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默谈突厥学

《回鹘佛教残篇丛考》（Fragmenta Buddhica Uigurica: ausgewählte Schriften，2009）

首先，想请您谈一谈突厥学的缘起。这门学科是如何一路发展到今天的？

茨默：从近代学术史的整体角度来看，突厥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在现代意义上的突厥学诞生之前，往前追溯的话，已经存在相当程度的学科基础。一方面是神学，一方面是欧洲对东方语言、文学的兴趣——因为旅行者和传教士的作用，欧亚大陆之间很早就已存在各种交流，东方的文学艺术持续地对西方产生着影响，这个过程存在于整个中世纪。歌德的名作《西东合集》吸收了很多东方文学、艺术的元素，在欧洲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是东方学发展的基础，特别对突厥学的诞生有影响。

虽然早在十六世纪的时候，关于奥斯曼突厥语的语法著作已经在西方诞生，但是现代意义上的突厥学要晚于埃及学、阿拉伯学、闪米特学和伊朗学。埃及学的诞生所带来的解读古代“死语言”的风气，对东方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刺激作用。商博良的传奇故事流传至今，人们谈到东方、东方学，也总是马上想起埃及。哪怕到了今天，埃及学家在东方学家当中生存压力也相对较小，他们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实际上，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非常积极，他们的君王喜欢去欧洲旅行，也留下了一些关于欧洲语言、文化、风俗的记录。十七世纪的时候，欧洲的不少学者、文人到西伯利亚游历，也留下了对当地民族、部落的记录。这些都间接为突厥学的诞生做了准备。

真正直接催生现代突厥学的关键事件，则是十九世纪末在蒙古鄂尔浑发现的古代突厥鲁尼文碑铭。丹麦学者汤姆森（Vilhelm Thomsen）和俄国学者拉德洛夫（Friedrich Wilhelm Radloff）1890年尝试解读碑铭，大致掌握了铭文含义，这是公元730年左右的历史记录。很幸运，铭文是双语的，一部分是鲁尼文，一部分是汉文，这两者虽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但是通过汉文记录，我们不难发现，铭文是对历史上突厥汗国、回鹘汗国先后与唐王朝往来的记述。

催生现代突厥学产生的另一关键事件，是诸如瑞典、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与日本等西方列强在中亚的探险活动。探险开始于1890年前后，一直持续到1914年左右，此后也有些零星活动，如美国后来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对突厥鲁尼文碑铭的解读、研究，对中亚探险所得突厥回鹘语文献的解读、研究，以及对十一世纪纂辑的《喀什噶里词典》价值的再发现，这些共同构成了现代突厥学的基础。

突厥学研究有哪些代表人物，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吗？

茨默：突厥学研究最重要的曾经是柏林学派，创立者是威利·邦格（Willi Bang-Kaup）。他在柏林大学匈牙利学研究所工作，学英国语言文学出身，渐渐对古代波斯产生兴趣，后来自己研究突厥语言，成为学派创始人。

邦格的学生冯加班（Annemarie von Gabain）女士，本来是汉学出身，后来追随他学习突厥学。冯加班为突厥学奉献了一生，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主要工作，是与邦格教授一起研究新疆发现的突厥语文书，1934年邦格教授去世之后，冯加班升任教授，这在当时是很罕见的。她的《古代突厥语语法》（Alttürkische Grammatik）是这方面的第一本语法著作。她对许多文书做了深入的解读，在学术组织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另外，她对土耳其研究的贡献也很大。冯加班教授在近东地区和土耳其受到了广泛尊重。她终生未婚，没有子女。在行内她被大家亲切地称作Maryam apa（“玛利亚妈妈”）。

米维礼

勒柯克

此外，还有两位大学者，一位是米维礼（F.W.K. Müller），另一位是勒柯克（Albert von LeCoq）。他们俩的研究各有特点。米维礼是语言天才，掌握的语言非常多，恐怕大部分的亚洲语言他都懂。他对不同语言之间的差异很敏感，研究特点是对不同语种的各种平行本子进行比较研究。勒柯克是德国探险队的重要成员，也领导过两次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探险。他专注于突厥语文献——尤其是摩尼教文献——的解读，因为没有什么平行本子，实际上研究难度非常大。他们一位掌握了很多的语言，视野非常开阔，另一位专注于很小的领域，深入往下挖掘，最后都取得了非凡成果。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点，在邦格那个时代，他作为突厥学创始者，还能够从整体的高度来谈突厥学。一百年过去，现在的突厥学已经高度专门化，甚至过度专门化了。比如，有的学者研究的是某个地区的萨满教，有的学者研究的是某一地区南部的某种突厥语方言的变体。事实上，就像我的一位同事最近所说的，说千道万，还是要牢牢掌握古代突厥语，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只专注于细枝末节的研究，会导致游学无根。当然，这也只是一家之言。

突厥学本身有什么学科特色，能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吗？

茨默：突厥系的语言实际上有很多种，因此我一直强调，要把握最基本的东西，不然就容易陷入细节的泥潭。那么，什么是最基本的东西呢？比如，宗教文化方面的影响，这就是突厥诸语言的共性。又比如，突厥诸语言还有一个保守性的特点，形态方面比较严格，例外比较少，这对普通语言学中的语言比较研究来说，是很好的参照。从中亚到东亚，哪怕跨越了幅员辽阔的地区，我们通过对景教突厥语文献——如墓志、碑铭——的研究，还是可以发现，突厥语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不管是中国西南地区的云南、东南地区的泉州、北方的鄂尔多斯、新疆的吐鲁番，还是中亚的七河地区，这些地区操突厥语的景教信众，语言整体上呈现出令人吃惊的一致性。

突厥学发展这一百多年以来，在各个国家、地区产生了为数众多的分支，但是不同的分支并没有遗忘自身的突厥学属性，同时也发展出了自己的特色，下面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波兰，波兰突厥学的特点是对钦察部族（Qypchaq）的研究。这个部族非常有趣，他们用希伯来字母记录突厥语。又如匈牙利，匈牙利是全世界最早设立突厥学讲席的国家，早在1930年布达佩斯大学就由尼美特教授（Gyula Németh）创立了突厥语言文学与匈牙利古代史系，匈牙利突厥学的特点是对库蛮人的研究，目的是给马扎尔人探源，为匈牙利民族寻根。俄国突厥学的创始人是拉德洛夫，1860年他在西伯利亚对大量说突厥语的部族做了田野调查，调查结果是九大卷的民俗学记录。沙皇俄国和后来的苏联学者一直注重从整体着眼，对突厥语进行深入、全面的田野调查，这种调查持续了很久，覆盖的区域也很广，从喀山一直到雅库特。再如土耳其，突厥学在土耳其有着特殊地位，近些年土耳其新成立了不少大学，几乎每一所都有突厥学系，背后是国家意志的推动。除此之外，中亚国家新成立的大学的人文学科也很注重突厥学研究，一般来说，他们更侧重于对突厥语言、文化、风俗等进行田野调查。这些中亚国家新成立的大学的突厥学研究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反复研究同一个学术课题，例如喀喇汗王朝时期诗人优素甫·哈斯·哈吉甫的长诗《福乐智慧》，出了许多校勘本，实际上，这个被反复挖掘的课题已经不能算是一座学术富矿了。当然，这仅仅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具体到您自己的学术生涯，能否请您谈谈，自己是如何走上这条学术道路的？

茨默：现在看来，我是很幸运的。年轻时，我也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懵懵懂懂，根本不知道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我就读于东柏林的洪堡大学，让我感到幸运的是，1965年我遇见了一位好老师——匈牙利学者哈匝伊教授（György Hazai）。就在这一年，他受洪堡大学邀请到柏林工作，以复苏德国的吐鲁番学研究。他为我定下的论文题目，是解读突厥语摩尼教文献。这是一个很好的题目，但对我这个年轻的博士生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而哈匝伊教授本人以往也从未研究过摩尼教。再一次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冯加班教授在此期间，经常从西德到柏林来访学，她教了我不少重要的东西。哈匝伊教授很快就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加上他共有五人，其中有两位汉学家，一位是史密特（Gerhard Schmitt）先生，一位是梯娄（Thomas Thilo）先生，还有一位是伊朗学家宗德曼（Werner Sundermann）先生，他主要负责伊朗语方面的题目，如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解读，两位汉学家主要负责勘定佛教写本，因为文献残片的内容非常驳杂，当时还没有全文本资料库这样的研究手段。我本人则继续研究突厥语摩尼教文献。1968年我完成博士论文之后，马上进入新的研究领域，对回鹘社会经济文书做了持续多年的研究。这些文书在时间上相当于中国的元代时期，内容上大部分是土地、房屋甚至人口买卖的契约，反映了当时普通人的社会生活。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开始学习汉语，我的同事史密特先生比我略为年长一点，在他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阅读古汉语。这是出于实际的工作需要，不掌握古汉语的话，就根本无法研究回鹘语佛教文献。因为回鹘语佛教文献多半是由汉文底本翻译而来的，在阅读过程当中常能感到翻译生硬之处，有的回鹘语佛教文献里甚至直接夹着汉字，未做翻译，而是原文照录。如果懂古汉语的话，很多问题便迎刃而解。另一个原因是，有一种很奇特的回鹘语文献，是把回鹘文字作为一种拼音系统来记录汉语。日本学者高田时雄先生对敦煌文书的研究，就展示了用藏文记录的中古河西地区汉语方言。我经常跟高田先生还有中国学者王丁一起讨论这些问题。藏文字母和回鹘文字母的记录，虽然文字不一样，但记的是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域的同一种语言，这样将不同文字的记录加以比较，就能深化我们对河西方言的研究。

目前，我已经从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吐鲁番学研究所（Turfanforschung, 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退休。最近几年，我做的一项主要工作是研究回鹘语译本《十王经》。这方面，美国学者太史文（Stephen Teiser）的研究对我很有参考价值。这个回鹘语译本很可能是九世纪的，传世的只有敦煌本，它的残片量非常大，但是不够完整，好在有几个不同的、完整的汉文本子来对勘，借助它们，基本上能够把回鹘本残片的次序排定。

我在研究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古汉语的书写方向是从上向下、从右向左，展卷方式也是以右端为先，而回鹘本《十王经》插图里的人物都是从左端打开卷子，循序向右阅读，后来我才明白过来，这与回鹘语的书写方向有关：回鹘文与满文一样，由上而下、由左而右，直行书写，正好与古汉语书写方向相反。回鹘语本子做得很精，细节考究。

敦煌写本《十王经》插图

吐鲁番写本《十王经》插图

记得您以前曾经提到，您想写一部关于回鹘语文献的专著，现在到哪一步了？

茨默：其实，我已经就这本专著准备很多年了。长期以来，我从事的多是残片研究，关注的都是细节，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从整体着眼，换一个角度、换一个写法了。我决定把内容限定在非宗教文献方面。因为关于摩尼教、佛教、景教，都或多或少有独立的学术研究著作、论文，我自己也研究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宗教文献，我想不必重复别人，更不应该自我重复。我想回到年轻时对契约文书这些非宗教文献的研究范围，写一部回鹘语文献史。这里所说的“文献”（Literatur）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涉及对古代回鹘人知识体系的理解，其中包括科学、医学、民俗（具体到理发、换衣）和民间信仰，如占卜、巫术、占梦术——这些信仰与体系化的宗教还不是一回事。这里面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最近在写作的过程之中，我还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甘肃是古代回鹘王国的所在地，那里出土了刻在石头上的回鹘语铭文，这明显是受汉文化的影响，相信石头能够“传之久远”。这类回鹘语铭文是韵文体，而它在西域对应的本子则是散文体。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与龙谷大学的百济康义教授一起合作。我曾当面告诉百济教授，我发现了《观无量寿经》的回鹘语本子，他一开始表示并不相信，因为这个回鹘语译本是韵文的，还押头韵，而《观无量寿经》是散文的。我没有说话，百济教授又仔细看了一下这个本子，然后对我说：你是对的。佛经翻译，无论是梵文译成藏语、汉语译成西夏语，还是藏语译成蒙语，都是散归散、韵归韵，只有回鹘语译本是个例外。这是回鹘语文学的一个特点，他们偏好韵文，喜欢华丽的词藻。比如，汉文佛经简单的一个“佛”字，回鹘语译本会译成“为广大世界所崇敬的佛”。我们甚至可以说，回鹘人发展出了一套专门用于佛教表达的特殊语言。

茨默解读的八思巴字书写的回鹘语佛教韵文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