针对印度国家“倦怠-斗争”的轮回不断反复：镇压之后，山谷区进入休养生息的状况；恢复元气的山谷区又进入高度政治敏感状态；在谣言或者突发事件诱发下，山谷区再次爆发动乱；印度国家出面镇压，山谷区进入新的轮回。这正是2008年~2010年山谷区连续三年发生动乱时的状况。

随着印控克区乱局的长期化，山谷区被裹挟进印穆矛盾的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最初拿起武器对抗印度国家的是持民族主义立场、主张克区独立的“查谟和克什米尔解放阵线”（JKLF），而到了1993年印控克区首要的“本土”非政府武装组织变成了主张将印控克区并入巴基斯坦的“圣战者党”（HuM）。而“虔诚军”（LeT）等组织的深度介入无疑也深化了山谷区对印抗争的教派主义色彩。

而在印穆矛盾的另一端，在印度独立之前，查谟就是国民志愿服务团的重要活动区域。1990年，出于争取政治支持的目的，印度国家也刻意将山谷区人的反抗描述为出于教派主义目。在动乱中出逃的印度教潘德（Pandit）种姓则成为了教派主义势力在全国进行煽动的重要“素材”。一些教派主义组织甚至主张在山谷区根据教派进行“分治”，即把大部分土地划给印度教徒，留给克什米尔本土穆斯林的是类似美国给印第安人的“保留地”。

废除370条：打开潘多拉魔盒

梳理前几年的历史，似乎印人党政府早就有了相关规划：2014年与人民民主党在印控克区结成执政联盟；2015年开始在山谷区修建类似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领土上修建的“定居点”，称是为了返回山谷区的潘德种姓而修的；2016年印控克区动乱，印采取强力措施镇压。2018年，印控克区实行了总统治理，同时出台数项措施：由中央直接向地方基层组织提供发展援助，试图绕过作为中介的地方政党；进行了多项行政改革，包括建立了全印首个反腐败厅，并配备有六个专供其调遣的警察局；展开了大规模的审计和检查工作；试图通过潘查亚特组织重建民主自治等等（编注：潘查亚特是源自古印度“乡村五人长老会”的地方自治制度）。

在本次废除370条前，印度还向山谷区派遣了大批安全部队，到8月2日已达约28000人。8月5日，在废除370条当日，印控克区主要政治领导人被软禁，同时全境宵禁、切断一切与外界联系。而直到废除370条的前夜，印人党还派出了莫迪前竞争对手希瓦拉吉·乔汉这样的“过气政治家”去安抚山谷区情绪，说印人党中央没有考虑废除370条的相关问题。

这次的废宪举动，无疑有着教派主义背景，但结合莫迪不久前在“心里话”（Mann ki Baat）广播讲话中的表态，称发展将最终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似乎也显示了其通过中央管控直接促进印控克区民生建设和经济发展的意图。问题是，一个因为其自治权利被剥夺而伤害到了自尊，并因此而起身反抗的社会，能否最终安于“发展”，并接受其自治权利甚至不如印度国家的其他组成部分（比如中央直辖区）？这是值得怀疑的。

传统上，克什米尔以其美丽的高山和湖泊风光而为人所知，其景色令尼赫鲁流连忘返。而到了2000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却称其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在1983年主导颠覆法鲁克·阿卜杜拉政府、自1990年起主导镇压印控克区动乱的前印控克区邦长贾格莫汉曾在其自传中评论到：“涉及到克什米尔，印度屡屡展示出了一种奇怪的、自杀式的诀窍，能将有利的局面转化成为恶化的僵局。”

印人党政府废除宪法370条，无疑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其所开启道路的前方仍是未知，唯一能确定的是，曾令无数人因之丧生的克什米尔地区各方冲突仍将持续下去，不知何日方是了局。

（作者为《世界知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