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复杂世界中，美国的大战略思维还有用吗？

《外交政策》期刊网站近日登载美国进步中心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富克斯（Michael H. Fuchs）的文章称，自遏制战略被认为促使美国赢得冷战以来，美国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大战略，但几乎没有成功。事实上，大战略可能会成为民族主义的集结口号，弊大于利。今天的美国不需要大战略，相反，美国领导人需要确定优先任务，并为每一项任务制定战略。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今天的大战略理念是围绕冷战时期外交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的遏制政策而展开。该政策试图阻止苏联影响力的扩张，并挤压苏联，直至其发生变革。后来的政策制定者将其视为华盛顿全球战略的巅峰，一直在寻找外交政策领域的“圣杯”。

多年来，华盛顿的战略从克林顿的民主扩张，变成小布什的全球反恐战争，再变成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虽然一些战略取得了较大成功，但没有一项战略能够完全反映美国的利益。

在华盛顿，人们似乎有种固有的信念，即美国需要大战略。在各种外交政策活动中，你一定会听到“美国需要连贯的外交政策愿景”这种说法。然而，华盛顿之外的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则感到困惑。

美国进步中心最近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选民“没有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看到总体原则、根本依据或明确目标”。一些受访者想知道，为什么美国没有像中国和其他竞争对手那样制定一个在全球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的计划。

尽管制定大战略可能会给人带来舒适感，但政策制定过程很少会按计划进行。《国家安全战略》等文件和演讲可以提供关于目标的信息，确定优先事项，但很少能就如何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或处理意外危机给出答案。

二战以来，美国实施过遏制和全球反恐战争两个大战略，且在国内获得了广泛支持，为美国的政策提供了指引。然而，这两大战略往往适得其反。

虽然美国在冷战期间的总体外交政策成功建立了强大的联盟和国际机构，但美国的政策在某些方面却是灾难性的：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发动代理战争，包括夺去5.8万美国人和无数越南人生命的越南战争；支持针对民选领导人的政变，支持从伊朗到危地马拉的独裁者；参与军备竞赛，制造了数以万计、可以多次摧毁世界核武器；奉行麦卡锡主义，对国内民主产生寒蝉效应等。

自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反恐战争可能是最接近美国外交政策宏观愿景的。然而，美国和整个世界因此变得更糟。小布什政府捏造了伊拉克与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联系，伊拉克战争导致数千名美国士兵和无数伊拉克人丧生，强化了伊朗的地位，破坏了中东的稳定，可以说直接导致了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出现。小布什政府还以恐怖主义为由为虐待囚犯和非法监视的美国人辩护。

奥巴马试图停止为全球反恐战争政策辩护，但无法完全做到。他结束了伊拉克战争，但“伊斯兰国”的崛起把他拉了回去。他想结束阿富汗战争，但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说服他留下来。对恐怖主义的恐惧仍然主导着美国的国家安全辩论。特朗普利用了这些担忧，错误地将难民和移民等问题与恐怖主义威胁联系起来。

此外，即便制定大战略尤其必要性，但有效实施大战略还面临另外两个实际挑战：世界不断变化，美国的领导层不断变化。在奥巴马卸任仅仅两年半之后，特朗普已经瓦解了奥巴马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包括伊朗核协议和气候变化《巴黎协定》。

大战略有其用途，有利于在复杂的世界中明确优先事项，并通过向盟友和对手发出有关美国意图的信号来促进稳定。然而，为了实现最重要的目标，美国无需阐明一项大战略，而应把重点放在优先事项上。

今天的美国需要预防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阻止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战略、防止中国在东亚获得“军事霸权”的战略。美国还需要确保其预算体现这些不同甚至有时不相关的优先事项。在大战略层面之下，美国政策制定者应努力解决能指引政策的重大原则问题：除了自卫，美国什么时候应该愿意使用武力？美国是否认为主宰东亚的霸权是不可接受的？

来自中国的“威胁”要求美国制定认真、具体的政策，但把中国视为新的冷战竞争对手风险巨大。把中国作为新的大战略的重点，可能会给美国的政策注入种族主义和恐惧，削弱华盛顿制定有效政策的能力。美国需要明确提出大胆而具有雄心的目标，但美国的既定政策与华盛顿支持这些政策的意愿之间的巨大鸿沟可能会造成严重问题。

今天，没有一项单一的战略能够阐明美国的全球目标，政策制定者不应屈服于简化的目标或意识形态使命带来的虚假安慰。他们应该承认美国全球利益的复杂性，并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等具体挑战，而不是担心是否有令人信服的叙事来解释这一切。

本文编译自《外交政策》期刊网站文章AMERICA DOESN’T NEED A GRAND STRATEGY；译者：沈凯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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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陈佳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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