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之城市贫民IV

成都的鸦片、疾病、住所、卫生及流动性问题

在巴金的青年时代，鸦片问题有多严重？是否如上文引用的《家》中那个犯下偷窃罪行的仆人高忠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导致罪案增长？这是另一系列基于现有资料很难回答的问题。像傅崇矩（1909年《成都通览》的编撰者）这样的地方活动家将吸食鸦片看作是困扰城市最大的罪恶之一。当时，清政府发起了一项要求吸鸦片者登记并强制戒断的运动。历史学家认为，这项运动相对算是成功的。但是王笛认为1911年后，“吸食鸦片又渐渐兴起了”［33］。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成都鸦片消费的资料都很模糊。毫无疑问，在巴金的青年时代，成都鸦片的交易量很大，而且除了某些仆人，他的一些亲戚也沉溺于此。在《秋》中，高克安安置戏子张碧秀的房子里也飘荡着鸦片的味道。［34］在李小雄关于四川鸦片的研究里，她收集了大量鸦片鬼致使家贫如洗卖掉自己的孩子的逸事。［35］但是这些故事来源于全省。不可能用来评估鸦片对于成都经济和居民福祉的影响。［36］

一些西方的观察者声称那些需要在成都地区搬运重货的脚夫容易经常吸食鸦片以缓解病痛。他们相信，经常吸食鸦片会破坏这些劳工的健康。除了鸦片烟对身体上造成的损害，他们还把本可以用来购买营养食物的钱花在了鸦片上。1923年一位在成都的英国官员曾说，“城中轿夫购买鸦片的价格是100铜圆一泡，他们每天赚得的薪水从600到1000铜圆不等，除了用300到400铜圆购买食物外，其他都花在了鸦片上。”［37］这些观察者认为鸦片缩短了许多中国人的寿命。根据1916年的四川人口普查，像《家》中高老太爷那样能欢度自己的六十大寿并不常见。只有14.3%的男性和13.4%的女性超过55岁。［38］1950年中国人的寿命预期是男性39.3岁，女性42.3岁。［39］这比1910年代和1920年代的成都都低。

在1916年普查报告中列出的死亡原因里，最常见的是伤寒、麻疹、猩红热、痢疾、霍乱以及其他疾病。死亡率最高的年龄段是9岁以下的孩童。即使是在像巴金这样食物丰足的富有家庭里，很多孩子也会病死。在《春》中，巴金动情地描写了高觉新幼小的儿子海儿之死。巴金大哥的儿子李致说海儿之死这一幕直接取材于个人经历。巴金非常喜欢他最年长的侄子、李致的兄长、出生于1918年的李国嘉。1921年，虽然他的父母非常紧张为他延请了中国和法国的医生，这个孩子还是死于脑膜炎。［40］

在巴金成长的成都，疾病的流行也是致贫的主要因素：靠体力吃饭的人如此之多，而能存下钱以便病倒时可涤清疾病的人又如此之少。在人烟稠密的城市里，疾病传播的速度很快。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看到的那样，富有家族会建高墙将宅院与城中密集的人群隔绝开来。租房的价格空间很大。在有店面的街上，店主一家（包括学徒）通常就住在店里。多余的房间通常会租出去。富户家庭的宅邸通常是建成院落式的（如第二章中描述的那样），卖出后独立的房间也可能分别租给一个或多个家庭。这种类型的居所在成都被叫作“杂院”。在“激流三部曲”中，琴和她的寡母张太太就与张太太同样寡居的婆婆一起住在一个这样的院子里。这座宅院里其他房子的住户基本也是寡妇，还有少数几个伺候她们的仆人。琴的奶奶大部分时间在一座尼姑庵里度过，捐一些钱就可以住在那里并且获得一些宗教方面的指导。［41］城中大部分居民租不起杂院里的房子。他们通常是合住，并且大部分时间在外度过，比如在集市里、寺庙里、庭院里以及街上。最穷的人可能睡在河岸边或者寺庙檐下，甚至在冬天也是如此。［42］

许多薪水微薄希望尽可能降低住房支出的独身男工会在成都人称之为“鸡毛店”的地方过夜，这些店一般都在城门附近。（图4.1）乔治·胡巴德似乎在1920年调查过这些店，他这样描写一个劳工在这种店里度过的时光：

他进店后像负重的牲口一样先来一顿牛饮，然后依然穿着他肮脏汗湿的衣服咽下由米饭、蔬菜和一点点肉制作的粗粝的晚饭；然后抽上一两袋烟，就向里缩着身子睡下了。这一群人就睡在地上一字排开，只垫着一点稻草和老旧的铺盖，或者也可能是五六个人挤在一个封闭的小房间的硬板床上。［43］

这种拥挤的条件和原始的卫生状况使得疾病在城中迅速蔓延。

虽然巴金在“激流三部曲”中没有提及这个话题，但是卫生状况确实是20世纪头几十年新警察和市政府十分担心的问题，特别是对人类排泄物的处理。像巴金这样全家人住在自有庭院或者杂院里的家庭，通常会有仆人负责倒马桶，把排泄物运给定时来收夜香的人。在城中比较穷的区域，公共厕所也是一门生意。大部分街上会有一座或数座由收夜香者掌管的公共厕所。其利润来自于将这些排泄物卖给城外的夜香商人所得。［44］

在1903年新警察机构建立前，这些公共厕所通常就是一些用竹席围起来的简单的蹲坑。很快警察发布法令要求厕所必须按照更高的标准修建并且需要分开男女。晚上和凌晨靠油灯提供一点光亮。1918年警察开始向这些厕所的运营者征税用以支付清扫街道的费用。1930年，市政府试图将茶楼、旅店和厕所的税率提高一倍用于建造符合新的国家卫生法令要求的公共厕所。粪肥商人联合会对此表示抗议，他们递交给市政府的请愿书保留在档案里。里面包括对于成都这个行业的历史的简述，解释了它对于当地农民的重要性，并且声称，尽管长久以来不断增加的税费使得这一行越来越难以赢利，但仍然有几百个家庭是靠这些夜香工人的劳动养活的。［45］

在巴金青年时代的成都，社会流动性与人身的流动性紧密相关。能够自由迁徙的人可以有机会离开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生存机会来改变命运的居住地及周边社区。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像鸣凤这样的女孩如此无助。她永远无法摆脱男女主人的控制。在高家的例子里，监管成都的人试图限制成都城区内部及与周边农村间的人口流动。1911年后的几十年里，街上组织了民兵队在居民区巡逻以威慑小偷，夜间还会设立路障限制进入某些街区。城市的高墙只准行人通过七座城门（其中三座建于1911年后）的一座进入城市，而这座门夜间也会关闭且有人守卫。白天，人们可以自由在街道和城门间穿行，但是警察和军队警卫可以拦住任何一个看起来可疑的人——某个逃跑的学徒或者某个正打算卖掉年轻女孩的绑架犯。

成都周边农田的物产能力以及机械化运输手段的缺乏意味着男人可以很容易地在成都平原找到运送产品或者人的工作。这些不断游走的人四处传播省内外的各种新闻，将成都人和周边城镇联结起来。但是在1911年后那些动荡的岁月里，由于多支军队在争夺对四川的控制权，这些人时时都有被强征入伍为士兵或脚夫的危险。一个年轻健康的青年如不想当兵，最保险的就是为城内某个能保护他的富有家族工作或者从事某个行会力量很强大的职业。但是，在巴金年轻时，军队的规模对于自身和猛烈抨击他们的学生来说，还是增长太快了。这正是我们将要讨论的话题。

注释：

〔33〕 同上，p305，333。也可参见Xiaoxiong Li ,Poppies and Politics第二章和第三章。

〔34〕 《秋》，p490。

〔35〕 Xiaoxiong Li, Poppies and Politics，p134-137。

〔36〕 熊倬云对于成都黑社会很熟悉，他曾出版一本回忆录讨论主要存在于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鸦片馆。参见熊倬云《反动统治时期的成都警察》。关于评估中国历史上鸦片消费的难度及其隐含意义，参见Dikötter,Laamann,Zhou, Narcotic Culture。

〔37〕 外交部《1910-1941鸦片贸易》第五卷，1922-1926，第19部分，p3。引自Xiaoxiong Li, Poppies and Politics，p129。

〔38〕 《中华民国五年度四川省内务统计报告书》。这些数据没有统计“年龄不详”的人群。这类人在男性人口中占比约2.7%，女性人口中占比约1.9%。

〔39〕 Kinsella和He, An Aging World，p37。

〔40〕 李致，《叔侄情》。

〔41〕 在《家》的第十五章对秦家的情况作了描写。

〔42〕 王笛，《街头文化》，p198。

〔43〕 Hubbard,“Geographic Setting of Chengdu”，p131-132。

〔44〕 Han Suyin在Crippled Tree（p37-39）中描写了20世纪初的公共厕所。

〔45〕 四川省档案书记处记录，档案7557。关于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中国东部城市的卫生与健康论述与实践的介绍，参见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她在p176-177以及p209讨论了公共厕所。

节选自《巴金〈家〉中的历史：1920年代的成都社会》

作者：[美]司昆仑 (Kristin Stapleton) 著; 何芳译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