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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云国：“中兴圣主”与他的《中兴瑞应图赞》（上）
宋画《中兴瑞应图》曾在上海的“宋元书画私藏特展”展出，这幅图卷由十二幅绘画与十二首赞语组成，为南宋前期的政治文宣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图像文本。“澎湃新闻·古代艺术”特刊发知名宋史学者虞云国对此的研究文章，全文分上下两部分，上篇介绍了《中兴瑞应图》诞生的背景、以画笔赞颂“中兴瑞应”的御用画家萧照其人，以及负责题赞的曹勋与三代君主的特殊关系。
2016年秋天，在沪上龙美术馆“宋元书画私藏特展”的开幕式上，首次获睹《中兴瑞应图》（图片见文末），当即感到：这幅名画为南宋前期的政治文宣提供了极富价值的图像文本。图卷分绘画与赞语两个部分。绘画由萧照完成，共十二幅，基本上以时间为序摹绘了宋高宗即位以前的各种“圣瑞”故事。赞语由曹勋所作，除去卷首的引序，也是十二首，与右侧相邻的每幅画相匹配；每篇赞语先是对画面进行文字性介绍，然后是八句四言的韵文赞词。进入正文前，有必要交代三点：其一，鉴于这幅长卷中画图与赞语不仅匹配互补，而且比重相当，更精确地说，应该称为《中兴瑞应图赞》（下文或简称《图赞》）；其二，当年为了配合特展，上海书画出版社同步发行了由龙美术馆编纂的大型图册《敏行与迪哲：宋元书画私藏集萃》，也收入了这幅画卷，本文论述，从画面到赞语都根据这一画册。其三，结合学界已有研究，笔者认同：《图赞》必完稿在乾道七年（1171）十月曹勋提举皇城司后至淳熙元年（1174）九月曹勋去世前的三年间，定其完成乾道九年前后应是合理的。
一、《图赞》的诞生：在太上皇授意与今皇帝赞同之下
经历了北宋王朝在靖康之变中瞬间覆灭的沧桑剧变，在建炎南渡后，南宋朝野上下热切企盼赵宋中兴，中兴话语自然而然地成为政治文化领域里最广泛的社会性话题。如何运用各种手段，潜移默化地引导并掌控主流话语系统，也成为南渡政权政治文宣的中心任务。在报纸、广播、电视与网络等传媒尚未出现的传统时代，较之文字的鼓吹与告示的申令，图像宣传的优势在于形象更直观，接受更简捷，影响更深广。
既然《中兴瑞应图赞》完成在宋孝宗乾道九年前后，但无论萧照的绘画题材，还是曹勋的赞语内容，都涉及宋高宗即位以前近乎神化的史迹颂扬，显然，绝不可能是萧照与曹勋之间达成合作的私人行为，必然得到太上皇宋高宗的授意与今皇帝宋孝宗的首肯，故有必要结合时局背景，对两代君主围绕着这幅画卷的内在动机与微妙心理作出合理的历史解析。
先说太上皇。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毁约南侵，饮马长江，宋高宗的“中兴圣主”形象遭致沉重的打击。不久，他就禅位宋孝宗，做起了太上皇。宋高宗绝后，通过对两位太祖七世孙的长期考验与冷静观察，经深思熟虑才决定了禅让大计。从宋孝宗继位后对他的维护来看，应该说宋高宗没有看走眼。然而，自决定禅位那一刻起，宋高宗仍有诸多的隐忧。在极权体制下，这种焦虑是往往最高在位者关切自己身后的历史定位时所共有的。
就宋高宗而言，这种不安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宋高宗尽管创立并稳定了南渡政权，在皇位继承上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烦恼情结：侥幸得位。他之继位，毕竟不是正常政局下的先皇授受。其时作为太上皇的父亲宋徽宗与作为皇帝的兄长宋钦宗虽囚居金国，却依然在世；只是北宋遗臣借宋哲宗废黜的孟皇后（即元祐太后）之命拥立他的，其后，他也确实受到过父兄俱在不应称帝的指斥。如今，他将皇位禅让给并非己出的太祖后裔，但得位不正的这一心结依然难以消解。
其次，宋高宗更为担心的是，好不容易自我型塑的圣主光环或将随着退位而衰减殆尽，而在位期间那些失德之政反而会因不在其位而日渐凸显。在立皇太子仪式上，他竟对皇太子与宰执失态说出：“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文忠集》卷163《亲征录》），移用精神分析学说对言语谬误现象的心理解剖，隆重场合下这句有损体统的失语自白，完全是他内心焦灼的真实投射。
再次，宋高宗唯恐自己亲手打造的绍兴体制连同“绍兴中兴”极有可能及身而斩。对宋孝宗即位之初的恢复雄心，宋高宗不仅明确反对，而且颇有掣肘，但新皇帝仍置太上皇阻挠于不顾，决然发动北伐，不啻是公开挑战绍兴体制，尽管其后北伐失利，宋孝宗被迫回归和议体制，但这一挑战势必在太上皇内心深处激起忧虑。如何进一步借助文宣手段，为绍兴体制与绍兴中兴竖起万世丰碑，进而让并非己出的继位者表态与确认，在隆兴和议签约不久的乾道期间始终萦绕在太上皇的心头。
天津博物馆藏《中兴瑞应图》之《黄罗掷将》
总之，对太上皇来说，在三重隐忧的交织下，为扩大并强化其中兴圣主的形塑工程，授意并启动《中兴瑞应图赞》的创作，自然是理想的选项。实际上，宋高宗在位期间，尤其绍兴体制确立之后，出于自我型塑中兴圣主的政治需要，策划了诸多政治文化的宣传工程，其中也包括书画在内的艺术手段。诚如有美术史家所说：他“大力赞助一些随驾南迁至杭州的杰出宫廷画家，参与创作政治性宣传绘画”（《方闻谈“宋元绘画”》，2017年8月13日澎湃新闻）。宋高宗颇为热衷以图配赞的宣传形式，早从绍兴十四年（1144）正月起，就亲自为太学刻石《先圣先贤图》中每幅图像配上四言韵文的御制赞语。职此之故，乾道九年前后，他以太上皇之尊动议创作以其继统祥瑞为主旨的《中兴瑞应图赞》，仍然采取有图像有赞语的艺术表现形式，不啻是其绍兴年间《先圣先贤图赞》大工程的再试牛刀。
那么，宋孝宗对《中兴瑞应图赞》究竟什么态度呢？曹勋在《图赞》本序里特别提及：“圣旨询闻，特命宣谕四方臣民”；而在文集本里却说“䝉显仁皇后洎陛下闲燕宣谕”（《松隐集·瑞圣图赞并序》）。当然，当时太上皇与宋孝宗的诏书都称“圣旨”，但《图赞》本说的“圣旨询闻”，从语境来看，却显然是指宋孝宗。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宋孝宗的特殊地位、一贯秉性与禅位以后内外时局的曲折衍进，进一步论断他只可能采取支持性的表态。
首先，作为宋高宗最终亲定的继位者，宋孝宗“起自外藩，入继大统”的漫长考验与特殊身份，决定他对太上皇自我神化的《图赞》工程只能表示拥护，而不容有其他选择。宋孝宗自绍兴初年遴选入宫，作为皇位继承人接受宋高宗的养育与考察，历经与另一太祖七世孙赵璩长达近三十年的储位竞争，迟至绍兴三十年才确认其皇子身份，直到禅位前十一天才正式册为皇太子。宋孝宗尽管是太祖苗裔，但代际疏远，对系出太宗的宋高宗来说，已属旁支宗室，倘若没有太上皇在最终关头的拍板决定，决不可能躐登皇位。既然连皇位都受自太上皇，赞颂其即位前的诸多神迹，也变相在夯实自身的皇统基石，宋孝宗尽管心知肚明这是神道设教，也唯有坚决首肯的份儿。据《宋史·孝宗纪》，乾道元年（1165）二月初一，宋孝宗陪同太上皇帝与太上皇后临幸四圣观，观内奉祀的“四圣”就与《图赞》中祥瑞直接有关（详见下文），由此足见他早就认可了太上皇自我构建的即位神话。
其次，宋孝宗一贯的秉性也决定他对《图赞》工程只能附议赞同。诚如元代史臣所说，“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焉”（《宋史·孝宗纪》赞）。对太上皇，宋孝宗不仅在物欲上尽遂其意，在感情上也承颜顺色。即位不久，他就为太上皇上尊号“光尧寿圣”与为太上皇后上尊号“寿圣”；乾道六年岁末，又加太上皇帝尊号为“光尧寿圣宪天体道”，加太上皇后尊号为“寿圣明慈”。次年正月，宋孝宗奉上尊号册宝后对宰辅们说：“前日奉上册宝，太上圣意甚悦。翌日过宫侍宴，邦家非常之庆，汉唐所无也。”这年八月，他对大臣虞允文说及：“朕近日无事，又时过德寿宫，太上颐养愈胜，天颜悦好，朕退輙喜不自胜。”不必追诘这层温情的面纱是否真情实感，关键在于，这种格局既已定型，对太上皇动议或暗示的《图赞》工程，他也只有举双手赞成。
再次，从继位以来时局转圜来看，宋孝宗也确有必要肯定《图赞》的启动。即位之初，宋孝宗锐志北伐，甚至不惜挑战太上皇打造的和议体制。然而，恢复中原的愿景是美好的，符离溃败的结局却是现实的，在地缘政治与“太上圣意”的双重作用下，宋孝宗回归和议体制，续签隆兴和议。素尚孝道的宋孝宗为隆兴北伐而“重违高宗之命”（《宋史·孝宗纪》），内心深处自然怀有亏欠感。但反观其时，宋孝宗恢复雄心犹在：乾道二年（1166）十一月，在白石阅兵；乾道四年十一月，在茅滩阅兵；乾道六年十二月，再次阅兵白石；乾道八年九月，派虞允文治兵四川，君臣拟定了东西联动的恢复战略。乾道七年，他向宰执表白：“朕于创业、守成、中兴三者皆兼之。”（《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0）明确表态不甘守成，而他所谓中兴显然包括恢复大业。后人或即据此称赞他“受禅以来，不徒以承颜顺色为孝，而以继志述事为孝”（《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22《加尊号》）。惟其如此，乾道九年前后，出于北伐大计的长远考虑，为弥补此前的亏欠，并换取其后的认可，当太上皇有心发起《图赞》工程时，宋孝宗投票赞成显然是必须的。
于是，乾道九年左右，经太上皇宋高宗的授意或动议，获今皇帝宋孝宗的支持与赞同，再由画家萧照执笔创绘，近臣曹勋撰文书赞，《中兴瑞应图》作为中兴圣主即位神话的文宣大制作，便以图文配的连续画形式隆重推出了。
二、萧照其人：以画笔赞颂“中兴瑞应”的御用画家
徐邦达在《古书画伪讹考辨》里将《中兴瑞应图》的著作权基本上归于萧照：
图的祖本作者，以时间、风格来讲，说它是萧照还可能性大一些。如明清著录各本，还有刘松年、李嵩与李、萧合作等的说法，都不足信。
下文论述萧照生平时，在“中兴”与“瑞应”两大画题上，笔者着意钩考了萧照是如何积极迎合圣意而大获青睐的；在这种君臣际遇下，宋高宗以太上皇身份让萧照担纲意义如此重大的创绘工程，也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萧照的生平，现存史料稀少而且零散。先看南宋叶绍翁的记载：
孤山凉堂，西湖奇绝处也。堂规模壮丽，下植梅数百株，以备游幸。堂成，中有素壁四堵，几三丈。髙宗翌日命圣驾。有中贵人相语曰：“官家所至，壁乃素耶？宜绘壁。”亟命御前萧照往绘山水。照受命，即乞尚方酒四斗，昏出孤山，每一鼔即饮一斗，尽一斗则一堵已成画。若此者四。画成，萧亦醉。圣驾至，则周行视壁间，为之叹赏，知为萧画，赐以金帛。萧画无他长，惟能使观者精神如在名山胜水间，不知其为画耳。（《四朝闻见録》丙集《萧照画》）
叶绍翁的闻见颇具现场感，从中可读出几层意思。其一，萧照其时已在“御前”任职，故能随时“受命”而连夜作画，或许已是画院待诏；其二，萧照虽有画名，但既说其“画无他长”，似乎还称不上一流大画家。其三，或许正是这次凉堂作画，萧照始受宋高宗的关注，不仅“为之叹赏”，而且“赐以金帛”，为其后来成为御用画家拉上了关系。其四，萧照擅长的是山水画，“能使观者精神如在名山胜水间，不知其为画”，这有其他南宋史籍中也颇有旁证。
记载萧照生平较全面的传记，是庄肃在元大德二年（1298）成书的《画继补遗》，其卷下云：
萧照，世传建康人。颇知书，亦善画。靖康中，中原兵火，流入太行为盗。一日，群贼掠到李唐，检其行囊，不过粉奁画笔而已。遂知其姓氏，照雅闻唐名，即辞群贼，随唐南渡，得以亲炙。唐感其生全之恩，尽以所能授之。后亦补入画院。照比唐笔法，潇洒超逸。予家旧有照画扇头，髙宗题十四字：“白云断处斜阳转，几曲青山献翠屏”。
尽管《四库总目提要》说此书“颇多舛错”，“其他脱漏，更指不胜屈”，但却是迄今最早的萧照传记，并成为其后的蓝本。元末夏文彦《图绘宝鉴》卷4《萧照传》仅补充了两条：一是说“萧照，濩泽人”（濩泽在今山西阳城一带，与前说“世传建康人”相比，以靖康之变“入太行为盗”在地缘上更具合理性，故为一般画史所沿用）；一是说萧照“绍兴中，补迪功郎，画院待诏，赐金带”。从《画继补遗》与《图绘宝鉴》的萧照传，有几点值得注意，一是萧照亲炙名画家李唐，不仅技法得其所授，之所以进入画院，得以补官成为待诏，也都与李唐提携密切相关。二是萧照的书法也颇可观，南宋赵希鹄说“萧照以姓名作石鼔文书”（《洞天清录》），《图绘宝鉴》也说他落款“书名于树石间”。三是萧照供职画院期间，颇受宋高宗赏识，故为其扇面亲题“御诗”。
另据清人厉鹗《南宋院画录》卷3，转引了萧云从《太平山水画谱》，从两方面补充了萧照的事迹。一是《太平山水画谱》过录了萧照《游范罗山》诗云：“萝翠松青护宝幢，烟波万里送飞艭，真人旧有吹箫事，俱傍明霞照晚江。” 得知其诗也清丽堪诵。二是据萧云从说，萧照“字东生，画学北苑，而皴法遒细过之”。“画学北苑”，是说萧照在山水画皴法上学董北苑董源，但更遒细；至于说萧照字东生，或是亲睹其传世画迹上“书名于树石间”的落款，名“照”与字“东生”也符合以字释名的古代惯例。
萧照虽以山水画名世，但他的历史画却更令人后人关注，明人评其历史人物画说，笔法“全师李唐，几于乱真”（《严氏书画记》）；《清河书画舫》评《中兴瑞应图》时，甚至认为“笔法原出李唐，而沉着过之。品在《晋文春秋》上”（《晋文春秋》应即署名李唐的《晋文公复国图》）。萧照的历史人物画见于画史著录的颇多，此不罗列，有关“绍兴中兴”的创作，除了这幅《中兴瑞应图》，还有《光武渡河图》。《光武渡河图》的创作年代已难确考，但必然完成在绍兴年间，而早于《中兴瑞应图》。《光武渡河图》描绘的是光武帝从冰上冒险渡滹沱河歼敌的故事，其画不知是否存世，好在有明代林湄得《题萧照光武渡河图》诗，足以让人想象其宛如眼前的生动画面：
此图不合置之几案间，刀鸣马奋势如山，层氷踏碎神龙寒。神龙飒爽岂顿殊，感君生意写须臾。芜蒌亭树偃风呼，人马同时絶餔蒭。沙砾黯惨不见人，前行后队各有神。要知骏骑自空尘，飞腾冰上直轻身。
试看，光武帝在刀鸣马奋之际，骏骑空尘，飞腾冰上，形象何其高大上；而萧照笔下光武帝“层冰踏碎神龙寒”的光辉形象，实际投射的是康王赵构任大元帅时从相州履冰渡河的神传说，而后者正是纳入《中兴瑞应图》第十一图。正如美术史名家王逊指出：
这个故事和赵构南归时履冰过一大河，人马方过而冰已裂开的情况相似，所以实际用意是歌颂赵构重新建立王朝的图画。（《中国美术史》343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
画家越是把光武帝画得“神龙飒爽”，宋高宗就越会“感君生意写须臾”而对萧照刮目相看，在适当之时委以重任。
值得强调的是，前述萧照为凉堂绘制过山水壁画，这座凉堂原为四圣观的附属建筑，四圣观供奉的四圣恰是护卫过康王的神祇；萧照还为显应观画过山水，显应观内崇祀的崔府君正是在磁州佑护过康王的神灵。这两次吉兆后来分别以单幅构图纳入了《图赞》的瑞应系列。
总之，在绍兴体制确立不久，萧照就领会圣意，以手中的画笔成功服务于当年中兴瑞应的文宣工作，成为大受“中兴圣主”眷顾的“御用”画家。惟其如此，当太上皇发心起意为“中兴圣主”形象再添光环而启动《图赞》工程时，拍板让长期为其效力并“为之叹赏”的御用画家萧照独立承担创绘重任，自然是顺乎情理的合适决定。
三、曹勋其人：与三代君主的际会攀附
接着就该追诘：曹勋为何获此殊荣，能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兴瑞应图》撰题赞语呢？倘若根据《宋史·曹勋传》，再结合其他记载，将他的事迹作一番梳理，你就会恍然大悟：曹勋还真当得起是为《瑞应图》题赞的最佳人选。
曹勋（1098-1174），以门荫出仕，位居武官系统。宣和五年（1123），宋徽宗特地让他参加廷试，赐甲科同进士出身，明摆着是道君皇帝的特殊恩典。两年以后，金军兵临城下，宋徽宗禅位，入居龙德宫，当起了太上皇。而掌管龙德宫的就是曹勋，时在靖康元年（1126）初。当年岁末靖康之变，徽钦二帝沦为阶下囚，次年三月末，曹勋作为龙德宫大主管随侍宋徽宗北迁。据曹勋的《北狩见闻录》，渡过黄河后十余天，宋徽宗对他说：“我梦四日并出，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宋徽宗所谓“四日”乃譬指自己、钦宗、康王赵构，金人扶植的伪楚皇帝张邦昌也算“一日”。次日下半夜，宋徽宗将一份御札缝进御衣背心，上书“可便即真，来救父母”八字，还郑重画了御押，让曹勋寻机潜逃，面交康王。这年七月，曹勋历险抵达南京（今河南商丘），呈上宋徽宗“御札八字”，宋高宗“泣以示辅臣”（《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丙辰，下称《要录》）。曹勋不仅未辱使命，送达了上皇御札，还带来了高宗生母韦太后的两段“宣谕”，分别讲的是“四圣护佑”与“掷棋卜兆”的故事，直接成为《中兴瑞应图赞》中三幅画的题材。
南归以后，曹勋的仕途并未一路向好，竟然九年没能升迁；绍兴五年（1135）好不容易有机会出任浙东路兵马副都监，却被劾“不习武艺”而夺去任命。绍兴十一年九月，宋金重开和谈之局，鉴于曹勋有“北狩”经历，宋高宗让他担任副使，与正使一起北上议和，金朝也亟待结束战争，完颜兀术要求南宋派吃得住的“尊官”前来，以资浅为由让正副使节打道回府。但宋高宗认定曹勋在宋金交涉中能起特殊作用，两个月后，升其官衔，让他充报谢副使，随正使何铸再次使金，任务是恳求金国归还宋徽宗灵柩，放回韦太后。出使之前，宋高宗在内殿特地召见，声泪俱下地交代曹勋：“汝见金主，当以朕意与之言”，甚至教他乞求金主时如何措辞：“慈亲之在上国，一寻常老人尔，在本国则所系甚重。”（《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巳）由此可见，在迎回韦太后上宋高宗对他的倚重。次年二月，曹勋不负所托，说服了金国。这年六月，金使陪送韦太后南归，曹勋奉命为结伴使，成为韦太后入境见到的首位朝臣。有必要指出，曹勋那本记载韦太后“宣谕”瑞应的《北狩见闻录》，完稿年份不可能早于这年八月韦太后入居临安大内之前。换言之，《北狩见闻录》是绍兴体制确立以后的作品。那么，与宋高宗即位有关的那些瑞应，原创权究竟是曹勋，还是韦太后，大可令人起疑，双方至少统一过口径。
绍兴十五年正月，在知閤门事兼权枢密副都承旨任上，曹勋却请求提举在外宫观，赋闲出朝。也许，曹勋与韦太后的特殊交集，足以引起秦桧的猜忌，曹勋也想远离是非之地。然而，也由于韦太后，宋高宗对曹勋恩宠不衰，绍兴十八年，命他从闲居的台州“津发赴行在”，由提举在外宫观改为提举在京宫观。次年，韦太后七十寿辰，曹勋恭上了三首祝寿词（他的《松隐集》里还有多首“太母诞辰”的贺词，表明他与韦太后的特殊关系），有一首还点到了“瑞应”，说“瑞应屡臻，宫籞多祥，气候暖回微冽”，似乎话里有话，颇堪吟味。这年，秦桧为证明“讲和本出徽宗圣意”，让曹勋呈上所藏的秦桧在金国代上皇致金帅书的底稿（《要录》卷159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蹊跷的是，仅过一年，曹勋再次称病，要求宋高宗准许他从便居住，离开了临安。但秦桧辞世当月，宋高宗便亲自下诏，仍命他回行在居住。李心传记载此事时指出，曹勋乃“上使令之旧，久为秦桧所逐故也”（《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壬寅）。曹勋与秦桧的微妙关系此不具论，但宋高宗的确视其为“使令之旧”，仅隔一月就委以知閤门事兼干办皇城司的要职。绍兴二十九年六月，金主亮紧锣密鼓地准备南侵，曹勋作为称谢副使与正使王纶再赴使金国，传达宋高宗“欲申有永之欢盟，无易老成之旧德”的愿望。他们回朝复命称：“邻国恭顺，和好无他。”虽时论嗤为虚妄无识，却正中宋高宗下怀，也说明君臣际会的默契投缘。
宋孝宗继位不久，考虑到太上皇的眷顾，特加曹勋太尉荣衔。隆兴二年三月，太上皇居住的德寿宫报告长出了灵芝，其《松隐集》里恰有其《恭进德寿芝草》诗，显然就是曹勋的主意。他的颂诗很讨巧，最后说：“只应一叶三千岁，万亿斯年赞大君”，“大君”既可指天子，也能用来尊称他人之父，让太上皇、今皇帝都笼罩在“芝生”的瑞氤中。不过，宋孝宗在位前十年间，曹勋仍以太上皇旧臣的身份提举在京宫观。当然，作为朝廷老臣，曹勋时或受太上皇召约，参与艺文、赏鉴等君臣互动，《松隐集》颇有与太上皇探讨书道的篇什。
曹勋努力经营与两代君主的特殊关系。宋代皇帝生日称圣节，《松隐集》里有不少分别献给太上皇与今皇帝的“圣节”词。乾道改元，他向宋孝宗呈献了《乾道圣德颂》，称颂他“膺上圣之期，继中兴之统，绍登四载，恭勤百为，乃乾道改元，政事具举”，竭尽“臣子归美之诚”（《松隐集》卷28）。曹勋还利用了勋臣侍班的机会，时将新作恭呈宋孝宗御览。约乾道三年中秋，他献上赏月新词《鹧鸪天》，宋孝宗亲书和词赐赠给他。想不到皇帝竟“屈体俯同，垂情宠答”，曹勋感动得一塌糊涂，立即再次上书，说自己“草茅一介，备位掌武，获于清闲之燕，得奉咫尺之颜”（《松隐集》卷32《恭题今上皇帝御书和韵》），吹捧今皇帝文采与书法是“辞扩一时之胜特，字兼八法之邃严”，表示将“谨刋诸石，用永于家，庶彰厚下之天心，少伸报上之臣节”（《恭题今上皇帝赐和韵鹧鸪天词》），把御词作刻石立碑，世代宝存。大约在乾道七年年初，宋孝宗再赐御书《阿房宫赋》，曹勋又上《恭题赐御书阿房宫赋》，热捧今上的书法与圣意的寄寓：
恭惟皇帝陛下，挺生知之圣，躬天纵之能。万机余闲，不以声色为娱，珍玩为好。惟留神翰墨，恬养天和。所书之文，必圣贤格言；所作之字，备古今众体。宸奎藻丽，与雷霆风云同变化之用，岂特以翔鸾翥凤下与钟王辈较能于位置点画间哉。今书杜牧赋，圣意所寓，尤邃于兴寄。
吹拍到位，龙心大悦。乾道七年十月，朝廷通知曹勋“落致仕”（即结束退休），任命他提举皇城司，即负责皇城警卫与大内安全的最高长官。这一任命标志着他业已成为受到两代君主共同青睐的双料近臣。不久，曹勋受命为《中兴瑞应图》辑集瑞应事迹并撰题赞词，自然在情理之中。至于《图赞》上赞词的书迹是否出自曹勋，前引徐邦达文指出：“即使祖本，也不一定是曹勋所写”，显然否定是曹勋的翰墨。
总之，乾道九年前后，当太上皇启动“中兴瑞应”《图赞》工程时，曹勋的使用价值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首先，他曾将宋徽宗“可便即真”的御札冒死呈献宋高宗，成为见证太上皇继统合法性的迄今唯一当事人；其次，他是韦太后北俘期间口谕两大祥瑞的唯一聆听者（尽管极有可能是韦太后与他的事后合谋）；其三，《中兴瑞应图》中关于太上皇的其他祥瑞，曹勋显然也扮演着积极参与者与私下策划者的角色。其四，乾道后期，他又成功攀附上了宋孝宗，获得今皇帝的赏识。其时，北宋旧臣大都凋零殆尽，而曹勋号称“历事四朝”（楼钥《攻媿集》卷52《曹忠靖公松隠集序》），纵使仍不是硕果仅存，但其独特经历与特殊身份却是其他勋臣无法替代的。惟其如此，在再造“中兴瑞应”神话的大文宣中，还有谁能比曹勋更适合辑集神迹撰写题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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