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真人：被淘汰的这个夏天无怨无悔

从“黑马”一路走到总决赛，九连真人的名次经历了大起大落，得失心不会一点没有，但阿龙觉得没有遗憾了，“唱了想唱的歌，无怨无悔。”

part.1

宵夜档阿姨舀汤都在哼《莫欺少年穷》

两个月之前，他们还是一支默默无闻的乐队。第一期节目里，其他乐队们听到“九连真人”这个名字一脸茫然，乐手们纷纷向左右打听，“你听过吗？”

九连真人的《莫欺少年穷》被刻意安排在第16个出场，之后被形容为“刀子乐”，直接推着他们冲进前15名，开启了这个节目的淘汰进程。

客家话，山歌，摇滚，小号，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元素，在他们的歌里极为和谐地融合在一起。即使听不懂歌词，他们舞台剧一般的表演形式，以及眼神里的血气方刚，都在传达着原生的力量，让人心头为之一振。那是超越语言的表演。

生猛，锋利，黑马，人们用有限的词汇来形容这支乐队，但要真切地感受到那股力量，只有亲临现场能做到。“就像是刚打捞上岸的生猛海鲜那样活跳跳，不需要任何加工，”旺福乐队的姚小民这样比喻。

这段时间，三个年轻人不断接受媒体采访。看上去，阿龙、阿麦和万里终于像歌里唱得那样“出人头地”。

见到他们时，他们正在录影棚里拍照，摄影师不停调度着他们的姿势，“手往左边一点，脸再侧一下，”万里挺直了腰板，深吸一口气，企图收一收肚子，三个人的姿势都有些生硬。

被问到是更喜欢舞台上的帅照还是表情包时，阿龙终于吐露对方才摆拍的心声：“摆那些冷酷的表情，不太舒服。”

万里的父亲原本并不支持他玩乐队，最近他每天都有一件必须打卡的事情：反复看九连真人在节目里的演出视频。

阿麦的学生们也看到老师上电视了，“天天跟屁虫一样，问这问那，追着我要签名，主要是其他乐队的签名，还有阿龙的签名。”阿麦装出不胜其烦的样子，但憨厚的笑容还是“出卖”了他。

▲戳视频看“上流大明星”的九连真人专访

“我相信也就这段时间，过几个月就不会这么频繁了。”面对兜头而来的名利，他们从头到尾保持着清醒，对着镜头，阿龙眼神笃定：“我们不会离开连平。”

part.2

九连真人就是一种风格

“就觉得好玩，哗众取宠。大家一看到这个名字以为是道教有关，以为是什么武术高手之类的，其实不是，就是九连的真人真事。”阿龙如此解释他们的名字。

组乐队是阿龙的执念。原本大学组过乐队的他，毕业后放弃了，直到看到大学时的好友演出，他决定重新拾起理想。先是叫上了万里，后来阿麦回到家乡后也被“叫来凑数”，万里打趣道，“他是补位歌手。”

九连真人至今没有能隔音的排练室，平时在紧挨着县城广场的底商一层里“黑练”，那也是万里存放租赁设备的仓库。四周是水泥墙，两个大风扇对着吹，依然会流很多汗。

喝茶，聊天，排练，是这个秘密基地的常态。练到晚上8点半就要开始小声，9点前一定得停下来。偶尔有朋友过来，兴之所至，他们会忘记时间，隔三差五接到楼上的邻居抗议，就“卖笑脸”。

在连平，三个人演出的场合是下乡文艺演出、某某比赛开幕式，唱的是流行歌曲。

唱客家话是顺其自然的结果，他们觉得这样唱更舒服。张亚东曾建议加入普通话，当时被他们拒绝。

越来越多的人这么说，阿龙坦承，“嘴上说着不考虑，但其实也没有不考虑，只是需要合适的时机。”在他看来，创作时语言并没那么重要，当下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刻意追求符合客家话语境。

“我们的风格是乡伦，乡村摇滚。”节目中他们曾这样打趣自己无法被归类的风格。

客家音乐里，唢呐是不可或缺的角色，在人们的刻板印象里，它似乎总是和红白喜事联系在一起，这门古老的乐器年轻人会得已经不多了，但他们想要借节目让大家意识到唢呐也可以很潮。

“我们把唢呐当成一个触发的因缘，人生也是一件乐器，就看怎么去搭配，舒服就OK了。”

有人用“万青版的五条人”来评价九连真人，阿龙觉得有点尴尬，“乐评人应该也是没办法归类，才会这样说。”他们相信有一天，大家也会说“这是什么什么的九连真人。”

阿民是每一个不服输的年轻人

九连真人演出时，背景大屏是一只手绘的甲壳虫剪影，那是他们的logo，是阿龙画的。他一直很喜欢甲壳虫，因为觉得甲壳虫看起来很“硬颈”，直译就是“硬脖子”，不服输。当要为乐队画logo时，阿龙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它。

“这个做得有点失败，很多朋友说那根本不算是一个logo，顶多算视觉元素。”阿龙有些不自信，但听到记者说觉得很好的时候，他的眼里闪过一丝喜悦。“反正专业人士都这么说，以后应该也不会变，相信它也会跟我们乐队一样，会不断地进化。”

阿龙和阿麦习惯站在舞台的两侧唱歌，而不是正对观众。“因为我比较自卑，”走下舞台的阿龙，没了台上张扬的神色，腼腆又诚恳，“对着大家弹，很不自在，空门大开的感觉。”

九连真人的歌词里反复出现阿民这个角色，《莫欺少年穷》里，阿民想要外出闯荡，父亲不允，阿民抗争。

从深圳回河源时，阿龙在大巴上听着林生详的《风神125》，边听边流泪。那首歌里唱着：“毋当来归，毋当来归，阿姆，原谅捱来归（不如归乡，不如归乡，母亲，原谅我要归乡）。”阿龙不想回答为何要回来这样的问题，“就不能只是回来了吗？”

阿民的困惑是每个90后独生子女面临的问题，“说年轻也不是特别年轻，说老又没到中年，但是又肩负着很多所谓的家庭责任感，社会认同感。”阿龙将自己和身边人的困惑都写进歌里，至于答案是什么，他无法回答。

节目中九连真人演唱的歌曲，几乎都有现实对照。改编版《凡人歌》讲的是“三斤狗变三伯公”的势利眼故事，《招娣》表达的是重男轻女，《北风》里是卖油果的小摊贩，《落水天》说的是阿麦在内的留守儿童故事，《一浪》则是他们自己对参赛的体悟，他们把经历过的困难比作一浪比一浪高的洪水。大概是这种强烈的社会性打动了白岩松，他用纪录片来形容九连真人。

如今家人有些理解了他们做音乐，阿龙对此仍不满足，他的愿望是带着乐队上春晚，因为家人只认同春晚，live house、音乐节在他们看来都是小打小闹。“上春晚是一件非常摇滚的事情。”

“小镇青年的逆袭”、“逃离北上广”，这些是媒体给他们贴上的标签，阿龙自嘲，“我们是农村包围城市，”但他并不喜欢那些标签。“出人头地”后，他们面临着更多的期待，人们担忧他们会被商业化收编，失去那种土生土长的力量。

急于证明自己的阿民，现在除了要证明给父辈看，还将在自我表达和大众期望中周旋，阿民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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