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诺逝世五十年︱孙一洲：阿多诺，一位乐评人的笔名

在2003年阿多诺百年诞辰时，德国曾举行过一系列纪念活动。德国发行了印有他肖像的邮票，法兰克福市在以他命名的广场上立起了这位哲学家的胸像。不仅大学举行了略显沉闷的学术会议，连他家在湖畔的度假屋都成为了游客的朝圣之所。除了数卷先前未发表的信件、录入的讲座课程陆续出版外，唱片公司也瞅准了这个商机共襄盛举，用维也纳乐派的作品拼凑了一些专辑，冠以阿多诺之名贩售。

与纪念的阿多诺诞生的空前盛况相比，大家对他的死亡似乎讳莫如深。1969年1月31日，试图占领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系无果的学生转而进入社会研究所，被阿多诺为首的研究所管理层报警驱逐。阿多诺本人一下子成为学生运动的众矢之的，整整一个学期的课程都在被激进学生所滋扰，以当年4月在课堂上袒胸露乳的女学生为最。同年8月6日，回到瑞士别墅休假的阿多诺死于心脏病突发，距今恰好五十年。这段经历被一些知之不详的哲学史简略为“死于学生运动”，成为一桩标志着战后一代思想家落幕的公案。

遍览历史，这样戏剧化的道听途说屡见不鲜。仰望星空的泰勒斯不慎失足落坑，分秒不差的康德冒雨散步。不过这些轶事大半出自戏剧同人和坊间戏说，往往流于人设，混淆了思想家与其理论，只具备诗意的真实。在事后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信件中，两人都并未特别提及这次“胸袭”（Busenattentat）事件。而阿多诺与学生的一系列冲突也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欧洲大学管理层与学生之间屡见不鲜的拉锯。除了死亡时间上的接近，目前尚且缺乏证据指明学生运动对阿多诺的健康有着直接的冲击。毕竟直到临终前，他都笔耕于遗作《美学理论》。纵览阿多诺的一生，他经历过纳粹的打压和流亡生涯中的无数次委曲求全，却没有轻易停止理论创造。

新音乐哲学家

布莱希特曾写过一则寓言挖苦过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身世：“一位富商去世了，在遗嘱中嘱咐拿出一大笔钱建立一所研究所，研究贫困的根源——这根源当然就是他自己。”这则寓言不无刻薄，却也点出了一些问题。十九世纪末出生的德语圈左翼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出生于世俗化（程度不一）的犹太富裕阶层，在生活水平上与他们在理论中捍卫或寄予厚望的阶级之间差距悬殊。阿多诺晚年在霍克海默的荣休仪式上说，他第一眼见到这位终身的上司兼好友时，觉得他只是一位度假的贵族绅士。这绝非虚言，卢卡奇、霍克海默和本雅明这三位左翼学者在1920年前后都收到过各自家庭“不取得学术业绩就回来继承家业”的严重威胁。

在这一点上，大葡萄酒商的儿子西奥多·阿多诺的家境庶几近之。他的家庭唯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其浓厚的音乐背景。他那来自科西嘉的母亲是一位歌唱家，而长期寄居在家的小姨则是一位知名钢琴家。音乐不出意料地成为家庭教育的核心。阿多诺后来吹嘘，他自孩提时代就能用钢琴熟练地弹奏古典音乐，还能将乐谱倒背如流。不过像很多老人一样，他的记忆可能出现了偏差，混淆了家庭氛围与辛勤的职业训练。他最初学的实际上是提琴，连和声都是后来自学的。文豪托马斯·曼在1944年9月12日去阿多诺家做客后留下的日记可以作证：“酒倒不错，就是阿多诺弹的舒伯特和肖邦不敢恭维。”

此外，阿多诺很喜欢谈论他母系的家谱与意大利的公卿豪门沾亲带故，并称他的母亲为“皇家歌剧歌唱家”，然而这两点的真实性都极其可疑。公允地说，他的虚荣可能并不是出于攀附贵胄。康德认为，与冷峻理性的德国人相比，“意大利人具有与生俱来的艺术鉴赏力”。那里的人歌喉嘹亮，拥有一种高贵的生理结构。就像德国路边的咖啡和面包店一样，无论真假，一点意大利血统（噱头）都有助于其美学理论的说服力。

阿多诺对自己音乐天赋的笃信确实出于至诚。在入学不到四年就靠一篇批判胡塞尔的新康德主义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他并没有马上走上学术之路，而是毅然前往维也纳学习作曲。彼时第二维也纳乐派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大量音乐人聚集在勋伯格周围，而后者以十二音体系在世纪初彻底改变了以协和音为中心的作曲法，强化并刷新了巴赫以来的复调革命。

托马斯·曼说，阿多诺一生拒绝在哲学与音乐之间做出职业上的选择。1925年到1930年之间是阿多诺作曲的高峰，不以他离开维也纳为止。不过他身边的音乐人普遍表示，阿多诺的弦乐四重奏中规中矩，只是重复勋伯格二十年前的发明。尽管得到了勋伯格的衣钵传人贝尔格的青睐，但这段不到一年的求学经历难言成功，更因为他臧否人物的习惯得罪了不少同行。

相比作曲本身，阿多诺似乎更擅长以音乐为例进行时代诊断和社会分析。他从1928年开始担任音乐杂志《破晓》的编辑，写了大量乐评。音乐确实给予了阿多诺不同于他人的自信与标签。他早年的哲学写作充斥着本雅明、布洛赫这些好友兼前辈的影子，也曾因导师的更迭对内容和立场毫不犹豫地大改特改，反倒是在音乐上最为我行我素。事实上，三十年代以前，他还一直是西奥多·魏森格隆德，阿多诺这个母亲的姓只是他写乐评时的笔名，流亡美国后，索性以此名登记，可见阿多诺以母亲的音乐血统为傲。同时，音乐也寄托了他真正的哲学诉求：“作为一种时间艺术，音乐必然会伴随着传承的现实，因此与时间本身一样不可逆转。通过开启，音乐致力于继往开来。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音乐的超越性，即在任何特定的时刻，它已成为超越自身的某种东西——这一切不仅仅是一些外部权威所决定的形而上学的必要性。毋庸置疑的是，这取决于音乐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十二音本身，勋伯格对乐理最重要的影响可能更在于一系列独特的概念，诸如排列、倒影的对称和补充、移位情况下的不变性、集合结构、闭合系统等等。他的无调性音乐如此吸引哲学博士阿多诺，完全是因为理论上的气味相投。终其一生，阿多诺都致力于对这些概念进行哲学解释，并反向将精神病理学引入音乐理论，勾连两个根本不相干的领域，也同时引起了双方的不适应。勋伯格在阅读了《新音乐哲学》后，毫不掩饰对此书的厌恶之情。不过，阿多诺的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乐评，不如说是为他所钟爱的音乐寻找形而上学基础。

逃亡的奥德修斯

不过音乐对阿多诺的一生确实发挥过更现实的作用。阿多诺的教职论文《克尔恺郭尔——美学构思》一书恰巧出版于希特勒上台当天。这意味着身为犹太人的阿多诺在入职不久就因纳粹的反犹政策而被大学辞退。他不得不来到牛津，想再写一篇博士论文以继续学术之路。阿多诺在英国逗留了长达四年之久，但他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一方面，阿多诺与哈耶克、康托诺维奇这些后来在英美学界的大受欢迎的德语知识分子不同，并不愿融入英国的学术传统，文风也更为晦涩。他选择以其捉襟见肘的英语写作有关胡塞尔的论题，在牛津大学自然是应者寥寥。另一方面是因为三十年代初期的左翼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希特勒不过跳梁小丑，他掌权的时日无多。阿多诺为了保留自己的德国国籍，频繁回国逗留，也严重耽搁了在牛津的研究事业。

事实证明，这种乐观主义不过是左翼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希特勒整肃了冲锋队内的反对势力，迅速确立了他在德国的统治。阿多诺两头下注的求生之路也竹篮打水一场空。他只能寄希望于已经在英美学界出头的德国前辈学人能够拉他一把，也曾因试图申请恩斯特·卡西尔的助教而遭到霍克海默“不够忠诚”的冷语。与哲学史上后见之明的想象不同，三十年代初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曾一度中断联系，三十年代中期已经转移到美国的社会研究所也没有阿多诺的职位。不过霍克海默还是尽心为阿多诺寻觅流亡的机会。1937年10月20日，霍克海默欣喜地向阿多诺去信，表示为他谋得了一个研究职位。而这次拯救阿多诺的一技之长，仍然是音乐。

奥地利社会学家保罗·拉斯菲尔德正在为他领导下的无线电台研究项目寻找助手，经过霍克海默的举荐，精通音乐的阿多诺显然堪当此任。如今看来，这次求职之旅完全是出于德语圈的乡党情谊。阿多诺在出发前坦言，他根本不知道电台研究为何物，更在研究方法上敌视拉斯菲尔德的实证社会学。不过在不菲的报酬和美国签证与前途渺茫的牛津学术生涯面前，他没有丝毫的犹豫。他的选择并不鲜见，同样在前往美国任教前，《国王的两个身体》的作者康托诺维奇也对自己所要教授的内容一无所知，只能在出发前临时买来梅特兰的《英格兰宪政史》恶补。

从1938年至1941年间，阿多诺一直在为电台研究计划打工。他在这个阶段的研究成果已经湮没无闻，倒是研究经历本身刺激他与更加认同电台广播的老友本雅明打了一场后来扬名思想史的笔仗。流亡的德国思想家为求生计而打工是常态，阿多诺的朋友圈尤其如此。社会研究所的公帑主要用于供养所长霍克海默的交际生活，并没有多少余额留给麾下的研究员们。这些研究员也陆续离职而去，法学家诺依曼和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因为专业抢手而在美国扎根，而哲学家马尔库塞只能为美国的情报机构打工，与日后在学生运动中激烈的反美立场形成命运的反差。阿多诺童年时的好友、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在法国就刷过盘子，所以当乌托邦思想家恩斯特·布洛赫捏造自己刷盘子的窘境而请阿多诺襄助时，阿多诺没有丝毫怀疑。有人墙外开花，留在美国，有人落魄无闻，一贫如洗，其实战后这些思想家对老单位和对美国的各色态度，也可以在这段流亡生涯中管窥一二。

阿多诺的四十年代基本与霍克海默绑在了一起。前文所提及的那一则布莱希特的寓言，就是嘲讽这一时期霍克海默在美国购置别墅，仍过着奢靡的生活。不过后者的长袖善舞也确实是维持研究所的必要手段。法国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就证明，与美国学界的关系是战后欧洲很多主流学派的秘密。阿多诺在结束电台研究后追随霍克海默来到美国西海岸，两人合作的《启蒙辩证法》在战后名声大噪，成为六十年代学生运动的旗帜性文本。整个四十年代，阿多诺一直追随着霍克海默，毕竟后者曾在研究所的就职演说上将“所长独裁”作为治所的宗旨。在德国大学传统体制下，普通教员对教授有很强的人身依附性，这一点直至今日都是德国教育改革的热点问题。

战后数年，两人经过犹疑反复，才决定回到德国。齐泽克曾像六十年代的学生一样，想当然地怀疑法兰克福学派在两大阵营之间的不表态是“秘密”倒向资本主义阵营。事实上，这种看法完全误解了战后阴刻的气氛，混淆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世界局势。一直以来，社会研究所深受美国科研机构的庇护，霍克海默又要带领一个班子回到法兰克福大学担任校长，不容许在政治上保持暧昧。两人在1950年大学反对“和平委员会”宣言时直言：“呼吁和平和谴责原子弹，不过是苏联的宣传把戏，目的是在世界各地滥用人道主义运动，以摧毁反对苏联暴力的抵抗运动。一旦莫斯科的独裁者认为他们胜券在握，就会毫不犹豫发动战争。”

事实上，两人的站队也不是完全出于形势。他们回到德国之后，数年间都保有美国国籍，也一直不愿意在德国购房置业，却转赴永久中立国瑞士比邻而居——也就是阿多诺逝世之所。铁幕下的核阴云让包括远东居民在内的很多人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在苏共二十大之前西方又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战后他们在法兰克福的同事们回忆，这批“海归”通过流亡经历获得了一种道德上的权威性，仿佛能在欧洲生存下来总意味着某种程度上与纳粹妥协的“平庸之恶”。直到越南战争时，霍克海默仍坚定地支持美国。这些犹太哲学家经历过二战前反犹主义的步步紧逼，在安全感上比后人想象的敏锐得多。

最后一位魏玛知识分子

一个多世纪以来，德国大学灵活的学制让学生一直有游学的传统，即使施密特、海德格尔这样因其与纳粹的牵连而不得公开授课的知名学者，也不乏慕名而来的求教者。战后的德国年轻人在物质短缺和肃杀的冷战气氛成长起来，对这些老前辈渊博却又略显怪异的知识谱系着迷不已。其实在他们身上，就折射着二十世纪初整个德语思想界的吉光片羽。

从孩提时代开始，早慧的阿多诺就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一样喜欢与年长者结交。十四岁时，后来的德国电影学家克拉考尔就在周末与他一起以非正统的方式阅读《纯粹理性批判》。等到进入大学后，他更是与恩斯特·布洛赫、本雅明这些犹太前辈打成一片，本雅明在三十年代一篇《论大麻》的文章就描述了这些年轻知识分子在交际之余的主要活动。霍克海默在二十年代时则是阿多诺博士入学考试前精神分析方面的辅导老师——他们这代人受新康德主义哲学教育，普遍浸淫于精神分析和现象学之中。阿多诺是这批知识分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其学术生涯又被纳粹拦腰斩断，自然有责任将薪火传递给下一代。

从五十年代末开始，前往法兰克福旁听的大学生前后相继，他们不一定都能完全领悟阿多诺艰深晦涩的哲学，却普遍认为阿多诺非常有趣。这位新晋教授的涉猎远远超出主业哲学与社会学，近乎无所不窥。他的论述也许并不长于逻辑的精密，却充盈着艺术和诗学上的灵感。在他的《文学札记》中，英美文学是没有任何篇幅的。阿多诺自负其行文有音乐般的节律，不该被英美学界用直来直去的逻辑改写。这话虽然有为自己英语水平不高辩护的意思，但也道出了他的知识传承。

如果说魏玛思想是阿多诺的横轴，那么他的纵轴当然是十九世纪德国的哲学和文学。阿多诺谴责贝多芬的暴怒无常，却也看到那无常与人类最纤细的感情联系在一起。德国就是大写的贝多芬，他虽然曾遭故土驱逐，却对德国的文化充满着绝望的爱。他抱怨美国的风土没有沉淀，又嫌英美的哲学传统不够深沉。古老的大地虽然满目疮痍，但每一缕褶皱都是历史的痕迹。他批判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却绝不会去恨黑格尔。康德、巴赫、荷尔德林，这些名字在他的心中仍然重逾千斤。

依他这样保守的审美品位，睥睨二十世纪的各种流行艺术是不言而喻的。在二十世纪的众多诗人中，保罗·策兰几乎是唯一能入阿多诺法眼的。这位以《死亡赋格》而闻名的诗人写下的几乎就是残忍的奥斯维辛之诗：在此长眠的人群中，没有人在睡梦中照料我。两人曾在1959年缘悭一面，之后策兰就以这次想象的会面为题写下了《山中谈话》。这个题目模仿的是1913年马丁·布伯的同名作品，文中描绘了一个“高个犹太人”与一个“矮个犹太人”见面后周而复始的沉默。那个“矮个犹太人”显然就是阿多诺，而沉默，则是阿多诺怀抱一生的语言问题。

得于斯者毁于斯，阿多诺一生最大的败笔与其说是在哲学和行动上，不如说还是在音乐上。他推崇拉格泰姆（ragtime）的依切分音法，却很早断言爵士乐毫无前途。打脸不在于爵士乐在二十世纪取得如此瞩目的成就——谁都有老马失蹄的时候——而在于钢琴演奏拉格泰姆正是1900年前后孕育爵士乐的因素之一。阿多诺一生绝望地想让心中珍视的知识遗产枯木逢春，却忽视了这些财富只有化作春泥才能孕育新的美学果实。可是谁又有资格谴责他呢？人之所爱终归会驻留于一个塑造他的节点，哪怕注定一起沦为孑遗。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京阿尼火灾之后，看动画也是残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