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无障碍出行推动者的意外坠亡

7月7日晚，一个坐着轮椅的人从一家酒店门口滑出，向前没走多久，突然消失在监控视野中。他掉入了一个高约2米的地下停车场入口，重重地摔在水泥坡道上。等到被发现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体征。

他叫文军，是北京“截瘫者之家”的创始人，几乎每年组织伤友滑轮椅出行。

自2007年起，文军举办了12次“感受阳光，享受快乐”SCI（注：脊髓损伤的缩写）无障碍旅行活动，从南端的海南到北端的内蒙古，每次带40~60名伤友走出家门。

出行之前，文军都会提前到目的地考察、规划行程，独自为伤友辟出一条无障碍路线。

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考察的路上发生意外。因为云南一家酒店旁的无障碍通道被车辆挡住，他不得不掉头向左驱动轮椅，最终径直坠入了突如其来的坑里。

对于这次意外，朋友董炳金形容是“精神支柱”倒塌了。本来风雨无阻的SCI远行活动被迫中断，云南之行也悬而未定。

截瘫后，世界重新陌生了起来

时间推回七年前，SCI宁夏行接近尾声，在固原永祥宾馆的欢送晚会上，伤友“半支烟”用充满磁性的嗓子朗诵史铁生《秋天的回忆》：“双腿瘫痪以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把我面前的玻璃砸碎……”

在场许多人都落了泪。他们和史铁生一样，都是截瘫伤友。他们大多因为意外事故，在青年时期便失去下半身的知觉，终日闭门不出。

截瘫者们都经历过史铁生笔下那“暴怒无常”的阶段。在“截瘫者之家”的贴吧里，有人发帖道：“一转眼五年过去了，每天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大小便失禁，压疮，泌尿感染，难以自理……每个细节都在折磨着新伤友的神经，阻碍着截瘫者走出家门。

在遇到文军之前，游宗顺也是万千自我闭塞的截瘫伤友之一。自从1990年出车祸之后，他几乎没有离开过家乡河南新乡，甚至很少出门。作为曾经四肢健全的人，坐上轮椅之后，“总觉得别人用诧异的眼光在看我，所以不敢出门”。

胆怯，怯的是那个瘫痪之后重新陌生起来的世界。他不知道该如何坐轮椅乘火车，如何滑轮椅穿越道路上的车流和路障。但与此同时，他的内心又渴望着外面的世界。

2008年，在QQ群里看到文军发布的SCI北京行的报名通知后，游宗顺报了名。

那一次，他和其他二十多位截瘫者，被志愿者们一个个抱上缆车。这是游宗顺第一次上长城，感到“特别震撼”。他想着，一个人坐着轮椅到长城上，一辈子可能也就这么一次。

北京行是游宗顺多年以来第一次出远门，文军知道这个情况后，让朋友开车亲自去火车站，把他接到了“家”。

这是位于北京丰台区的老式居民楼，出租屋里四室一厅，面积不大的房子里摆满了PT床、双杠、拉力器、站立架等康复器械，这层楼道的墙上，醒目地写着“截瘫者之家”。

截瘫者之家是文军于2006年创办的残疾人服务中心，宗旨在于“以残助残，自强自立，最终融入社会”，它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截瘫者来京治疗提供住宿、讲座和康复训练，同时每年会组织截瘫者们去全国各地旅行。

1997年，25岁的文军由于疲劳驾驶出了车祸，导致截瘫。当时，他最好的朋友也在那辆车上，由于颅内出血当场死亡。

刚出事那两年，文军躺在床上不敢出门。他为好友的去世而自责，又感到和昔日的朋友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失去了共同语言。家人每次提及买个轮椅出门，他都会跟家里人急。他在一档访谈节目里表示：“当时因为我（觉得）坐上轮椅就是残疾人，躺在床上是病人。”

直到有一次，他在北京的康复医院遇到一位截瘫的大姐，她满头大汗地趴在地上爬动，努力做康复训练，强大的生命力震撼了文军。大姐起身后跟文军聊天，告诉他：“我们现在活着，要勇敢地活下去，为自己的亲人活下去。”

从那之后，他学会自理，靠卖电话卡养活自己，逐渐走了出来。之后他返过身来帮助更多伤友“渡劫”，创办了“截瘫者之家”。所有的截瘫伤友都成了文军的“亲人”。

“就像康复医院一样”，游宗顺第一次见到无障碍设施如此完善的住所。在这里，无论洗澡、上卫生间还是洗衣做饭，截瘫伤友都能无障碍地完成。对于每个住在这里的伤友，文军只象征性地收取几十块钱费用。

在截瘫者之家，文军想方设法让伤友多出门看看。一些伤友第一次来北京，提出想去天安门看升旗。凌晨没有地铁和公交，文军早上三点多出发，带着伤友们滑了一个半小时轮椅，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

除此之外，他每天都带着伤友出门买菜。短短一公里的路，对一些伤友来说却是打破内心障碍的途径。

马晓娟在截瘫者之家住了六个月，刚患病时她只敢在夜里被家人推着，悄悄出门，在文军的鼓励下，她逐渐习惯了独自出行。她还记得第一次去菜场是个夏天，非常热，一路上要过两条马路，那是她生病后第一次上街闲逛。当时，四五个伤友滑着轮椅一起去菜场，路人好奇地问：“你们是一家人吗？”文军回答：“对啊，我们就是一家亲人。”

时时刻刻的考验

病友们在一起出行，便不再担心歧视的眼光。

2008年的SCI北京行，是游宗顺迈出家门的第一步，“我们四五十个轮椅，每到一个地方都是一道风景线。”许多路人看到后一起喊加油，帮他们抬轮椅。

此后，游宗顺多次参与到出行的组织工作中。在他的印象中，文军组织出行活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为此，文军在每次出行前要提前几个月去当地考察交通、住宿和景点的无障碍设施。

在2009年西安行的日志中，文军写道：“（住）酒店是一件最头疼的事情”。对截瘫者来说，要想在一个陌生的酒店洗上热水澡，需要经历重重考验：卫生间的门是否足够容纳轮椅出入；轮椅在里面是否有足够的运动空间；花洒是否能让坐在轮椅上的人够到。

游宗顺参加其他组织举办的出行活动时，曾经三天没法洗澡，而文军的活动很少出现这种问题。文军考察酒店时，会随身带一把特殊的尺子，像伸缩的关节，能稳妥地向各个方向直直挺去。借由它，文军会测量出每个房间的门宽，测量卫生间内的轮椅旋转余地，看是否方便截瘫伤友洗澡和上厕所。还要跟酒店提前协商，尝试更换长的软管花洒。

坐车、洗澡、穿衣、如厕，这些健全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活动，却是截瘫伤友生活中的日常挑战。

如厕不是小事，许多伤友因为大小便失禁而难以出门。文军深知这一点，每次旅行之前都会确认景区内沿途每一个卫生间的位置，休息地点附近最好有两个卫生间，这样伤友们可以分散着去。在出门之前，他也会教给病友们如何自理大小便问题——平时用尿片，有卫生间时就用导尿管导出来。

没有志愿者的帮助，截瘫者们无法带着轮椅上下大巴。在旅游开始前，文军专门提醒志愿者们，有的人身体比较弱，一定要轻抱轻放。搬病友上楼梯的时候最好是两个人，这样更稳妥。有的病友身体差一点，他就让志愿者用私家车接送。

这样的精细筹备离不开文军连轴转的日常。

伤友刘泽友2009年10月第一次去截瘫者之家，后来每次旅游活动，由他负责报名审核工作。他记得文军在2010年北京行的时候，一天只睡两三个小时。2017年内蒙古行时，由于路途遥远，大家抵达锡林浩特时已是凌晨两点多。到了酒店，刘泽友发现文军一直在等他们，“我说大晚上等着我们干嘛呀？这就是军哥，每次活动他都得看着我们。”

文军每次活动都会提前跟当地公交车公司沟通，租借方便轮椅上下的无障碍大巴。唯有宁夏行的那次失误，让文军感到特别自责。

马智是去年SCI宁夏行的志愿者。在宁夏银川，由于误订了普通的旅游大巴，入口处空间逼仄，伤友们只能由志愿者背或抱送上车，每次上下车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马智看见，一个体型较胖的伤友总是往后躲，让志愿者先送其他人上车。

“他跟我说，小哥你看，我非常重。我现在就跟死的一样。”马智心里很难受，他听说那位伤友患病前是部队的士官，“是给社会做贡献的”，格外不愿麻烦别人。“可是现在残疾了，如果说你不背他，他就是上不了车，只能在家里待着。”

那次出行中，志愿者乔凯偶然发现文军不在。后来才得知，文军和几个热心伤友奔赴120多公里以外的内蒙古阿拉善左旗，劝导一个意志消沉不愿见人的截瘫病友。他们要现身说法，告诉他，即使是残疾了，也可以像他们一样快乐。

融入社会的渴望

就在7月2日，文军还鼓励张倩岚和丈夫报名今年的云南行，说要给他们“一个意外惊喜”。

张倩岚和丈夫王艳杰结缘于2016年的SCI三亚行。在此之前，张倩岚更倾向于找一个健全人伴侣，因为她的自理能力比较弱，担心两个截瘫者在一起会有很多生活困难。但文军和同为截瘫者的妻子小余，婚姻美满，令她动容。

文军和小余教给张倩岚如何改造家庭无障碍设施，在此基础上，一对截瘫者夫妻完全可以生活自理。2017年，张倩岚和王艳杰领证结婚，在那一年的SCI内蒙行中，文军左右拉着两个人的手，祝贺他们找到了自己的幸福。草原的篝火旁，闪亮的火焰在他们的眼中跳动。

得知文军发生意外，张倩岚在朋友圈里写道：“文军哥，我们说好的下一次相聚呢？说好的云南给我俩的惊喜呢？心真的好痛，2016年因为你组织的三亚行，我和老公相识相爱走到了一起……你就这么走了，真的接受不了。”

文军说的“惊喜”是什么，张倩岚至今不能确切地知道。她本来还想着在这次云南行之后，和老公去三亚故地重游，再去那块“海角天涯”的石头旁合影留念。

2016年的三亚之旅促成了三对“轮椅情侣”。刘泽友记得，去年冬天他和文军见了最后一面，就是在一对夫妻的婚礼上，文军提到想在2019年的云南之旅中，给结缘于旅游的夫妻免费拍一次婚纱照，这可能就是文军所说的“惊喜”。“他还让我抓紧时间找个女朋友，在去云南之前赶紧结婚。”刘泽友说。

张倩岚来自浙江，王艳杰来自河南。如果不是SCI出行活动，他们的人生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交集。文军的活动让来自全国各地的截瘫者走出家门，种下的火苗在他们回到家乡后也未曾停熄。

受到文军的影响，2010年，游宗顺和几位残疾人伙伴，在家乡河南新乡创办了“手拉手公益联盟”，帮助重残伤友走出家门，培训技能，融入社会。

从那时开始，游宗顺模仿“截瘫者之家”出行活动的模式，带领本地的重残伤友去登封、杭州、南京等地游玩。

他认为每位截瘫伤友都会经历一个心理过程，起初会有心理闭塞和自卑心理，“如果没有人做心理辅导或者没有社会交往的经历的话，他一直会消沉下去。可能在家里天天面对天花板，躺在床上出不去。”

“截瘫者之家”的贴吧里，一位名为 “不知道多不知道”的病友发帖道：“我走了，来生不求富贵命，愿做健康人”，“不是我不够坚强，是坚强太久，心太累了”。

截瘫者的心理问题，一直受到“截瘫者之家”的重视。在文军和游宗顺等人共同举办的SCI网络大讲堂中，特别请到了学心理学的伤友，讲述如何走出阴影。文军希望通过接触和交流，把伤友们的心扉打开，让他们产生融入社会的渴望。

迈出家门只是融入社会的第一步，截瘫者的自立离不开经济独立。文军在截瘫之后，曾跑到角门儿中学门口摆摊卖电话卡，一张电话卡赚三四块，《谁在说》节目中，他说道：“当我一天赚十块钱完全能养活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跟健康人是一样的。”

在SCI宁夏行中，作为本地人的文军向伤友介绍枸杞、红酒等当地特产，帮助他们做小生意。志愿者乔凯记得当时文军说过：“看看有什么好东西（能卖），也挣一手生活来源吧，比靠别人好。”

无路可走：回不去的家

带着伤友们十年奔波，这一次，文军走到了无障碍通道的尽头。

无障碍坡道和设施名存实亡的现象，在城市中并不少见。来自重庆的截瘫者胡宗颜，其住处附近轻轨站的直达电梯已经关闭了一年。他出行时不得不穿过马路、绕道远处的公交枢纽坐直梯，然而十字路口的路沿又成为了马路前的一道关卡。

胡宗颜感到自己已经“无路可走了”。得知文军事件后，他意识到不能再被动地忍耐。7月11日，胡宗颜和朋友们拿起榔头，走出家门，撬开横道线前的路沿。他希望这次行动能引起人们对无障碍建设的重视，不再出现倒在半路的“文军”。

依靠胡宗颜或者文军的个人力量，拆不尽截瘫者出行的路障。尽管2012年国务院颁布《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规定无障碍环境建设发展规划应当纳入城乡规划中。然而，由中消协联合中国残联发布的 《2017年百城无障碍设施调查体验报告》显示，无障碍设施调查普及率为40.6%，大众感知调查普及率为37.0%，发现存在未开放、被占用、维护不到位、设计不合理等典型问题，影响无障碍设施实际功能的发挥。

轻轨站停止开放的直达电梯、高出地面的路沿和未配备无障碍坡道的台阶，都会成为轮椅出行的阻碍。据国务院新闻办2019年发布的《平等、参与、共享：新中国残疾人权益保障70年》白皮书，我国有8500万残疾人。因脊髓损伤而不得不轮椅出行的人数在公开资料中鲜见，有论文指出，这一数字大约百万（来源：颈脊髓损伤的基础研究与展望[J]. 脊柱外科杂志, 2009年8月，第7卷第5期）。他们多数隐藏在不可见的角落，被“无路可走”的现实倒逼回家。

这也是为什么文军坚持举办SCI出行活动。尽管他在2015年曾因个人原因停办活动一年，然而在伤友们的期盼下还是重新出发。游宗顺表示，因为成日闷在家里，每当有旅行的机会他都像“上瘾”了一般，渴望走出家门。

2019年的云南之行，伤友们都很期待。因为听说云南景区里都是鹅卵石，路不好走，文军犹豫了四五年，终于决定在今年10月20号到30号带伤友们去云南。考虑到伤友们久坐会得压疮，往年的活动时间最长不过一周，今年原本应该是大家走得最远、时间最长的一次，因此文军提前三个月就出发考察，计划在云南待半个月。

刘泽友每天都看文军朋友圈分享的考察日程。7月7日晚上，刘泽友十点睡前看文军朋友圈没更新；半夜醒来看手机，还是没消息；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一睁眼就去看文军朋友圈，还是没更新。

他以为文军只是累了，“谁会往那方面想呢？”

8日中午，刘泽友躺在床上，接到朋友电话才获知文军遭遇意外的消息，他噌的一下子坐起来，觉得很不可思议，“平地出了个坑啊”。

这有形的坑在很多伤友心中投下一片无形的阴影，有伤友告诉刘泽友，自己现在划轮椅出门老感觉前面是个坑。

在多篇追悼文章里，伤友们将文军形容为“领头羊”、“带路人”，文军的离开让伤友们有些茫然。两年前截瘫者之家因为房租问题关停，但文军还在，伤友们还觉得有个“家”，而现在这种有家的感觉破灭了。

刘泽友和几位与文军相熟的朋友们商议着，今年或明年组织一次云南行，把文军的心愿了了。然而没有了文军，云南能否成行还是个未知数。

现在，文军的亲朋好友还没有精力考虑云南行和截瘫者之家的未来。文军的好友唐敬新和几位伤友还在大理，文军意外坠落的停车库归属于云南银通商务酒店。酒店方承认自己的过错，但不愿与家属达成协议，坚持走法律程序，事情的解决可能会一拖再拖。由于需要等待尸检，文军的遗体迟迟不能入土为安。

目前，文军的家人回到老家准备诉讼材料。他们只希望能早日求得一个公道，带文军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