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雷希特专栏：来自诺丁汉的瓦格纳女高音

在过去的六个夏天，拜罗伊特都向一位来自英国的布伦希尔德起立致敬。凯瑟琳·福斯特来自诺丁汉，她在弗兰克·卡斯托弗执导的这版反资本主义风格的瓦格纳《指环》中担纲出演女主角。导演被嘘到体无完肤，而歌手们则获得了如同救世主般的景仰。基里尔·佩特连科、马雷克·雅诺夫斯基和克里斯蒂安·蒂勒曼这三位恪守完美主义的指挥家都坚持每年邀请她。福斯特也在欧洲其他地方经常饰演伊莱克特拉、伊索尔德、森塔（《漂泊的荷兰人》）和图兰朵等角色。现年44岁的她，正迈向歌唱生涯的巅峰期。

因此当我们发现没有一家英国歌剧院曾经邀请她或者计划邀请她担纲主演，这就有点奇怪了。在拜罗伊特获得连续六年的热烈好评在英国好像不算回事。如果这样一位卓越的英国女高音都无法接到来自科文特花园（皇家歌剧院）的电话，那么我们的国家资助体系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腐烂得一塌糊涂了。

我决定自己来打个电话，在WhatsApp上找到了凯瑟琳·福斯特，她正期待着这个夏天能够在自家花园里侍弄园艺。拜罗伊特今年不上演《指环》，因此这是她从2013年以来的第一个暑假。“我爱我家的花园。”她对我强调，一口中部地区口音，能够让D.H.劳伦斯心满意足。在她身后我能看到一幅出自艺术家手笔的诺丁汉森林景观，这是来自她丈夫罗伯特·德斯·弗莱森斯的一份满怀思乡情意的礼物。她的丈夫为电视片创作配乐——温布尔登网球赛、厨艺大师，与她本人演绎的殉道场面大相径庭。在刚刚过去的四周内，凯瑟琳在布达佩斯参演了五部《指环》歌剧。

她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师，母亲是秘书，与音乐毫无关系。“我妈妈不会唱歌，”她笑着说，“她唱‘睡吧，宝贝’的时候能走四次调。”十岁时的凯瑟琳在日记中写道：“从三岁开始，我就知道我将成为一名护士和一名歌手。”她加入了靠近诺丁汉市中心的威尔福德教堂合唱团，并被任命为主唱。“18岁时我离开了教堂。在那里我就只是为了唱歌。”

她没想过读大学。毕业后直接做了护士，在病房一周工作40小时，晚上学习，周末加入业余社团一起唱歌，“那也是我遇到罗伯特的地方。”作为一名持证助产士，通过一位她帮助分娩的母亲——她称呼这些母亲“淑女们”——她找到了一位声乐老师。这位帕梅拉·库克老师是坎塔姆斯合唱团的创始人，也是声乐培训的权威。“我那时水平很差，”凯瑟琳说，“帕姆当时说，我唱了大概一个小时里，只有一个音她觉得还不错。”一段时间后，库克把她送去了伯明翰音乐学院。“有好几年我都在手提包里带着申请表。我喜欢做助产士。我亲自接生了257名婴儿，而有我在场协助的分娩就更多了。”

在国民健保署手下干活的日子从不是轻松的。离职的岗位不会被填补，只有病床数量不断增加。当她在1995年终于进入音乐学院后，仍然继续在周末轮班做助产士。“我以前的同事对我非常好。”她说。

她获得的一个奖项使她前往曼彻斯特工作一年，随后获得了一个烟花般的角色——北爱尔兰、威尔士和英国国家歌剧院版《魔笛》中的夜后。然后又是一连串失败的招考经历。“我那时就只是被拒、被拒和被拒。”她叹息道。科文特花园的选角总监彼得·卡通纳建议她去德国试试，那里有83家歌剧院，而且为歌手提供类似职员一样的聘用合同。“我寄出了100封带着CD的信，收到了三个回复。”

在魏玛这座歌德与席勒的城市，她在音乐总监乔治·亚历山大·阿布雷希特面前演唱了瓦格纳的“你，圣洁的大厅”，被当场雇用唱《汤豪舍》里的伊丽莎白。那时她刚刚结婚，就独自搬进了一个只有一张床、一张沙发、两把椅子和一个带两个电炉的宜家灶台的小公寓。“那是2007年，我还没法承担一间有厨房的房子。那时连给家里打电话的费用都太贵了。”

住在一个几乎没人说英语的小城里，她一句德语都不会说，如果没有满腔雄心壮志，以及将她之前生活中的历练与舞台表演相结合，她可能早已放弃。“在21岁时，我就看着一个男人在我怀里死去，”她平淡地说，“而在24岁时我接生了第一个死婴。”

拜罗伊特历史上第一位来自英国的布伦希尔德——格温尼斯·琼斯夫人来到魏玛，指导凯瑟琳在《漂泊的荷兰人》中的表演。艾娃·瓦格纳作为拜罗伊特的联席总监，也飞去里加看她演的布伦希尔德。然后当德国女高音安吉拉·德诺克突然临时取消演出时，凯瑟琳就发现她登上了拜罗伊特的舞台，在一部全新制作的《指环》中担当主演，观众中包括了德国首相以及一半的内阁成员。

帕梅拉·库克已经预订了机票来看她，但却突发中风，凯瑟琳首演的那天也是她的葬礼。站在那方广大的舞台上，凯瑟琳将她的思绪聚焦在“力之爱，爱之力”上。有几个乐评人在她的首演中找到了缺憾，但她获得的掌声一晚比一晚响亮。指挥家们告诉她，随着这部《指环》一年年上演，她的声音也越发新鲜明亮。

一天晚上在酒吧里，她的丈夫罗伯特和几个打着黑领带的英国人聊上了。

“我太太有参演哦。”他得意洋洋。

“哦真的？”其中一个人慢条斯理地问道，“那么她唱的是什么呢？”

“布伦希尔德。”

目瞪口呆的保守党大臣乔治·奥斯本和迈克尔·高夫来找他们吃了晚饭。奥斯本在他自己的伦敦免费报纸上特别介绍了凯瑟琳。这是唯一一家关注了她的英国媒体。科文特花园的彼得·卡通纳再没有联系过她。“可以说英国为我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把我送来了德国，”凯瑟琳耸耸肩，“我已经演了52次伊莱克特拉和65次《指环》，而我的声音仍然鲜活。”

你必须质问她为什么遭到了如此的忽视。来自科文特花园内部人士的消息是，《指环》并不会经常上演，如果你已经请到了妮娜·斯泰梅，为什么还要继续找人？算是有理吧，但凯瑟琳·福斯特曾经成功演绎的其他角色呢？为什么这样一位如她自称的“诺丁汉姑娘”无法涉足皇家歌剧院呢？

她的出身也许是部分的问题所在。她没有去“正确的”学校，也没有去挂着“皇家”头衔的音乐学院。她从未与那些经营歌剧界的光鲜人物们混在一起，在她的同辈人忙着与导演总监们搞关系时，她则忙着迎接新生命。她的路线不对，口音更不对。这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偏见，这是操控着我们这个本应平等的艺术界的阶级制度中的一道断层。英国歌剧界的达人们只关心谁在大都会、斯卡拉或者慕尼黑登台演出，他们每天早上查看Operabase.com，看看谁入选，谁取消。“在拜罗伊特之外她还做了什么？”他们会问，“为什么她跟着个德国经纪人，而不是我们的人呢？”

明年，凯瑟琳·福斯特将首次在英国本土担纲主演。指挥家基里尔·卡拉比茨在拜罗伊特邀请她，他将指挥自己的乐团，于明年3月在伯恩茅斯和伯明翰举行的两场音乐会上与凯瑟琳联手演出。卡拉比茨现在是她居住的魏玛当地德意志国家剧院的音乐总监。当我问到这里时，凯瑟琳“非常激动”，她终于回家了。她的一些助产士姐妹可能会来捧场，更不用说她的父母了。下个演出季她将有两个很棒的阖家欢乐夜。

但这不应该等那么久，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继续等待这位出色的英国女高音登上国家级的舞台。凯瑟琳·福斯特是目光狭隘的英国歌剧界的一个无怨无悔的受害者，这种缩水的机遇和近视的偏见贯穿了我们的市政与国家体系，就像切达奶酪中的霉菌。与支持我们国家补贴的凯恩斯主义愿景相反，英国不再是歌剧演唱家成名立业的地方。如果你还有想法，那就请扪心自问，一个诺丁汉姑娘要怎么做，才能在伦敦获得公平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