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夏文化探讨的方法与任务

2019年7月15—20日，河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河南大学研究生院、黄河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主办，河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文博系、河南大学公共考古中心共同承办的第二届“夏文化”国际研讨班在河南大学开班。

研讨班遴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大学、西北大学、山东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等国内30多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50名研究生、10名本科生、韩国崇实大学25名本科生，学员以考古学专业为主。研讨班邀请了中国考古学会夏商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刘绪教授、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长宫本一夫教授等国内外研究夏文化的顶尖学者授课并研讨。本届“夏文化”国际研讨班共六天，前四天在河南大学进行课堂讲授与研讨，后两天赴登封、偃师、洛阳等地进行学术考察。

鼓励与期许

“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伯谦先生给研讨班发来贺信。他说商代之前有个夏代，是几千年来学术界和国人的一致认识。“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运用古代文献记载、考古遗迹遗物解析、古代有关天象记录的现代测算和相关含碳标本的14C年代测定等综合研究，证明夏是中国古代开启广域王权国家历史的第一个王朝，夏的信史地位是客观存在的。

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河南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王巍先生通过录音在开幕式上致辞。他指出，经过大量的考古发掘，商王朝之前有个夏王朝是比较明确的。二里头遗址的时间范围相当于夏代的后期，是全国同时期规模最大的一个遗址，大多数从事夏商考古的考古学家都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代后期的都城，文字并非确认夏王朝存在的必要条件。

态度与方法

刘绪教授结合近些年夏文化研究的现状，讲了《夏文化探讨的形势与任务》。他指出，从叔夷钟、秦公簋、秦公钟、豳公盨等青铜器铭文可知周代普遍推崇禹和夏，并认为“处禹之堵”和“宅禹之迹”是神圣和辉煌的。夏文化探讨的新动向：一是受测年数据的影响，回归旧说——二里头遗址西亳说，二里头文化前半是夏文化，后半是商文化；二是受西方学者的影响，反对或拒绝探讨夏文化。夏文化研讨急需解决的问题，一是夏文化之首，主要是新砦文化的问题；二是夏文化之尾，涉及到二里头四期与二里岗下层文化的关系；三是关于夏代积年与王世问题。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的讲座题目《夏文化探索——态度、方法与证据》，讨论了对待夏代信史地位的基本态度、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基本方法和论证夏文化的基本证据。“没有文字，不等于没有历史”，对夏史的信或疑，要用证据说话。夏文化的考古学探索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以安金槐代表的“夏都法”，过于依赖王陵、文字等“铁证”；一是以徐旭生、邹衡为代表的“夏墟法”，局限是难以确定夏文化的上下限。考古学家应在历史语境下，梳理出夏王朝的时间、空间、人群及历史动因等历史背景，才能区分出广义和狭义的夏文化。在夏王朝核心区域内、与夏纪年相当的考古学遗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另一类是二里头文化，它们共同组成了广义夏文化。考虑到伊洛河流域主要是夏后氏的活动区域，可把这一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煤山类型以及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视为狭义的夏文化遗存。在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郑洛地区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以及大师姑和望京楼等二里头文化城址的改建，这种城市建设异动的最大可能就是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了王朝的更替，夏商分界应该就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和二里岗文化下层阶段（不排除两者略有重叠）这一时间节点上，二里头文化在主体上应属于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和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在时间上覆盖了整个夏王朝，它们也就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夏文化。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刘中伟的讲座题目是《理论与方法视野中的夏文化》。将夏文化探索历程中的理论与方法总结为四种：一是对证法，时间、空间、社会状况、文化特征、考古学文化变迁与重大历史事件相互对证；二是都城界定法，先认定商汤亳都所在，以此向前推定；三是文化因素分析法；四是聚落考古学和多学科交叉的综合研究。以徐旭生、邹衡为代表，将考古学文化的分布与历史上所知的族群联系起来，用考古学材料建立起一个地区的文化与历史，是夏文化探索中的文化——历史主义。张光直将聚落考古学引入中国，被学界运用到夏文化探索的实践。直线进化论、文化传播论、历史主义考古学、多线进化论、后过程主义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等理论，在不同时段对夏文化探索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1990年代后聚落考古理念成为夏文化探索的基础理论之一。中国考古学对夏文化的探索经历了民族主义向历史实证主义的转变，经历了证经补史向重建上古史的转变。

认识与推定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方燕明的讲座题目是《王城岗城址和瓦店聚落与早期夏文化探索》，认为整合文献史料和考古材料，重建早期夏史、探讨早期夏文化是可行的，但文明与国家起源框架下的早期夏文化探索任重而道远。王城岗、古城寨、新砦、郝家台等城址的使用时间均较短，内部功能区划变化频繁，表明内部结构不稳定，反映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大型公共设施的出现是新技术的成就，但更意味着社会动员、组织能力大幅度提高。龙山晚期的祭祀性建筑、杀殉和卜骨的发现，显示当时存在着明显的社会分层。龙山晚期粟、黍、稻谷、大豆和小麦等农作物的种植，为社会文化发展奠定了稳定的物质基础。饲养的猪、黄牛、绵羊、狗等家畜则是肉食的主要来源。手工业作坊专门化程度高，有些本地不见的原料可能交换自外地，精美的白陶、蛋壳陶等技术为社会上层所垄断。整合考古学文化谱系、文献记载的三代编年和 14 C绝对年代，可将夏代文化分为前后两期：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为前期（即早期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一期至四期为后期（即晚期夏文化）。登封王城岗的大城可能为“禹都阳城”、小城可能是“夏鲧作城”，禹州瓦店的环壕聚落可能为禹之阳翟、亦可能为启“钧台之享”之地。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魏继印的讲座题目《新砦文化研究》。认为整个新砦文化可分三期，《新密新砦》的第二期早段为早期，第二期晚段为中期，第三期为晚期，分别与王城岗遗址的四、五、六期（二里头文化一期）相当。其绝对年代大致为1900～1800BC。新砦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分布在环嵩山地区的东半部，即原王湾三期文化的东北部。新砦文化早于二里头一期文化，相当于王湾三期文化的晚期阶段，是与王湾三期文化并存约百年的一种考古学文化。新砦文化陶器群可以分为明确源于造律台文化者、明确源于王湾三期文化者、新砦文化的创新者和各地龙山文化共有者四群。统计各群的种类与数量之后，可以断定新砦文化的陶器群绝大部分源于豫东的造律台文化。新砦文化最终发展为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的年代与夏代早期文化的年代基本一致，其分布范围正是《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等文献记载的夏启的活动范围，新砦遗址拥有面积100万平方米、带有三重环壕、有大型的祭祀遗址等，说明新砦遗址具有临时都城的性质，新砦文化的情况跟夏代早期大体相当。启在建立夏王朝之前当生活在今豫东地区，联合各方诸侯从今豫东一带出发攻杀避于嵩山附近的伯益，建立了夏王朝。造律台文化为先夏文化，新砦文化为早夏文化，二里头文化为晚夏文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许宏的《二里头遗址与夏商文化探索》。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和自己对夏商文化研究的看法。《二里头》（1999～2006）仅提了一句“二里头遗址是探索夏商文化及其分界的关键遗址”。发掘报告编写风格的转变显示了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在学科转型视角下可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历程分为两大阶段：1959-1999年，主要是建立文化分期，发掘宫室建筑、铸铜作坊、贵族墓等高等级遗存，文献与考古材料整合基础上进行夏文化探索和夏商分界研究；1999年以来，主要是探索聚落布局及演化过程、多学科合作以最大限度获取信息。二里头文化是从多元走向初步一体的重要节点，二里头文化是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考古学和文献史学是两大话语系统，殷墟甲骨将两大系统合流，殷墟之前的话语系统之间的对照只能是推论和假说。以往论争各方大多为“可知论派”，以夏王朝真实存在为前提去讨论具体事件和都城，许先生则是“有条件的不可知论派”，以夏王朝未必真实存在为前提，认为即便存在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确认。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侯卫东的“先商文化探索”。郑州商城宫城的营建引起王畿区域的巨变，呈现广泛的整合与重组。郑州商城内城的营建使其成为唯一的区域中心聚落和顶层社会组织，此前的众多城邑响应郑州商城的营建而重建或改造，反映了郑州商城代表的国家控制了此前二里头文化传统的城邑、牢固控制了王畿区域，郑州商城取代二里头都邑的地位而成为广域范围内的都邑和顶层社会组织。漳河型文化因素的涌入，打破了郑州地区的文化格局和稳定态势，主导了郑州商城所在地的考古学文化向典型二里岗文化的转变，商族的主脉应是以漳河型为主体的下七垣文化代表的人群。漳河型文化与商先公及其代表的族群和势力有关，主导了郑州商城的营建；岳石文化与文献中的东夷有关，是营建郑州商城及其建立国家的重要盟友；辉卫文化代表的人群与商族或友或敌。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立东的“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指出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规模最大的城市，偃师商城远小于郑州商城，但远大于已知的其他同时代商城。郑州商城的总体规划是内四外八，内城则是六门三街式。偃师商城的小城是四门十字街式，大城则是六门三街式。郑州商城废弃之后，后世又有两次兴建城市；偃师商城废弃之后则没有再建城市。郑州商城的内外城墙、手工作坊、青铜重器、原始瓷器、精美陶器等都反映了郑州商城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城市”；偃师商城手工作坊分布在大城之内。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是商代1/3多时段的两个都城，郑州商城的始建稍早于偃师商城，二者废弃时间差不多。郑州商城是早商时期的都城“亳”，是推定早商文化、先商文化和夏文化的出发点，是夏商文化研究的枢纽；偃师商城是当时的别都“汤”，对于研究夏商文化的年代分界具有特殊的价值。两座商城的定向是商革夏命在城市规划方面的表述，其背后则是太一居于北极的天文观念。

热点与冰点

台北市立教育大学历史与地理学系教授秦照芬讲座的题目是《台湾的夏文化研究》。1940年代，董作宾对中康日食进行研究，以推测夏朝的终始。1950年代，教科书将夏代列入“传说时代”。1960年代之后，夏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是王仲孚先生。现在考察夏史，是在肯定的前提下，结合考古和文献资料，探索历史上的夏代是什么样子。夏代考古的关键是夏代文字的出土，辩别伪书没有错，但不是所有伪书的内容都不能用。古史虽貌似层累，但对历史的记载源于时代的需要。文献记载的夏人的活动地区、夏王朝的年代与二里头文化暗合，二里头文化应是夏时期的文化，但无法确定是哪一族的文化。研究上古史应重视文献，走出疑古，重新解读古文献，并与地下材料相结合。中国学者在研究上古史时要有文化自信。

宫本一夫教授讲座的题目是《日本的夏文化研究》。饭岛武次的《夏殷文化的考古学研究》（1985）认为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是商前期。冈村秀典的《夏王朝——王权诞生的考古学》（2003）认为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王朝。宫本一夫的《从神話到历史：神话时代、夏王朝》（2005）认为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文化。饭岛武次的《中国夏王朝考古学研究》（2012）转认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王朝。宫本一夫、白云翔主编的《中国初期的青铜器文化的研究》（2012）从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来讨论从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到二里岗文化的变化，认为二里头文化是早期国家阶段的萌芽期。他通过对铸造技术的分析，断定二里头87VM1出土的鼎与斝均属商代。

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艾兰（Sarah Allan）委托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韩鼎代为讲授《欧美学者的夏文化研究》。韩鼎梳理了欧美学者对夏文化的看法。顾立雅认为周人引用夏代的传说具有政治目的，不存在传统意义上的“夏代”，应存在用“夏”命名的“国家”，其文化在边界之外具有一定的霸权，商继承并发展了“夏”的文化传统。艾兰认为周代关于夏的记载是从商代神话中衍变来的，夏商二元对立及商汤灭夏被用来构建朝代循环的理论。贝格利认为周对夏的引述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合法性的证明，很可能是杜撰的，不能因为文献中记载的商王世系是可信的，就认为文献中夏代的世系也是可信的。张光直认为由夏到商应该是政治上的朝代更替，这种变化应该反映在如宫殿、城墙及青铜器、玉器等与统治者有关的高规格遗存上；地域上位于夏人活动的地理范围之内、时代上约当夏代的考古学文化，就具有当作夏文化考虑的资格，二里头文化的时间和空间均与夏代相当吻合。杜朴认为中国学者关于二里头遗址是夏的推论缺乏关键的出土文字证据。罗泰认为夏是否存在是文献历史学问题，从纯粹考古学的立场来说，二里头是否为夏都并不重要，应该从社会复杂性的角度去解读二里头文化是否进入国家阶段。刘莉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代表一个国家水平的社会，提倡从社会复杂性角度分析二里头的霸权统治和贡赋系统。吉迪认为《夏本纪》充满了神话，而“夏”的观念直接影响到对考古遗存的认知。李旻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的动荡，为后世提供了记忆的素材，在以后的时代中，这些素材不断被利用来塑造符合他们目的的记忆，来塑造社会秩序和共同价值。

韩国崇实大学人文大学教授金正烈简要介绍了韩国的夏文化研究。韩国学者高度关注夏文化研究，充分认同二里头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在东亚文明史中占有的重要地位。相对于个别遗址的历史归属，多从文明史的角度进行文化解释。

主旨与未来

研讨班班主任、河南大学公共考古中心主任张立东教授指出第二届“夏文化”国际研讨班有13场讲座式授课和研讨，以及登封王城岗遗址、偃师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博物馆和洛阳博物馆的现场观摩授课，办班主旨是促进夏文化研究者之间的交流，滋养未来的夏文化研究者，推动国内外夏文化研究的提升。本班也是各种学术观点在青年学子面前充分而集中的展示，对中国台湾、日本、欧美和韩国等地区夏文化研究的介绍，大大开拓了学员们的学术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