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阁办公厅：揭秘同僚眼中的丘吉尔

编者按：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记者，出身于贵族家庭，父亲伦道夫勋爵曾任英国财政大臣。

丘吉尔1874年生于英格兰牛津郡伍德斯托克。1940年至1945年和1951年至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雅尔塔会议三巨头”之一，战后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揭开了美苏冷战的序幕。他写的《不需要的战争》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6卷、《英语民族史》24卷等。

《内阁办公厅》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英国内阁办公厅从一战期间创设至今的详尽历史，同时囊括了其11位内阁秘书长的多彩经历，他们是变化莫测的英国政治图景中长久存在且隐藏于幕后的一派政治力量，深刻影响着英国乃至世界政治发展的走向。这其中也包括

该书围绕着内阁秘书长的角色及其与首相、文官群体和各大臣间的关系重点展开论述，深度分析了内阁办公厅如何承担众多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如支持首相并为其宣传造势、达成必要的交易、危机管理等，从而凸显其在塑造可问责、有担当的政府中的重要角色。以下内容选自该书部分章节。

丘吉尔

丘吉尔入主唐宁街 10 号，从个人角度讲，布里奇斯心情十分复杂。丘吉尔年长布里奇斯近 20 岁，在担任财政大臣时便是布里奇斯的上司。新首相对布里奇斯慧眼识人。在前线作战、忠于职守和专业能力上，布里奇斯无可挑剔。但正如温尼弗里斯指出的那样，丘吉尔“可能永远不会忘记布里奇斯曾效 忠过张伯伦”，尽管他又说道：“但丘吉尔并不认为布里奇斯是绥靖派。”在很多中立的官员和政客看来，丘吉尔仍是危险的冒险分子，有可能像他在应对达达尼尔战役时那样，使英国陷入重大危险之中或鲁莽采取行动。在上任后的前20 个月里，布里奇斯赢得了张伯伦的尊重和信任，5 月 10 日晚上，当丘吉尔的私人秘书乔克·科尔维尔举起香槟杯祝贺“海上之王”丘吉尔时，布里奇斯仍然为张伯伦的离去感到惋惜。因此，1940 年 5 月 11 日，也就是丘吉尔上任第二天，布里奇斯在前往海军部拜见丘吉尔时，心中仍有些忧惧。坐在等候室的布里奇斯思索：“在如此危急关头出任首相，我表示祝贺合适吗？” 最终见面的时候，布里奇斯十分得体地说道：“愿您一切如意。”丘吉尔用他那为人熟知的方式哼了一下，凝视许久之后，他说：“嗯，一切如意！我喜欢！其他人都在恭喜我。一切如意！”

布里奇斯具备一位杰出的文职官员所必备的一大素质，即效忠于不同政治领袖而无谄媚之态。他自己这样描述这一技能：

你必须让丘吉尔感到你和他站在同一立场，你认同他的根本观点，你所做的任何批评本质上是为了有所助益。一旦他确认了这一点，他便会倾听你的意见，你也因此成了他认可的批评者。

布里奇斯在儿时便学会了洞幽察微，这帮助他更快地掌握了与机警敏锐的新首相的相处之道。丘吉尔一上任便为政府上下带来了一种紧迫感，推动各方即刻投入工作。伊斯梅写道，“国家各个领域明显更加努力”：

与政治、经济或军事相关的讨论都可以很快被提上议程， 此外，战时内阁赋予了丘吉尔很大的个人权力，加上他个人的执行力和超强的推动力，决策的制定和落实都空前加快。

 布里奇斯不断收到“新老板”的指令。大家在办公室里把这位“新老板”称为“恳请者”，因为他经常说“恳请您表达 观点”“恳请您做出解释”。丘吉尔喜欢把所有的事情都写在一张大号书写纸上，这就增加了布里奇斯和其团队的工作难度，因为他们必须对通常很复杂的论点加以总结。“将你的思考压缩在一张纸上比写一部小说难多了。”布里奇斯有一次向温尼弗里斯抱怨道。伊斯梅的应对方法是附上长长的细节附录： 此类文件最后均附有附件“T”。虽然始终保持着上下级的距离，但布里奇斯和丘吉尔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推进日益紧密。“战争时期，没有固定工作时间”，布里奇斯写道：

丘吉尔夫妇战争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俯瞰鸟笼道的新公共办公大楼，在这里，实际上并不存在首相官邸和办公室的区隔。我们可能在丘吉尔的书房或是卧室和丘吉尔一起工作，或是在他和家人吃饭的时候被叫进去听取一道紧急命令。他很快 给我们一种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已经成为他的荣誉家人。

丘吉尔“上任短短几天时间内，整个政府便上下一心，以前所未有的效率紧锣密鼓地投入工作”，这让布里奇斯大为震惊。如布鲁克所说：“他要求所有的事情都立即被落实：所有命令，不管多么苛刻无理都必须被执行……工作量大，工作节奏快。”丘吉尔的个人指令像是铮铮作响的机器响彻政府上下，宣誓着他的个人权威。“必须明确，我的指令均是以书面形式发出的，”丘吉尔写道，“除非决策有书面记录，否则，任何号称由我决策的国防事务，我概不负责。”

随着战争的推进，布里奇斯的工作愈加艰难。丘吉尔出现疲态，工作方式越来越古怪，引起了参谋长和大臣的不满和愤慨。“随着战争的进行，首相中意的开会时间越来越晚，”雅各布写道，“会议大约晚上 10 点半开始，直到午夜才结束。接下来是誊写会议纪要，打印出来，因此我要到凌晨 2 点或 2 点半才能上床睡觉。”那几年总能听到布里奇斯的内阁同僚及下属抱怨要熬夜撰写会议纪要。

丘吉尔很快将张伯伦原本人数不多的战时内阁削减至5人。除丘吉尔外，还包括枢密院议长张伯伦（张伯伦拒绝了丘吉尔 请其担任财政大臣的任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Halifax）、 掌玺大臣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不管部大臣亚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哈利法克斯是唯一一位要对本部门负责的大臣，非丘吉尔一派，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亚瑟·格林伍德是工党，也非丘吉尔一派。但丘吉尔决意在政府中纳入多方力量，也接受了自己的实力尚不足以肃清张伯伦党羽这一事实。他想将大权旁落的劳合·乔治请回政府，但遭到了张伯伦的反对。其他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重要大臣有财政大臣金斯利·伍德（Kingsley Wood，保守党），劳工部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工党），报社所有者、丘吉尔之友、战机生产部大臣（Minister of Aircraft Production）马克思·比弗布鲁克。张伯伦于 1940 年 11 月因癌症去世，丘吉尔将枢密院议长和协调内务的重担交到了前公务员约翰·安德森（John Anderson， 安德森是内政部常务副大臣，1938 年以独立议员身份进入议会）手上。1940 年 12 月，哈利法克斯出任英国驻美国大使，安东尼·艾登接替其职位。自由党领袖、空军部大臣阿奇博尔德·辛克莱（Archibald Sinclair）也经常出席战时内阁会议。

布里奇斯十分劳碌。1940 年 5 月 10 日至 1945 年 5 月 18 日， 战时内阁召开会议 919 次，平均每周 3 次半。1940 年的后 7 个半月召开会议 193 次，1941 年 138 次，1942 年 174 次，1943 年和 1944 年各 176 次，1945 年截止到战争结束召开会议 62 次。 这意味着要准备大量的会议议程，撰写大量会议纪要。相比之 下，劳合·乔治领导下的战时内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召开会议 615 次，1916 年 12 月 9 日至 31 日 23 次，1917 年 285 次， 1918 年 205 次，1919 年截止到 8 月 14 日召开会议 102 次。会议主要在唐宁街 10 号和战时内阁办公室召开，有时会在威斯敏斯特一个废弃的地铁站中，或霍斯弗利路（Horseferry Road）上的圆形大厅里，或圣公会总部大楼（Church House）， 抑或是多利士山（Dollis Hill）的邮政总局研究工作站（GPO Research Station）。

1942 年 2 月，丘吉尔向下议院汇报战时内阁的工作，特别提及对自治领的管辖这一至关重要又十分敏感的问题：

战时内阁成员对所有国家政策集体负责并承担个人责任， 他们是唯一对战争负责的人。但各自也有具体的负责领域。工党领袖，作为国民政府第二大党的领导人，在所有场合中承担副首相职责，因此在不增加战时内阁人数的情况下，各个方面的情况向我们表明，与自治领相关的请示……将交由某一位战时内阁成员负责。

并非所有人都认同丘吉尔的领导方式。偶尔参加战时内阁会议的劳工部大臣艾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将丘吉尔的领导方式与艾德礼的领导方式相比，对丘吉尔批评道：

当首相不在，由艾德礼大人主持内阁会议时，会议会按时 召开，按照议程有条不紊地进行，决策按需达成，我们工作三四个小时后便可回家。当丘吉尔首相主持时，我们从来没有按照会议议程进行，也没有做出任何决策。

但她也并非全盘否定，她承认：“半夜我们回到家中，躺在床上，我们能感觉到，我们又一次见证了历史。”1944 年年底，一些很看好丘吉尔的人也加入了反对者之列。很快成为丘吉尔仰慕者的科尔维尔回忆道：“在接下来的两周内，丘吉尔盯着希腊问题不放，战时内阁对此大为光火。”爱德华·布里奇斯和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曾说，“因为首相只想谈论希腊问题，所以，战时内阁什么都做不了，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被延后”。25年前，类似的抱怨也曾出现在劳合·乔治身上。但二人都没有受到这些抱怨的影响。布里奇斯尽管也有委屈，但与汉基不同，他并未将自己的委屈记录下来公之于世，而是依然充分颂扬了丘吉尔的过人之处：

在危急时刻，当重大的问题必须立刻决断时，丘吉尔总能统揽全局，即刻解决，快速抓住关键问题和核心论点，经深入探讨后做出决策。但当议程上的问题没那么重要或紧迫时，丘吉尔则喜欢展开辩论，并就讨论中出现的令其感兴趣的方面进一步拓展，这便造成了会议被长时间而无必要地拖延。

本文摘选自《内阁办公厅：现代政府的诞生》，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