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田野｜不求上进的穷人活该穷一辈子吗？

我和某个前任曾经就一个问题发生过一场争论。当时我们俩刚看完一本关于凉山地区的民族志，一开始还只是在讨论那本书，后来就围绕着凉山地区的扶贫问题吵了起来。凉山地区的扶贫在那段时间算是个社会热点话题，一大批博主展示了自己收集到的“凉山人如何懒、如何不求上进”的材料，试图佐证，“政府已经给予了足够多的资源扶持，凉山地区今天的穷困源于该地区人民自有的劣根性”，说白了，“你穷，是因为你懒”。用我前任的话说，“不求上进的穷人，活该穷一辈子。”

或许是因为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并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

五岁的时候，我家里发生过一些变故，从小康一夜之间变成赤贫。一家人兵荒马乱地逃到深圳，我爸妈花了几年重新积攒了一点积蓄。到2007年，其实家里条件已经有所好转。但我爸爸性格强硬不肯认命，2008年的时候，他决定从深圳回乡创业。我因为年纪还小，只能跟着回了老家。我爸的创业项目是果木种植和出口，所以最早几年，我们一家几乎都住在一片林场里，说得夸张点，方圆十里没有其他任何一户人。这样的条件再想追求什么教育质量基本就是痴心妄想，我爸最后把我送到了镇上的一所完全小学。

完全小学（完小）是早些年中国村镇教育体系中的一类学校。在这个体系中，各村通常设置有一个村小，由几位老师负责村子里一到三年级的孩子的教学。各乡设有完小，完小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全乡所有孩子接受四到六年级的教育。因为有的村子离得较远，完小通常提供住宿。我在那所完小里念完了自己最后一年小学，之后又进入了镇中心学校念初中。

我们村的村小一共有2个老师，需要承担30多个孩子的教学任务——这个师生配比，坦白讲，四舍五入基本上就是真实放牛了。更妙的是上课的方式，由于教师不足，30多个孩子得窝在一个教室里一起上课，教室四面有三面是黑板，三个年级各朝一边坐着。老师在给某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他年级就做自己那块黑板上的练习题。

完小老师倒是足够，但住校的学生太多，宿舍完全不够住，必须得两个小孩挤一张床。那儿的厕所还是老式的蹲坑，蹲着的时候往下望去能看到粪池里翻动的蛆虫，恶心得要命。浴室更是压根不存在的东西。冬天还好，到夏天一个十几平米的寝室里挤着二三十个半大小子，一个星期不洗澡，味儿大得不行。爱干净的只能等大家都睡下之后，打点儿冷水提着躲到宿舍楼后头趁天黑没人冲个澡。

在这样的环境里上学的小孩都是什么样的呢？按照常规的叙事，他们应该坚定地求学，把考上大学改变命运当做是自己最大的梦想，一边给家里放牛一边在牛背上写作业，每天早上背着弟弟妹妹走十几里山路上学，最好边走还能边背单词和古诗文。被任何一个大人问起来“你想要什么”，都应该用渴求的眼睛看着对方沉默半响，再小声回答：“我想读书。”

这是社会新闻、公益广告、助学组织的募捐材料里你最容易看见的那个故事。

但实际情况并不如此激动人心感人肺腑。在我曾经居住过数年的那个村子里，大多数家长并不鼓励孩子念书，而是倾向于让孩子在初中后早早辍学，“出去混社会”。他们不羡慕考上大学走出村子的那些人，他们羡慕早早出去打工给家里定期寄来些钱补贴家用的小孩，羡慕在县城混黑道回来能“罩着家里”的小孩。我念的那所镇中心学校2012届有800人左右毕业，后续进入普高就读的不到15%，其他少部分进入职业高中，最多的是离开学校走向了社会。到高考，这15%进入普高的学生里，粗略估计只有不到一半考上了本科，上了一类本科的更是屈指可数。

因为对全家年收入仍在四万以内挣扎的他们而言，生活不存在“五年后”、“十年后”，他们的决策标准，不是“如何让未来更好”，是“如何把现在熬过去”——或许读书真的能改变命运，但不读书，能最快减小家庭经济负担。

2015年暑假回家，我妈突然告诉我，我在那所完小里的一个同学年初从深圳打工回来，生了个孩子。

我对这个同学很有印象。她母亲多年前外出打工，跟一个工友生下了她，这个工友后来人间蒸发。她母亲拖着她跟一个同村的鳏夫结婚，几年后又生了个弟弟。她家条件不好，母亲和继父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弟弟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这个同学人不很聪明，但作业完成得还算认真。她朋友不多，也没什么大志向，从小学开始就盘算着“初中毕业出去打工”。后来得偿心愿，但在去深圳打工的第一年，就未婚先孕生下来一个孩子。打工、怀孕、被抛弃、生子，她的人生跟她妈妈多年前的人生诡异地完全重合了。

按笃信“努力就会有回报，所以你穷不是因为你蠢就是因为你不上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逻辑来看，我的这个同学似乎全是“咎由自取”。这话也没说错，她的确没有被任何人逼迫。她就是想要早早地出去打工，“掌控自己的人生”。她可能并不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任何不合理的地方。“一个徘徊在底层的循环”，不过是我自作多情地给对方的人生下的一个注脚。

但我想这里头是有些不对的——我的某位朋友曾经向我提过一个问题：“如果对方并不觉得自己需要被拯救，我们有权力去给对方的人生贴上“悲惨”的标签，自作多情地要去拯救对方吗？”

她的问题我今天也无法正面回答。但我想把这个问题换一个表达方式，或许我们会有些想法：我们应该默许一个“阶层不同的人就应该有不同的未来”的社会继续存在乃至加固吗？

没有人不想好好生活，没有人不想拥有更好的人生。但是，为什么有些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最优解”是多花两万块钱去报一个补习班，而另一些人追求更好的生活的“最优解”则是尽早辍学去深圳打工？个中差异显然不是任何“作为个体的人”造成的，那又是什么造成的呢？问得更残酷一点，在每一条人生道路指向的最终可能的信息并不对等、社会的结构性压迫空前强大的今天，被压迫者的自由选择，真的是自由选择吗？

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在探讨“什么是资源的平等分配”的问题中提出过，人应当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不应为自由选择之外的因素造成的资源差异负责。平等的资源分配必须保证“敏于志向，钝于禀赋”(ambition sensitive, endowment insensitive)。

但在今天的社会里，人们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在于，由于父辈积累的巨大资源差距，出身不同的人基于各自的经济理性发展出了不同的志向。面对这些弱势个体自愿放弃“更光明”的可能，选择走向“不那么光鲜的未来”的状况，我们没有资格否定个体的理性、自决。但我觉得，我们应当有所质疑有所反思：同一道题干，这个社会给不同人的选项数量和选择答案的判准为何如此不同？

趾高气昂、简单粗暴地指责弱势者的短视并不会让现状变得更好，有志于创造改变者，更应该思考，如何在志向上赋予弱势者更多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