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博赟︱《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大秦景教

《长安十二时辰》是最近热播的一部电视剧。观众非常欣赏这部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当年城市布局、服装饰品、礼节言语等细节的精心把握。很多人都赞叹道具组还原了一个天宝三载（744年）的长安城，让我们再一次领受到古都气象和大唐衣冠。

作为一名历史爱好者，我也在追这部剧。令我惊讶的是，剧中出现了并不广为人知的景教僧的身影，而且戏份很多。景教是最早入华的基督教派，有据可查的记录是唐建中二年（781年）所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上写的“贞观九祀，至于长安”，即635年。他们属于自成一系的东方教会，组织上以波斯帝国首都塞琉西亚-泰西封为中心，礼仪语言使用叙利亚语（Syriac），使徒统绪上溯至十二门徒之一多马（Thomas the Apostle），神学立场上既有别于卡尔西顿派（后世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也有别于一性论派（东方正教）。

从635年到剧中故事发生的744年，景教在唐帝国已经发展了一百多年，在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电视剧对这一教派的刻画浓墨重彩，可圈可点。第四集一开头，就出现了一位景教僧，法袍背后印的十字架明显采用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首的图案，即多马十字架。多马十字架每一臂端有三个骨朵状凸起，一说象征十字架能使人出死入生，有如生命树之萌芽。第二十集中，景教僧颈挂的十字架是“马耳他十字”形状，下有莲花。这与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庄士敦1919年在房山十字寺遗址发现的元代景教石刻如出一辙，我们可以在汉学家库寿龄（Samuel Couling）所编《新中国评论》（The New China Review）第一卷中看到庄士敦（化名Christopher Irving）拍摄的照片，石刻的复制品今藏首都博物馆。这些细节还原可谓难能可贵。

十字寺文物 首都博物馆复制品

在第二十和二十一集中，景教僧大规模出镜，其中包括著名的景教领袖伊斯（Yazdbozid）。根据景教碑记载，他后来跟随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出任“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但是在这两集，对景教僧和景教寺的刻画准确度开始降低了。

先讲一下宗教服饰。景教教士的传统是穿前面无开口对襟的长袍（sudra），可以套头穿，效法耶稣当年所穿之无缝衣（参见《约翰福音》19:23）。执事和司铎身着白色长袍，正如景教碑的描述“白衣景士，今见其人”。但剧中伊斯却身穿带兜帽的黑色圣衣（scapular），这更像是十一世纪末创立的天主教熙笃会（Cistercian）制服。而其他景教僧身穿棕色圣衣，外披白色长罩衣（mantle or cape），更像是十二世纪末创立的天主教迦密会（Camelite）制服。

再讲一下宗教手势。剧中的景教僧无论彼此问安、迎客还是表达情绪，都喜欢在胸前划大十字。而划大十字的样子又不统一，有希腊式上下右左，也有拉丁式上下左右。手指的姿势有捏住拇指食指中指的，有伸出食指中指的，也有右手张开的。但实际上，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在胸前划大十字的手势，当年还不存在。虽然早在三世纪初，拉丁教父德尔图良就在《论士兵冠冕》（De Corona Militis）中描述过基督徒有划十字的传统，但都是划小十字于额头。四世纪中期，耶路撒冷的西里尔也有同样划小十字的记载。直到八世纪上半叶，大马士革的约翰还在强调基督徒以划小十字于额头为圣礼，有如以色列当年的割礼之约。

在胸前划大十字的做法，是九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的。起先是东部说希腊语的卡尔西顿派以前额-胸口-右肩-左肩的顺序划大十字，划的时候把拇指食指中指捏到一起，表示上帝三位一体，无名指小指内拢，表示基督神人二性。据说，他们是以这种姿势将自己与一性论派区别开来。随后，西部说拉丁语的基督徒也学样开始划大十字。但是他们后来受到了本笃会（Benedictines）影响，把右手张开代表基督五伤，划十字的顺序是前额-胸口-左肩-右肩。及至十二世纪教宗英诺森三世之时，十字横向手势的顺序尚未固定下来。最后确定从左到右已经是中世纪末期的事了。而在东部教会，用几个手指划十字也经过了广泛讨论。比如，十二世纪大马士革的彼得认为，应以两指代表神人二性。直到十七世纪的《正教认信》（Confessio orthodoxa）才规定了须用三指。随后莫斯科的尼康（Patriarch Nikon of Moscow）进行改革，用三指取代了两指，还引起了旧礼仪派的强烈抗议。

至于东方教会本身，划十字（rsham）是宗教礼仪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主日崇拜（Qurbana）礼仪中，主教要在圣餐的饼和杯上划十字，为会众赐福的时候也要划十字。东方教会对划十字极为看重，超过其他宗派。后来东方教会牧首阿布迪朔（Mar Abdisho）在教义大全《珍珠之书》（marganitha）中将其明确列为第七件圣事（raza）。但正如上文所说，八世纪中期，东方教会还没有在自己胸前划大十字的习惯。他们采用希腊式划大十字是更晚近的事。因此，剧中不分场合不分对象地花样划十字，反映出的不是唐朝天宝年间景教的传统，而是后世各种宗派传统的混搭。

东方教会的这些背景知识比较专业和具体，电视剧中虽然张冠李戴也不足为怪。但道具组对景教寺内部画像的选择就有些欠考虑了。在第二十集中，张小敬和檀棋造访景教寺，伊斯前来迎接他们。三人所站之处设立着一幅巨大的画像《犹大之吻》，上面有非常漂亮的金色镶嵌画。然而，这一金色镶嵌画圣像的原籍并不是波斯，而是意大利威尼斯的圣马可大教堂（St Mark's Basilica）。它是第一穹顶和中央穹顶之间拱壁上五幅画中的第一幅。圣马可大教堂采用了拜占庭风格的建筑和绘画风格，但使用的文字仍然是拉丁语。比如画中一人手持板子上写的crucifigatur（钉他十字架）。圣马可大教堂内部绘画是十二至十三世纪完成的，远远晚于唐代景教。而且景教的礼仪语言是叙利亚语，不会出现拉丁语旁白。这个是明显的穿帮。

接下去，伊斯带张小敬和檀棋继续向寺内走。这时又出现了一幅壁画，中间是相貌堂堂的一位君王，左右几位臣仆一字排开。这幅画实际上是来自意大利拉文纳圣维塔教堂（Basilica of San Vitale）的《查士丁尼皇帝及扈从》，站在查士丁尼一世左手边的是拉文那主教马克西米阿努斯（Maximianus of Ravenna）。这幅画完成于547年，似乎在年代上没有问题，但问题出在人物身上。景教在宗派上属于东方教会，其总部在波斯；在景教寺中不可能出现卡尔西顿派神职人员的画像，也不可能出现拜占庭皇帝的画像，尤其不可能出现查士丁尼。这是因为，查士丁尼的皇后提奥多拉的神学立场属于一性论，是东方教会的对立面。受其影响，查士丁尼一直致力于使一性论派与卡尔西顿派和解，甚至于553年召开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强使参会主教们通过“三章谴责”，即谴责摩普绥提亚的提奥多若（Theodore of Mopsuestia）其人及著作、居罗斯的提奥多雷（Theodoret of Cyrrhus）的某些著作，以及埃德萨的伊巴斯（Ibas of Edessa）至波斯哈尔达西主教马里（Maris, Bishop of Hardashir）的信件。被谴责的这三位都是一性论派的眼中钉，其中前两位是东方教会所尊崇的圣师。景教寺中若是有查士丁尼的画像，无异于“认贼作父”。

那么景教寺应当悬挂谁的画像呢？其实景教碑中已经提到，唐太宗“旋令有司，将帝写真，转摸寺壁”，唐玄宗“天宝初，令大将军高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所以，与其悬挂罗马皇帝的画像，还不如悬挂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的画像。

另外一个出现时代误植的场景，是伊斯用计将张小敬和檀棋关入景教寺的“告解室”中。告解室（confessional）是天主教十六世纪反宗教改革的年代才设立的。那时，新教思想家高举“信徒皆祭司”的旗帜，反对向神父告解，呼吁会众直接向基督祷告。而天主教针锋相对，不仅大规模鼓励信徒告解以获赦罪和灵性提升，且增强了告解本身的仪式性和私密性，因此才在教堂之中安装了独立的小隔间以供告解之用。而中文的“告解”一词，也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十六世纪来华之后的译名。因此，八世纪的景教寺中出现“告解室”，是断无可能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方教会的信徒不需要告解、悔罪、赦罪（confession, penance, absolution）的礼仪。实际上，悔罪在东方教会的宗教生活中非常重要，属于七圣事之一，而且也有很长的传统。三世纪的《十二使徒遗论》（Didascalia）是东方教会早期重要的规章，其中便指明信徒应当悔罪。四世纪的“波斯圣哲”亚弗拉哈（Aphrahat）在《论述集》（tahwitha）中基于《十二使徒遗论》说信徒悔罪有如病人求医。而几乎同一时代，东方教会最著名的诗人、神学家以法莲（Mar Ephrem）也以《驳异端之咏》等诗歌讲悔罪之功效。及至六世纪末，悔罪礼仪（takhsa d’khusaya）基本确定下来，公开和私下的悔罪都有了明确的规范。七世纪中期，东方教会牧首耶朔亚布三世（Ishoʿyahb III）编订了礼仪手册，基本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在八世纪长安的景教寺中，悔罪的礼仪肯定是有的，但是针对信徒而不是非信徒，尤其不会是在“告解室”里。电视剧中出现了“告解室”，我们只能将其理解成剧情需要，而不是历史情境。

剧中景教寺的柱子上，写着“无元”“无言”“无道”的字样。这说明剧本作者下了功夫阅读汉语景教文献，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这三个词出于敦煌文书和洛阳经幢《大秦景教宣元（至）本经》：“无元无言，无道无缘，妙有非有，湛寂常然”，而景教碑“总玄枢而造化，妙众圣以元尊者，其唯我三一妙身无元真主阿罗诃欤”，“设三一净风无言之新教，陶良用于正信”也有同样的语词。虽然这些经书在744年还没有成文，但是我们可以猜测，某些关键词的出现或许会早于经书本身，因此可以不算电视剧的“硬伤”。然而，在第二十一集中，伊斯在悼亡之时大段引用了《志玄安乐经》，就有点不太对了。《志玄安乐经》出自伊斯的儿子景净（Adam）的笔下。781年，正是应父亲伊斯的要求，景净立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按照英国学者宁梵夫（Max Deeg）的观点，《志玄安乐经》的作者就是景净本人。经文的文本使用了极为佛教化的语言，并时有道教语词，这与《贞元新定释教目录》记载景净和佛教僧交往甚密，和般若法师共同翻译胡本《六波罗蜜经》正可以两相印证。台湾学者吴昶兴则认为，《尊经》的译经列表中有《志玄安乐经》，它虽然不一定全是景净翻译的，但景净至少参与了翻译过程。所以，无论景净是作者还是译者，他活跃的年代是781年左右。在剧中的744年，伊斯被描述为一位年轻教士，那么景净可能还很年幼，《志玄安乐经》尚未面世。

在剧中，伊斯对张小敬和檀棋叹了一句：“知我寺者仍甚少。”实际上，直到一千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了解东方教会的人仍然甚少。这一古老而苦难的宗派历经两千多年，在本土受到卡尔西顿派、一性论派的打压，又被伊斯兰的兴起压缩了生存空间。在中国，先是845年唐武宗“会昌灭法”株连到了景教在内的“三夷教”，然后878年黄巢屠广州城，灭尽了城中的景教徒。蒙元时期的汪古部、克烈部、乃蛮部等信奉景教，但最终还是被萨满信仰、藏传佛教和伊斯兰化大潮所吞没。一战之时，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叙利亚语东方教会遭遇了宗教/种族清洗，人口损失大半，连东方教会牧首西门十九世·便雅悯（Shimun XIX Benjamin）也被库尔德极端分子杀害。在巴黎和会上，列强对叙利亚语族群的独立建国请求漠然无视。1933年，伊拉克政府军又在希米勒（Simele）地区对东方教会基督徒大肆屠灭。即使是当代，就在五年之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还要将伊拉克一带的东方教会连根拔起。东方教会眼下的会众人数只有三十多万，而且很多流散到了北美和欧洲等地。能够说叙利亚语的人也越来越少，作为活语言的叙利亚语有渐趋消亡的危险。现在，除了专业的宗教学者，很多人甚至不知道在东正教、天主教、新教这三大门派之外，还有一个东方教会，而且这个教会曾经在中国长期生活，用多种语言留下了重要文献。因此，《长安十二时辰》电视剧起到了非常可贵的科普作用，将尚显陌生的东方教会和叙利亚语群体带入了国人的视野；虽然它在宗教形象刻画的准确度上白璧微瑕，但无伤大雅，仍然可以说是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