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音乐老师高至凡的人生拼图：他如何用音乐成风化人？

在5年的教学生涯中，厦门音乐教师高至凡用优秀的音乐才华把厦门六中合唱团（以下简称：六中合唱团）的孩子带入全国的舞台，让人感受到青春的清澈与美好。

世事无常。７月19日，他因突犯重疾抢救无效，当日离世，享年28岁。

他的死讯传出后，亲人、师友和学生纷纷从四面八方赶来为他送行，大家持有鲜花、眼眶湿润，沉浸在悲伤的海洋。

在离世后的十多天，互联网上对于高至凡的悼念从未间断，他和六中合唱团的故事铺天盖地，学生用歌声为他送别的视频，更获得了数亿的点击量。

一个年轻优秀老师的生命戛然而止，留下了无尽思考。

“老高是你一辈子都很难碰到的老师。”刘晓奇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称。

刘晓奇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音乐戏剧系一名大四学生，但举手投足有着远胜于同代人的稳重，他所提及的“老高”就是刚刚送别的厦门第六中学音乐教师高至凡。

“他是我音乐道路上的伯乐。”刘晓奇说。

他与高至凡老师的交往犹如电影一幕幕从眼前划过。告别仪式前一天，当他获知自己将作为学生代表在告别仪式上发言时，内心极为挣扎和抗拒。

“我相当于要正式宣布他的死亡。”刘晓奇说，他害怕面对那一刻。那几天，他偶尔在跟朋友约饭局时会顺便冒出一句“叫上老高”。

“学生在合唱团学到的演唱技法，只要毕业了，最终都会淡忘的，不会忘记的是和高老师相处几年，对他们的人生影响，包括对人生的看法，这是最难忘的，乃至是父母也做不到的。”厦门第二中学音乐教师苏晶对澎湃新闻说。

高至凡究竟是一位怎样的老师？最好的老师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与学生之间究竟建立了怎样的深厚情感呢？教育的本质又是什么？

澎湃新闻通过对高至凡的老师、学生、挚友和同事的采访，力图完成对一位普通音乐教师的人生拼图。

音乐少年

高至凡是福建平潭人，毕业于当地岚华中学，念高中时，他已表现出优异的音乐天赋。

“无论是声音，抑或是对音乐的感觉，他都是很好的做音乐的材料。”平潭第一中学音乐教师薛彬对澎湃新闻称，他曾是高至凡在岚华中学时期的音乐老师。

高至凡喜欢唱歌，无论是在学校走廊，还是放学的路上，他都会哼哼唱唱。

当时学校并没配充足的钢琴，不少学生只能偷偷翻墙到学校的琴房里去练琴。薛彬见此情形拿出所有积蓄购买了十几台钢琴，希望给学生提供更加宽松的练琴环境。

“我那十几台钢琴，他统统都弹了一遍，他学东西明显比别的同学快。”薛彬说，高至凡很勤奋，在读高中时学会了许多乐器。

在他眼里，高至凡拥有极强的音乐领悟力。

“他既能准确表达歌曲的感情，还能传达对音乐的独特感受。”薛彬说。

高至凡的父亲——高诚兰常年在外经商，他起初对儿子学习音乐持反对态度。

“他父亲思想上有误会，认为音乐不可以当饭吃。”薛彬说。

高至凡母亲曾是一名幼儿园园长，她对儿子学习音乐给予很大支持。为抽出更多时间照顾他，她辞去园长一职，只担任普通的幼儿园老师。

对于母亲的爱，高至凡感念于心。

“我经常听他谈起妈妈，说自己小时特别不懂事，爱去网吧，妈妈有一次气哭了。看见妈妈哭了，他发誓再也不调皮了，就和妈妈说要好好学音乐。”刘晓奇回忆说。

看见高至凡如此痴迷音乐，高诚兰也改变了态度。

“当年在福州参加福建省联考时，全程都是父亲陪着他。”薛彬回忆说。

2010年，高至凡以优异成绩被厦门大学艺术学院音乐教育专业录取。那一年，福建全省音乐考生共3500多人，他排名29名。

进入大学校园，他更如饥似渴地学习音乐，参与举办音乐会。

“他说在大学时并没有别的业余爱好，大部分时间都是听音乐。”刘晓奇回忆称。

高至凡曾一度被视为男高音的好苗子，应该走歌唱家的路线，但厦大的学习让他发生改变。

“他的兴趣转向了西方音乐史。开始研究西方音乐家的创作背景与创作方式，谈论古希腊、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音乐风格。”薛彬说。

每次寒暑假高至凡回老家时，都会来找他聊天和散步，高至凡的知识面让他很诧异。

“他阅读了许多大学生会认为不必要的书籍，培养了自己的音乐审美，我想这也是他为什么能让学生爱上音乐的原因吧。”薛彬说。

扎小辫子的音乐老师

“我应该是全校老师中最早一个见他，最后一个送他走的人。”厦门六中副校长戴鹭坚对澎湃新闻称。

2014年８月，高至凡大学毕业，他在4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正式成为厦门六中一名音乐教师。

高至凡那时已在厦大校内组织了一支室内管弦乐团，略有名气。

为慎重起见，身为学校分管文化的领导，戴鹭坚决定亲自考察，他在厦大图书馆举办的一场室内演奏会上见到高志凡。

“他扎个小辫子，走路一蹦一跳的，摇摇晃晃，跟周边人关系都很好，这点让我印象深刻。”戴鹭坚说。

谁也不知道他究竟为厦门六中带来怎样的改变。

正式入职后，高至凡在学校相当长的时间里都扎着小辫子，此举在学校曾一度引发争议。

站在学校管理角度，这的确是一个管理难题。

“如何来说服不让学校女生留长发，却允许一名男老师留辫子呢?”厦门六中一名老师说，由于老师面对的都是中小学生，因此背负着言传身教和引导作用。

针对高至凡老师的留辫子的问题，厦门六中并未因此对他提出过任何要求，只是偶尔规劝。

“我想很多学校都害怕招到异类、不遵守纪律的老师，当我听他讲了第一堂课后，我确定他是外表不拘小节，内心却很执着的好老师。”戴鹭坚说。

在课堂上，高至凡也展现出了优秀的教学能力。

“他上课说话很言简意赅、生动活泼，吸引孩子们的注意力，让大家都很喜欢他。”戴鹭坚说，他善用音乐解决和孩子的沟通问题。

他认为，一名优秀教师不在于古板地用老师身份去压着学生，而是把知识用喜闻乐见的方式作用于学生。

“他的授课方式让学生化被动为主动。”福建医科大学大一学生吴琼对澎湃新闻称，她于2018年毕业于厦门六中，曾经上过高至凡的音乐课。

高至凡沉浸在音乐世界的状态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上课前，他通常都会坐在那里弹钢琴，等到自己弹舒心了，同学也安静下来了，他才正式上课。

他不喜欢传统的授课方式，经常把音乐教室的椅子摆成一个圆，让大家围着他，也不反对学生在自己课堂写别的作业。

“他的音乐课很有趣，没人写作业。”吴琼说，高至凡的最大特点在于能把课堂变得很有活力，他经常给学生介绍不同国家的合唱团和表演形式，让大家能从多个角度看待音乐。此外，他还让学生能充分展示自己的音乐才华，弹钢琴的同学表演钢琴，会唱歌的同学演唱歌曲。如此一来，他的音乐课便会很放松。

“他认为音乐是用来享受和放松的课。”吴琼说。

“放牛班”的春天

在入职初期，高至凡主抓厦门六中的弦乐团。2014年10月，学校决定让他带头组建一支室内混声合唱团，成员以厦门六中高中部学生为主，并赋予他很大发挥空间。

厦门六中艺术传统历史悠久，最核心的是舞蹈和管弦乐，1995年就成立了六中合唱团，但一直没做起来。

“我感觉很多活动都停了，老师不带队，不参加比赛，不排练作品。”刘晓奇说。高至凡刚来的那段时间，六中合唱团正处于低谷。所以，他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招人。

“在全市拿不到好名次，学生也不爱参加，家长害怕影响到孩子的学习成绩，合唱团招人相对困难。”刘晓奇说，当年他以艺术特长生破格入读高中部，理所应当扮演起高至凡老师的“助手”角色，揽掉所有杂事，为合唱团拉人是首要任务。

“不仅从学校体育生、朗诵班、舞蹈队、动漫社、音乐团去拉人，还找到了许多没学过音乐、不爱上课的学生。”刘晓奇说，如何让别人眼里调皮捣蛋的“野孩子”，变成喜欢音乐的学生，情节犹如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该片讲述了一名音乐老师如何改变“野孩子”命运的故事。

当时，不少学生正处青春叛逆期，不喜欢上课，借各种理由跑出学校去打篮球、打牌和玩游戏，虚度时光，还有同学跑出去做微商。

为让更多学生参与到合唱团，高至凡与主要成员在校园内四处拉人。

“无论你是谁，你会不会唱歌，你先来，先试唱，不行再说，我前后拉了上百人，合唱团最多时有80多人，最少也将近30人。”刘晓奇回忆说，后来合唱团是组建起来了，正常运转却并不顺利，有学生认为合唱团没意义，也有学生贪玩，喜欢打游戏，因此造成不断有人退出和离开。 

这是高至凡面临的另一个挑战——如何让桀骜不驯的“野孩子”爱上音乐，从而使合唱团正常运转。

为能和大家打成一片，他经常和“野孩子”们玩在一起，偶尔动用老师“特权”帮助学生逃课，有时学校排练室成为大家的“庇护所”。

“只要到排练室抓逃课，肯定没错。”刘晓奇说。

高至凡也似乎不太守“规矩”，他经常不参加学校组织的活动，大大咧咧，时常还说错话，得罪人。

“有时我感觉他不像我老师，我倒像他哥，帮他应付各种场面。”刘晓奇说，在很多时候都是学生帮他矫正说话和做事，这也使得高至凡与学生之间形成彼此互助的师生关系。

“不仅是他改变我，我也改变他。”刘晓奇说。

在六中合唱团几乎没一个人叫他“高老师”，纷纷都是叫他“老高”，这是很多老师难以做到的亲近感。

“他不是老师或者家长带着一群孩子，更像是孙悟空带着花果山的猴子，而他是猴王。”复旦大学Echo合唱团指挥兼音乐总监洪川说。

室内合唱团组建不久，学校下达明确任务，参加一个厦门市中学的合唱比赛。因此高至凡对合唱团提出严格要求，乃至于有部分不符规定的成员被踢出团队。

经过大家的努力训练，最终荣获厦门市一等奖。

客观来看，高至凡让六中合唱团走出低谷，多次荣获厦门市内中小学合唱比赛一等奖，并举办多次音乐会。

谁也没有想到的是，他能让六中合唱团走红大江南北，成为全国中小学学习的样板。

“追求真实、干净和感人的音乐”

高至凡曾经很排斥合唱团，认为艺术形式太传统。

当他听完复旦大学Echo合唱团、上海彩虹合唱团的作品，彻底改变了成见，并主动联系上述乐团。

有一次，复旦大学Echo合唱团在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出《我有一个恋爱》，他也在现场，他说自己那一次听哭了。

“他在人人网上找我时，我很意外、也很开心，总算有人能听明白我在音乐里放的东西。”洪川说。

复旦大学Echo合唱团是近年来活跃于上海的古典音乐团体，在业界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该团创建于2009年，成员大多来自复旦和国内多所高校。

洪川记得，高至凡和他初次聊天时，上来第一句话是：“教主，你们的《大江东去》好棒啊……但是那两首爵士的我不喜欢……《阳关曲》也非常好，我好想排。”

“哪有第一次网上聊天就这么说话的人啊！”洪川说，虽然有些无脑，但这样的率真，会让别的人很容易对他产生信任，最关键的是“音乐品位很好”。

高至凡是洪川音乐理念的追随者，他成百上千遍反复听洪川编曲的音乐作品，并进行全方位学习和模仿。洪川在看完他指挥厦门六中合唱团演唱的《阳关曲》后表示 “不容易，很服气”。

“所有处理都和我一样。我问他，他说我们的版本他听了成百上千遍。”洪川说，“他对于这种学习并没有任何遮掩。”

在那个时间段，高至凡想方设法向上海顶级的合唱团学习，并将最新的演唱技法引入六中合唱团，让孩子们真正爱上音乐，他先后邀请金承志和洪川到厦门授课。

高至凡也排练了《我有一个恋爱》，并于2016年5月22日在厦门大学正式演出，获得很好反响。

2017年起，学校决定将初中部合唱团也交由他来管理。学校用意很简单：希望初中培养的优秀苗子，往高中部输送，让厦门六中涌现更多优秀人才。

由于初中学生没有比赛任务，这给他的大胆创新提供更大空间，合唱团许多用“阿卡贝拉”方式演唱的走红作品，大多是初中学生完成。

作为西方古老的教会音乐，“阿卡贝拉”历经多次变革和演化，不断催生新的演唱形式。

“至凡和我说，他想学习国外的音乐形式，把手、身体、图书和杯子作为打击乐，这样既有观赏性，还保持古典音乐的基础。”洪川说。

高至凡总想做点别人没做过的东西，比如在无伴奏的“阿卡贝拉”原有基础加入打击乐、钢琴伴奏乃至小乐团，让音乐更加动人。

徐聪的加入至关重要，当年高至凡与他一拍即合，决定让六中合唱团用“阿卡贝拉”的无伴奏、多声部的演绎方式去唱歌，定能出彩。

作为“阿卡贝拉”音乐的追随和推广者，徐聪创建了乐队与合唱团，由他编曲的多首作品均荣获国际音乐大奖。

他和高至凡是完全不同性格的人，一个好动，一个安静。

他们也曾是同租室友，因此在一起常能迸发出火花。

“他们两个是音乐狂人，痴迷到经常不吃饭，一起讨论音乐。”厦门市教育局体卫艺术处处长洪建军说。

“他不会很在意小细节，但对远景把控得很好。”徐聪说，他和高至凡的共同点是——都喜欢精良、真实、干净和感人的音乐。

正是如此音乐风格成就了六中合唱团。2017年12月，六中合唱团以一曲《青花瓷》跃入大众视线，立刻红遍大江南北，好评如潮，同时受到多家知名电视台邀请，跟明星一起公开演出多首脍炙人口的作品，令人惊艳。

2018年9月10日教师节，六中合唱团再次推出《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改编于“逃跑计划”乐队的音乐作品，更是在国内外视频网站获得数以亿计的流量。

“曾经分析为何走红，肯定有很多创新，但本质还是选对了歌曲和演唱者，天真可爱的初中生，唱出来的声音很清纯、干净，犹如天籁般触及到了人们的神经。”洪建军说。

“做的是人的教育”

六中合唱团的意外走红让学校与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始料未及，无数媒体好奇究竟是怎样一位老师能把合唱变的如此动听。

当六中合唱团成为舆论中心时，高至凡却极为低调，始终和媒体保持距离。

“他很不喜欢应付媒体，我们只是老师，很怕自己成为别人眼中的所谓权威专家。”苏晶对澎湃新闻称。

苏晶是厦门二中合唱团的核心人物。3年前，高至凡给他打电话，希望两所学校共同合办音乐会，起初他内心很抵触，当时学校之间尚存一丝竞争关系，大家习惯了“各自为政”。

谁也没想到，高至凡仍始终保持着极大热情，反复邀约，答应和他见面，两人音乐理念极为相似，由此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他认为厦门学校间应该拆掉围墙，一起打造推动厦门音乐的平台。”苏晶说。

在厦门市教育局力推和共同帮助下，他们打造了厦门另一个音乐会品牌——“鹭岛少年”合唱音乐会。2016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三届。

“今年音乐会门票三分钟就被抢光了。” 苏晶说，能吸引那么多人来听一个中学生合唱团的唱歌，肯定值得骄傲。

苏晶说，身为一名老师，高至凡最值得尊敬的地方在于——他会把音乐用各种方式告诉大家。

为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他总能想出“怪招”吸引他们进入音乐世界，比如带些红酒软木塞到课堂，让学生咬住发音，训练腔体共鸣；或者让学生们用气息将纸片贴在墙上。

高至凡对学生更是毫无保留，真诚付出。

“只要有人来询问音乐方面的事，他都会毫无保留地予以回答，尽量把东西教给大家。”苏晶说。

高考是高中生的人生大事，六中合唱团也有成员希望参加艺考，报考国内知名艺术院校的作曲、音乐制作和表演专业，由于许多艺术院校都在上海、杭州和北京，所以考前的专业辅导极其重要。

为帮助学生实现梦想，高至凡经常自掏腰包坐飞机陪着他们去找辅导老师，不求任何回报。

“放在当今，请问几个人会这样做呢？”苏晶说，高至凡从来没有找学生要任何东西，全都是无私奉献。

“曾经也有记者采访他，说你最高兴的是什么，他说是看到自己的学生考到更好的大学，有更好的前程。”苏晶说，他和高至凡都会把合唱团的学生视作伙伴。

刘晓奇对此也印象深刻，高至凡在音乐上的很多事都会和学生商量。

“如果给合唱团选定歌曲，他只提出建议，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最后听取学生意见。”刘晓奇说，他也经常拿出自己的作品，谦虚地询问学生反馈。

“我们会把他们当作朋友，更真心更真诚地去对待，而不是只是用世俗的老师的眼光去要求他们。教育是相互的关系，你在帮助学生成长，学生也在帮助你成长，而不只是你教给他多少东西。”苏晶说。

高至凡和苏晶偶尔也在一起探讨歌唱的意义，他们的结论是：“做的是人的教育”。

“我们不会给学生压力。作为老师，应该克制自身的欲望和求胜心，教会学生谦逊地对待身边的人，唱一两首作品，获什么奖项，完全不重要。”苏晶说。

他认为，老师心态很容易体现在教学行为上，若以学校荣誉作为道德绑架，却忽略了学生们对音乐的享受，即便得了奖，让老师获得很大满足，但极有可能学生再也不想唱歌了。

“每名学生的合唱生涯最多两年就结束了，今后很难再体会合唱的快乐，学校合唱团最重要在于如何帮助孩子成长，大家一起经历和学会了什么。”苏晶说。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奇妙而隐秘的语言，它能产生奇妙的效果，真实地改变一个人。

“它能帮助学生走出很阴暗的情感，至于如何走出呢，或许老师本身不知道，可能一句话，一次排练，他就突然感动了，改变了。”苏晶说，这也是为什么高至凡的离世，让学生如此念念不舍。

高至凡意外离世后，曾经的师友和学生才开始真正怀念起音乐狂人。

“他只有三样爱好：睡觉，音乐和教学生。”刘晓奇说，他更像古代诗人，或者音乐的“苦行僧”。

“他一直都不宽裕，每次吃饭都是我付钱。”刘晓奇开玩笑说。

现在高至凡的学生都习惯于用吐槽的方式去怀念他：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丢三落四，爱抽烟……

作为一名贴近高至凡私人生活的学生，刘晓奇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尽管高至凡用“阿卡贝拉”演绎方式制作了多首感人至深的歌曲，但他内心却始终坚持推广古典和严肃音乐，乃至于有些孤独。

“我们默默无闻地做了很多在别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东西，他唱的大多数歌曲，别人可能都听不懂，也都不爱听，乃至有学生也会说，他做的东西不是现实判断上很有意义的音乐。”徐聪说。

高至凡的身份是音乐老师，他也是一名音乐的推广者。六中合唱团走红后，全国无数合唱团和管弦乐团邀请他去指挥和排练。

“他的志向不仅仅只是做一名老师。”洪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