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客户端

萨尔加多：他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要爱他自己的样子（下）

2019-08-04 09:28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萨尔加多

“一个人的生命历程和人生积累会在你按动快门的一瞬间释放出来。

我的摄影反映的是我的思想，我的经历。”——塞巴斯蒂昂·萨尔加多

拍出好照片，你要体验快乐

“看，塞巴斯蒂昂，全站都在为您的相机工作。”

有人认为我是一名摄影记者，这不是真的；也有人认为我是一位社会活动家，那也不确切。最真实的是：摄影是我的生活。我所有的照片是我经历的那些瞬间的折射，所有这些图像的存在源于生活和生活的驱使。一种内心的愤怒可以把我带到一个特殊的地方，是某种意识把我指引到那里的，这种意识有时仅仅源于我的好奇心或者某种意愿。我的摄影根本不是客观的。

当然，我所有的照片都终结于报纸。媒体是我的职业的主要支持者，我的工作成果的证明。然而，对我来说，摄影的意义远远超过发表照片。我的工作是永无止境的。真正让我感兴趣是那些丰富多样的报道内容和经过几年完成的摄影专题。要深入一个主题，不花个五六年的时间，只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飞来飞去是不行的。

深入报道的唯一方法是不断多次地回到同一个地方，遵循这种辩证法不断展开你的报道。

连续40多年我都是这样工作的。这使我的摄影风格和主题保持一致，这种一致性还来源于我稳定的情绪。这要感谢陪伴我一生的我深爱的女人，感谢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一起分享的一切。如今，当我回首往事，我发现一种和谐，它源于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从哪里来。当然，我也一直在刻苦紧张的状态下生活。摄影总是让我跟随历史的浪潮。摄影为那些实践者提供了充满力量的瞬间和具有精神优越感的生活。

拍出好照片，你必须要体验快乐。

除非你真正爱着非洲大陆，否则你不可能在那里一待就是5年。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待在煤矿，你必须非常投入，因此你必须热爱这一切。与摄影师一起生活的人都知道，世界上最无聊的事就是跟着他一起四处跑。他可以花很多时间在同一个地方，眼睛一直盯着他的取景器。

我就是这样消磨时间的，观看、取景、构图、捕捉瞬间，在不同的光线中寻找感觉。然后，我所拍摄的一切会在暗房里被呈现出来。我要试着去把我的情感翻译成一种非真实的语言，因为黑白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这种语言是通过照片的灰度范围实现的。

摄影师完全融入周围的环境时，他会感到将要见证一种不可期待的瞬间。当他融入自然，进入一种特殊的境界时，美好的影像会在其眼前自然呈现。但是，要想真正看到，摄影师还需要成为正在发生的事情中的一部分。然后，所有的元素都将按照对他有利的方式开始“表演”。那个时刻太神奇了 !

我为法国国家铁路公司商务委员会拍摄一本书，那是在法国南部中央高原的欧里亚克车站，那里有20多名工作人员。我与从法国总工会来的一个朋友安东尼·德吉利斯在一起，他突然对我说：“看，塞巴斯蒂昂，全站都在为您的相机工作。”

这是真的。在同一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所有人都有联系，都是这个伟大的舞台剧的一部分。大家都在演出同一剧目，这就是摄影！

在这一瞬间，所有的元素，包括人、风、树、背景和光线，都有了关联。

《劳动者》

工业时代的视觉考古学档案

“塞巴斯蒂昂，你能住在巴黎很幸运，等我找到了金子，我的梦想就是去巴黎，装一对硅胶乳房，那里的货最好。”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我和莱利娅构想题为“劳动者”的项目时，我们更多的是想向劳动者致敬。从经济学角度讲，每种产品都是原材料、资本和劳动力组合的产物。

进一步分析，我们意识到在三种因素中，劳动力更加重要。让我们想一想，亚马逊印第安人过着类似于五千年前或者一万年前我们祖先的生活。他们知道如何熏鱼，超市中销售的熏鱼所采用的规模或大或小的工业化熏制技术，均源于祖先的这些经验。技术的发展使得机械化取代了手工劳动。

从金钱角度讲，机械化也使人工劳动变成资本中的财产。不可否认，劳动者已经成为生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我设想了一个向劳动者致敬的系列摄影。5年间，我专注于拍摄这个项目，当工人们工作的时候，没有人拒绝我的拍摄，我得以展示一个生产过程的世界，一个正在消失的世界。

我集中拍摄大规模生产，人在生产过程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正在经历伟大的工业革命的后期。科技的进步、电子技术的发明和机器人技术的运用已经取代了人的双手。

比如，在汽车工业中，很久以来都是工人在生产线上组装每一个部件，男女工人把不同的零件组装在一起。后来，机械手出现，代替了人手劳动在手工作业消失前，我需要建立一个工业时代的视觉考古学档案。

我深爱那个时期自己的拍摄工作，因为无论在哪里，工人都自豪地在生产和创造。我深深被人类非凡的创造力所打动。他们能够把一片片钢铁一点一点焊接在一起，制造出一艘大船。在入水之前，它只不过是一对组装完好的“废金属”。但当它一入水，就成了一艘船，一旦装配完毕，便可以扬帆起航……

当船只被判定太老，使用年头太长，它就被送到孟加拉、印度某地，抑或巴基斯坦。在那里被切割成小块的金属，用于制作刀具、农耕农具，等等，再漂洋过海被出口到其他地区，终结一生。我为人们难以置信的创造力所惊讶。但另一方面，在造船过程中，煤炭和金属粉末蚕食了矿工的肺部，使他们患上矽肺。同样，在孟加拉船舶拆卸场的工人也发现了同样病症。这种病症贯穿整个产业链。感谢“劳动者”，使我能够见证这一产业中的地缘政治。

在古巴，我前往甘蔗种植园，在那里，我意识到不是人种植了甘蔗，而是甘蔗创造了人。无论是在巴西还是古巴，这种种植园里的工人都是一样的，他们的工作、活动、穿着方式，甚至自我享受的方式都是那么相同。但是距离甘蔗种植园几千米的烟叶采摘者，则属于完全不同的“宇宙”。他们戴着帽子，去采摘将注定成为著名高品质雪茄的烟叶，如同法国著名酒庄的葡萄。他们则与葡萄种植工人的气质更加相近。我意识到是产业塑造了人本身。

我曾到过位于美国南部达科他州的屠宰场。在那里，一小时之内会有1000头猪被屠宰，每天2000头牛被屠宰。工人们每天都在没有窗的屠宰场坚持不懈地重复相同的血腥手势，气味极其骇人。第一天，我没有办法拍摄任何照片，因为我一直在呕吐。看过这种工业香肠生产方式后，我永远放弃了热狗。这里的工人薪水很高，但是我见过的生产线中最难做的工作。

我拍的这座金矿的照片很有名。看到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巨大的露天大坑里采金，确实令人印象深刻。我本来还希望表现矿工工作的艰辛，并引发社会共鸣，但在这里工作的人都是自愿的，他们不是奴隶，而是为了发财的梦想而来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一生都找不到金子，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挖掘中会找到一条含金矿层…

就在他们不断挖掘的过程中，已经离金矿越来越近。当他们发现土地的颜色开始变化，那些珍贵的矿物开始显露出来时，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塞拉佩拉达的矿工们不用普通的袋子装那些宝贵的矿石，他们通常用白色或蓝色的袋子来收集矿石。除了他们的日常工资，每位矿工还有权挑选一袋自己从矿层中采集的矿石，经过筛选，他们可能只能筛选出一些矿石颗粒；但如果足够幸运，也许能碰巧捡出一块5千克重的黄金——这相当于中了头彩。

所有工人都住在矿区，睡在小屋里的吊床上。除了工资，矿区是管饭的，饭菜还不错，有足够吃的肉、薯类、米饭和蔬菜。老板和工人吃的都一样。在这里是禁止饮酒的，四五十千米内见不到女人，这就避免了潜在的暴力行为。但我也见到了一些“温存”一这里有同性恋。在50，000名男人中有一个同性恋组织，这样一个小型组织为这里增添了一丝温柔的感觉。

有一天，我碰到一个很粗壮的男人，身上还有刀伤留下的疤，我们聊着聊着他突然说：“塞巴斯蒂昂，你能住在巴黎很幸运，等我找到了金子，我的梦想就是去巴黎，装一对硅胶乳房，那里的货最好。”真难想象，像奴隶一般在这干活的他，梦想竟是装一对漂亮的假乳房。这实在太令人意外了，我忍不住大笑起来。

《另一个美洲》

它们是我想象中世界的一部分

“当我冷了、饿了，当我想念我的家人时，我会告诉当地的主人。我跟他们讲我小儿子的故事，讲他正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慢慢长大。”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经常听到人们说起智利、玻利维亚、秘鲁的群山。它们是我想象中的世界的一部分，我要去那里，住在那里。最终，我付诸了行动，1977－1984年，我曾多次返回那里。这个项目历时7年，有时我说是7个世纪，我试图穿越时间，穿梭于在历史的韵律中展开的多彩文化中。

印第安人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但这些文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西方的文明所扼杀，因此他们怀着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外界。如果你想为他们拍照，就必须与他们长时间交谈，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我一离开家就是几个月，特别想念我的妻子。我常常想起她和我们的儿子茹利亚诺。为此，我躲到角落里哭了很多次！然而与此同时，拍到这些照片也是我极大的快乐。另一方面，花了这么多精力和钱到了那里，你不可能住上几天就走。

生活在那些高山里的日子，我学到了很多。那里的夜晚很冷，冻得我患了感冒—多年后，我才为自己买了一个很好的睡袋。即便如此，我看到了美丽迷人的景色，发现了多样的文化和丰富的精神财富。我没有遗憾。

当我冷了、饿了，当我想念我的家人时，我会告诉当地的主人。我跟他们讲我小儿子的故事，讲他正在离我很远的地方慢慢长大。换句话说，我会将最重要的事情与他们分享，就像他们与我分享这些影像一样。是他们给了我那些照片，我接受了。他们给了我力量。那些影像唤起我的孤独，也让我想到那些印第安人给我的安慰。照片也会传递这种力量：重现印第安人的生活，还有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时光。

《创世纪》

回归星球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唯一方式

“我们的地球研究所已经种了200 万棵树。成功消灭了9.7 万吨二氧化碳。”

在我完成《创世纪》这部作品时已将近70 岁，我的精力几乎被耗尽。我经历了不同的气候变化，从最冷到最热，从最潮湿到最干燥，此外，我徒步走了很远很远。在城市，我们习惯于走在平坦的路面上；而在雨林，我们跟印第安人一起，穿越各种崎岖的小路，攀爬在众多林木之间。有时面对过于庞大的树干，我们必须坐在上面滑到我们想去的另一边，我经常会从树干上跌落，但是印第安人从来不会。

记得行走在热带雨林中的第一天，我筋疲力尽，感觉自己调动了从儿时以来所有用过和从未用过的肌肉。总的来说，那一次是我心智得到享受，而身体受到惩罚的经历。8 年后，我的身体太累了，但内心却获得了重生。对于《迁徙》，我看到了人类最严酷、最暴力的一面，我不再相信救世。在完成《创世纪》之后，我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遇到了这个星球。我已经踏遍了全世界，但是这次，我感觉我进入了它的内部。我去了世界各处，看到了世界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我发现了矿物、植物和动物，然后我又反回来看我们人类自身，我发现我们仍处在“黎明时刻”。

这让我很宽慰，因为我发现人类在起源阶段是相当强大的，特别是在直觉方面— 我们成为城市居民后已经丧失了直觉。直觉能让我们感知和预见很多事，比如温度的变化，或通过观察动物行为的变化感知气候现象。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抛弃了自己原本所属于的那个星球，因为城市完全是另一个星球。

我看到了我们曾经拥有的一切，那些在我们被抛进城市的暴力之前所拥有的对于空间、天空和自然的权利，这些权利在城市的围墙之间消失。我们在大自然和自己之间建立了屏障，突然之间，我们不再能观看、倾听.....

不再会看到鸟儿飞过窗棂，并想象它是另一只鸟儿的亲密伴侣，它在树上筑起爱巢，巢中有它深爱的幼鸟，它希望风能带着自己在空中自由飞翔。我们不知道鸟儿的皮毛是为了保护它免受日晒雨淋......渐渐地，我们对这一切都充耳不闻。与像我们曾经那样生活的人在一起，使我重新发现了这些奇迹，这种经历让我富有。

尽管我在《劳动者》一书中骄傲地记录了人类在生产制造上难以置信的创造力，但我还是看到，我们正在以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尽自己所能摧毁着保证我们这个物种得以幸存的本源。

我不相信存在指挥自然和所有生命世界的造物主，我更多地相信演变，我是达尔文的信徒。我相信有些法则是存在的，有些事物是由辩证法、人类的经验和随着人类逐渐成熟创造出来的，但不是所有人类成熟的进程都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演变，我们还在寻找关于人类起源“第一瞬间”的解释，但科学已经给了我们所有的答案。《创世纪》让我感受到这个星球的年龄，在撒哈拉沙漠，我看到了1.6 万年前镌刻的岩石；在委内瑞拉，我走过屹立了60 亿年的山峦。这些都增加了我们生命的维度。而你也会意识到，这还仅仅是转瞬之间。

《创世纪》让我意识到，我们用城市化的方式与自然隔绝，这使我们成为复杂的动物；我们不仅成为星球的陌生人，自己也成为陌生的生命。但这不是一个未解的难题，其解决方法已经广泛传播，我希望对此能有所贡献。

我想让人们知道，解决人类和所有物种给这个星球造成种种危害的方法并不是我们要退回从前，而是要回归自然，我和莱利娅在巴西重建森林就是在做这件事。

只有生机勃勃的树林能吸收我们排出的二氧化碳，并将其转化为氧气。森林将人类排放的污染物吸收并最终成为为人类所用的木材，这真是太棒了！尤其是树木在种植后的前20 年，可以最大限度地吸收二氧化碳。

莱利娅、我和我们地球研究所的朋友们已经种了200 万棵树。经初步计算，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成功消灭了9.7 万吨二氧化碳。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些什么，但你首先要具有忧患意识。莱利娅和我都不是富有的人，我们曾是巴黎的难民，但我们会非常努力地工作。有时候“财富”很关照我们，它让我们有一定的经济能力，通过我们的努力和朋友们的帮助而骄傲地种下这些树。

但是最重要的，是一种极为确定的力量号召：回归星球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的唯一方式，现代都市世界的规则限制着我们。这就是我们在《创世纪》这本书和全世界的系列展览中展示的真理。

我们涉足环境问题的方式非常奇怪，有时我在想，我们到底有一种怎样的运气？答案是：时代。如同过去，时代引领我们进入工业变革，然后是迁徙。对莱利娅和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过一种属于我们时代的生活，并全力参与。最终，回顾过去的历程，我们意识到，是生活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自己。

我的照片不是激进主义的形式，摄影于我而言也不是一个职业，它是我的生活。我崇尚摄影，喜欢拍照；我手持相机，取景构图，与光影嬉戏。我喜欢与人相处，观察人们的生活— 现在是观察动物、树木和岩石。我照片的内容就是这些，不能说决定我拍摄的动因是理智，我想它来自我的内心—是拍摄的愿望让我一次次踏上征程，去追寻新的影像。

莱利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

“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生活却没有护照是什么感觉，我们有时有钱，有时身无分文。”

我很幸运发现了摄影，经历了现在的一切，去过120多个国家。如不然，一切都有可能会不同：也许会去苏联完成我的学业，也许我根本不会成为一名影师，也许我会为世界银行工作；我也可能留在巴西，四处躲藏，或许已经被杀害，又或者四处躲藏的过程中，茉莉娅会和我分开——没有她，我的生活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莱莉娅给了我稳定感。她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我们之间的这种和谐难以言表。每次我为了报道而外出时，最开心的事就是登上最后一段征程的出租车，抵达启程回家的机场，然后很快然后能很快见到我的妻子和孩子们。莱利娅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伴侣，是我工作生活中一切事宜（主意、项目、家庭、工作和我们的生态之旅）的最佳拍档。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她17岁，我20岁，从那时起，我们一起经历了一切。但我们的生活也井非总是风平浪静，我们也有过一些长的争执，甚至曾一度濒临离婚。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们近乎分居！但我们还是一起追忆了曾经历过的很多非凡经历，其中充满的乐趣，同时也伴有极大的恐惧。

我们还一起做过很多重要的决定。我不知道我从何开始，她在处结束，我的生活是我俩的，是我们两个孩子茹利亚诺和罗德里戈的，还有我们的孙子弗拉维奥的，我们知道在一个国家生活却没有护照是什么感觉，我们有时有钱，有时身无分文。

我崇拜我的妻子，她很美，莱利娅是那种充满能量、充满乐趣的人，能够给家人带来无限力量。有时我看着她，似平觉得她正在老去，但在心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我看来，莱利娅永远是一个年轻的女孩。我们真正心心相印，我们的家庭可能面临千百次的崩溃，但她总是在那里，在那个最重要的时刻，健康地守候着这个家。

我的儿子茹利亚诺年轻的时候总跟着我一起，为我那些报道项目而四处奔波，就像我在前文描述过的，在亚洲、非洲，甚至卢旺达的艰苦条件下，我们一起经历了不可思议的美好瞬间、发现、相遇和欢乐。可以说，他跟随我一起工作，这已成为我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他知道我所有关于照片和旅程的偏好。他成为电影导演并不是偶然的，他和德国著名导演维姆

·文德斯一起导演了一部名为《地球之盐》( Salt of the Earth)的电影，这部电影讲述的是我的工作。茹利亚诺在巴黎有着他自己的生活，但我们也时常见面。他和他优秀的儿子弗拉维奥同我们和罗德里戈的联系也很亲密。

2015年，《地球之盐》入围奥斯卡金像奖，豆瓣评分9.2

我们有一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罗德里戈，他为我们打开了另一个世界。在这里，生活、社会、现实，甚至走在街上的感觉都变了。

30多年来，我们的生活一我、莱莉娅都跟残疾人相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虽然团结，但缺乏经验。

在他小的时候，我们总把他跟别的孩子比，用其他孩子的发展水平作为标尺，衡量他的进步、发展，结果却令我们感到绝望——我们对此没有做好备。

有一次，我们带他去科隆咨询一位专家，希望做一个手术来缓解他面部的唐氏综合征的症状。在抵达目的地之前，我在一个休息区停下来，在那里可以看到科隆整座城市，我和莱利娅在那里突然意识到，我们正在让儿子准备做一个只是为了改变一点他面部样子的手术，这个手术会给他带来不小的痛苦，但对于唐氏综合征的治愈不起任何作用，这个手术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而只是为了我们。想到这些，我们掉头回到了巴黎。

很长时间以来，我们不断反思和讨论罗德戈的问题，直到有一天我们找到了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就是没有方案。

他是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一部分，就是这样，我们要爱我们的儿子，爱他自己的样子。

有一次在黎巴嫩南部的难民营，我去跟负责难民营事务的巴勒斯坦当局代表谈话，当时我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的身份，我跟他们解释了我工作的性质，但是每当我掏出相机准备拍摄时，依然会有一支卡拉什尼科夫冲峰枪对着我，直到有一天。

我拍一个路过的男人时，非但没有武装戒备我，令我想不到的是，他竟跑过来亲吻我——他有唐氏综合征。

我想，消除人类攻击性的可能就是对著名的21号染色体做基因调整——唐氏综合征患者多了一条21号染色体。

他们不具任何形式的攻击性，他们有时会生气，但都是冲他们自已，从来不会把生气或发泄的对象转移到别人身上。

我们与罗德里戈有很多欢乐的时刻。他画很好，喜欢一直画好几个小时。他有一种不可否认的艺术感觉，一种对颜色的真正的审美。他有个朋友钢等弹得很好，身体上的残疾并没有限制他们发挥自己的天赋。

这样一个儿子也让我们有些“与世隔绝”，因为我们去哪总要带上他，他参加了我所有展览的开幕式，这就是有个残疾孩子的生活。有人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但对我们来说很自然—他是我们的儿子，是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围绕着他建立起我们的生活。有很多活动不能带着他一起参加，我们也不会把他单独留在家里，有些人说我们的“外事活动”太少了，莱莉娅和我也很少去参加开幕式……。经历了这些之后，我们意识到，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必须在这个基础上让它变得更好 ……

内容选自《萨尔加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