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宗与地下市委秘密联络机关“丰记米号”

坐落于上海市静安寺北侧、愚园路81号的一幢沿街欧式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洋房，是当年张承宗和刘长胜的故居，也是中共地下党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秘密机关。1946年至1949年，上海局主要负责人刘长胜以“荣泰烟号”老板的名义住在一楼，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则住在二楼。

1992年，这幢洋房就被列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2001年，在市重点工程——浦东机场配套工程建设中为保存这一革命纪念地，上海市静安区政府决定把这幢重达1200吨的楼房，经两次移动，向东整体平移100多米。平移后，这里本应该是愚园路11号，为了保持历史原貌，静安区政府仍保留了愚园路81号的门牌号，并在装修一新后，设立上海首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2004年5月27日，在上海解放55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正式对外开放。这里再现了当年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荣泰烟号、丰记米号、公啡咖啡馆等处的历史场景。

为迎接上海解放，在黎明前的残酷斗争中，“丰记米号”里有着一段惊险而悲壮的故事。

图 |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长胜故居里的“丰记米号”场景

“丰记米号”的开张由张承宗一手操办

1945年秋，为寻找职业掩护，张承宗约刘志荣在杨树浦八埭头开了一爿米店。张承宗把此处移交给中共地下党“警委”系统的邵健后，米店即搬到福煦路（今延安中路）916号，“丰记米号”于是正式开张。这家米店，既作为一个职业掩护的地方，又是地下市委的秘密联络机关，内部人员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张承宗与刘长胜认为米店的老板和经理，非张困斋莫属。

张困斋是张承宗的胞弟，时年32岁，但已经是一个有9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张承宗深知弟弟性格坚强，嫉恶如仇。上世纪30年代，在抗日救亡运动历次游行示威中，他担任纠察队长，总是冲在前头，身先士卒，负责保护游行队伍的安全，经常遭到反动军警棍棒枪柄的殴打。他还参加过无锡梅村的江南抗日游击队伍，以后调回上海，继续坚持地下斗争。张承宗和刘长胜相继回沪后，要建立一个市委秘密机关，就把张困斋调来担任这项工作。后来原由刘长胜和张承宗先后领导的地下电台，因为工作太忙，经上海局决定也由张困斋接替。当时，地下电台由秦鸿钧任报务员。秦鸿钧是内战时期农民暴动中参加中共的老同志，曾去苏联学过电讯技术。虽然张困斋还分别领导几个特殊关系，包括解放区派出来的一个银行负责人、业余电台的关系等，工作特别繁重，但由于地下电台绝对秘密，担负与中央及华中局通报、收报、发报，都要同上海市委和上海局直接联系，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绝对可靠，所以选派张困斋担任此职，负责对秦鸿钧电台（以下简称秦台）的领导。

米店其他工作人员，也经上海局和上海市委的严格审查。担任米店跑街的赵茅兴，也是抗战初期的老党员，在法商电车公司和永安公司当过售票员和职员，又在解放区长期做过党的政治交通，忠实可靠。米店的老师傅要做勤务工，要背米、送米、推老虎车（一种送货用的铁轮手推车），就选择了刘志荣。

图 | 1993年，浦作、刘志荣、张承宗、赵茅兴（左起）重访丰记米号

刘志荣原是纱厂杂务工人，上世纪30年代初，因参加反帝运动被捕入狱，坐了几年牢，抗战后才出狱，是经过长期考验的老党员。米店里的这三个主要人物，虽然各自经历不同，但是服从党的分配，不计较个人地位，组织性纪律性都很强。此外，还有一个名叫王春生的营业员，他是群众，但是个经营米业的老行当。在店里另有当短期学徒的，前后有两人，一个叫刘衍源，一个叫周昌其，他们虽然不是党员，但经过党的教育和党员的言教身传，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影响。

“丰记米号”对面是中统特务机关

米店开张后，张承宗与刘长胜就经常在此碰头，张承宗和学委系统的负责人吴学谦、李琦涛、浦作、刘长胜夫人郑玉颜也都在此联络。米店的生意还不错，特别是张困斋和周围的群众关系很好。米店左边有一家文具店，右边有一家油酱店，张困斋和两家店里的老板都交上了朋友。但是到1947年上半年，环境变得复杂起来。米店对面的一幢房子里，原来是国民党26军的办事机构，这时却换了个中统特务机构搬了进来，他们的大门开在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2号。

中统特务机关开在“丰记米号”对面，令张承宗他们始料不及。但是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尽管他们处在虎口之下，可是张承宗和刘长胜、吴学谦、李琦涛、浦作等人并不退却，他们照样进进出出，不过，他们还是特别提高了警惕，能少去则尽量少去，以避免不必要的牺牲。

在这段时间里，工作最辛苦、事情最繁重的要算张困斋了。刘志荣回忆当时情景说过：

张困斋同志在刘长胜、张承宗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既负责机关工作，又照顾米店的日常业务。此外，他还直接领导党的机要工作——秘密电台。还有许多我所不知道的任务，忙得张困斋日夜奔波。不久，赵茅兴同志因另有任务调离米店，张困斋又少了一个得力助手，当然就更忙了。可是他那不知疲倦、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和他的机智顽强的斗争艺术，把这千钧重担承当了下来，出色地完成各项任务。（刘志荣《难忘的“丰记米号”》，载《浦江忠魂——张承宗纪念文集》内部刊印，第89页）

发现对面住进了中统特务，张承宗不仅继续关心米店的工作，还把自己的大儿子张亚圣送到店里“帮忙”。

张亚圣由张困斋带到米店，交给刘志荣说：“这孩子跟你学，你教教他。”从此，每逢寒暑假，刘志荣就带着亚圣拉车背米，有时在烈日下，有时在寒风里，他们一起推老虎车，一斗左右的米袋就由亚圣送进住户，一石米的大麻袋就由亚圣帮刘志荣上肩扛着送到客户家。晚上他俩睡一张床，几年中始终如此。张困斋常常教育亚圣既要学文化知识，又要劳动锻炼，从小培养坚强不屈的革命战士性格。刘志荣发现张困斋对亚圣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非常喜欢。后来张承宗的母亲告诉他：宁波张家有一个规矩，二房若没有孩子，就由长房的长子过继给二房。困斋结婚后夫人早已去世，有人给他介绍女朋友，他说现在不忙结婚，等革命胜利了再说。亚圣于是就成了张困斋的儿子，困斋牺牲后，也就自然成了烈士子女。

不过，张亚圣经历的不仅仅是“烈日暴晒”“寒风刺骨”的锻炼，还参与了地下斗争的实际工作，乃至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还真的积累了一些对敌斗争的经验，他曾回忆：张承宗、张困斋身负重要任务，平时有些出头露面有危险性的事，就叫我去办。例如到苏俄侨民办的书店去买报刊资料、进步书籍等，由我去买。书店门口，马路对面有可疑人物盯梢的，困斋叔叔曾教我多种甩掉“盯梢尾巴”的办法。此外，住在杨树浦路525号品芳食品店的是地下党警委机关，邵健、刘峰等同志住在楼上。父亲到了米店，叫我把一袋米（约一斗）送到警委去。到了那边，他们把米倒在报纸上，找出比米粒大一点的纸团，然后由姜敏、苗雁群等人领我到楼下，给我吃新出炉的糕点，香极了。不一会，邵健把一袋米交给我依然背回，当然里面有纸团送给张承宗的。（张亚圣《父亲张承宗革命的一生》，载《浦江忠魂——张承宗纪念文集》内部刊印，第267页）

1949年3月19日下午，张亚圣像往常一样，将父亲给他的一个纸团放在裤腰旁的表袋里，去“丰记米号”交给张困斋，因未见叔叔，张承宗要他第二天去乍浦路123号家里找叔叔，他后来回忆：

20日一早，我走进困斋叔叔家，未见异常。开门进去，只见五六个国民党特务坐在里面，也没注意我这小个子，我正在进退两难时，祖母在楼上叫我上去，并对特务说，这是乡下远房亲戚娘家派小孩来看望我阿婆的，说着话也不等特务反应过来，边推边说：孩子，你回到乡下告诉妈妈，说我阿婆身体蛮好，把我推出了门。这时我看见小姑张玫卿、三叔张邦本都被特务软禁着，两位亲人给我眼色叫我快走。我出了门经天潼路走到四川路桥堍一家食品店里，取出表袋里父亲的一个小纸团，往嘴里一塞吃下肚里，乘上1路电车，再换乘了几次车辆，约4个小时，确信身后无人，就回到了愚园路家中。（同上，第269页）

少年张亚圣从国民党眼皮底下逃过了一劫！

收到密报：地下电台被破获

再说张承宗在20日早晨，就得到“警委”转来的紧急情报：前夜打浦桥新新里，破获中共电台，共党分子企图从屋顶逃跑未成，即被捉获。真是晴天霹雳！这个地址不正是秦台所在地吗？秦台肯定遭到破获了。差不多同时，刘志荣设法告诉张承宗：不要回家去，困斋出事了！

秦台的出事，带有一定的偶发性。1948年8月，担任与中共中央秘密通报工作的李白电台遭到破坏，李白被捕。虽然李白电台不属于地方党的系统，但不能不影响到秦台的工作。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决定秦台暂时停止发报，只收不发。一面研究如何改进电台的安全措施，一面又另择地点准备建立一个预备电台，或者新台。张承宗和刘长胜随即选择了新台的地址，配备了一套电台和工作人员，派朱志良加强对译员的领导，又指定了一位业余电台的同志作技术指导；对联络、交通等方面的安全措施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但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确实是来得太快了，上海局和上海市委必须和中央保持电讯联系以便及时向中央请示汇报并接受指示，而预备电台的建立尚未正式通报，秦台迁址又一时不能实现。此时此刻，秦鸿钧心里十分着急，于是向张困斋请示，建议领导批准及早恢复与中央通报，以利工作。张承宗和刘长胜考虑到李白电台已被破坏，秦台的任务就更加繁重艰巨，经研究同意，检查了各种准备工作，就恢复了通报。为安全起见，尽可能少发、不发，以防敌人侦察。但由于临近解放，收发报还是有所增加。

1949年3月17日深夜，国民党特务使用仪器测定，包围了打浦桥新新里秦台，逮捕了秦鸿钧。19日下午，张困斋按约定时间前往秦家联络，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抓获。秦鸿钧、张困斋两人在狱中受尽酷刑和折磨，但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4月20日张困斋致函母亲，告知：“别无他事请放心。”含意报告党组织，我什么没有说，请党组织放心。这封信，竟成为烈士绝笔。

图 | 张困斋写给母亲的绝笔信

秦鸿钧、张困斋先后被捕后，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社会关系，设法营救。与秦鸿钧、张困斋有联系的党组织及党员都得到了通知，进行了一定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启用了预备电台。

也就在此时，中共中央华东局电告刘长胜、张承宗，为安全起见，可撤退到解放区。在这紧要关头，刘长胜、张承宗决定不顾个人安危，坚持留下来指挥这场最后的决战，以迎接大上海的解放。

明智抉择“不劫法场”，迎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上旬，张承宗接到情报，说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要在浦东枪杀一批人，其中就有张困斋和秦鸿钧。警委的几位同志是与张困斋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要求市委批准他们去浦东劫法场，抢回自己的战友。这无疑给张承宗这位市委书记出了一道难题，张承宗该怎样解答？张亚圣对此有过一番描述，大意是这样的：讨论已过深夜，张承宗望着窗外，心中激起了层层波涛，思绪万千：天快要亮了，上海马上就要解放了，自己的亲手足，一起在“五卅”惨案中立志参加革命的，偏偏在这个时候落到敌人手里；而秦鸿钧这位老党员，为党的秘密电台工作默默无闻、隐姓埋名一辈子。本来一直是刘长胜亲自领导秦台的，后来交给张承宗负责，因为市委工作太忙，就交给了张困斋联系。“困斋不就是替我牺牲的？”把他们救出鬼门关，于情于理无可厚非！但是，迎接解放，警委的任务十分艰巨，上海警察系统就有5万支枪，警察局工事坚固，宜守不宜攻，地下党已有党员和积极分子对迎接解放作了部署，一旦劫法场暴露了身份，直接影响上海解放。加上中央来电，列了一批国内外知名人士，其中有宋庆龄等新中国成立时都是要担任政府要职的名单。

图 | 1949年8月，李白、张困斋、秦鸿钧三烈士追悼大会举行

通俗点说，中央是向上海地下党要这些人士的。哪怕牺牲自己，也要完成这一重要任务，而这重要任务正是落在警委同志身上。中央历来告诫，做党的地下工作，切忌冒险行事，历史上多少次冒险行动，给党带来多大的损失。张承宗、刘长胜等决定：不采取劫法场行动。（同上，第270-271页）

张承宗的最后抉择是明智的，更体现了他的高风亮节！为了上海的解放，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1949年5月7日，离上海解放仅差18天，张困斋、秦鸿钧、李白等12位共产党人，被国民党枪杀于浦东戚家庙。临刑前，张困斋等向士兵们说：解放军炮声响了，国民党完了，你们难道还要做对人民犯罪的事吗？烈士们高唱“国际歌”，执刑的士兵不肯开枪，由队长架起机枪乱扫一阵，然后挖土埋下。

后来这批执刑人员改名换姓，逃匿在民间，上海解放初期镇压反革命时，大部分人被捉拿归案，审问时披露了上述真情。

载于《世纪》杂志2019年第4期。责任编辑 崖丽娟 王 岚，新媒体实习编辑 钟凯月。本文为《世纪》杂志版权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邮箱reflections@thepaper.cn告知，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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