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勒卡雷：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

【编者按】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原名大卫·康威尔（David Cornwell），1931年生于英国。曾就读于伯尔尼大学和牛津大学，18岁被英国军方情报单位招募，担任对东柏林的间谍工作。1958年就职于英国安全局军情五处，同时开始写作。1963年，第三本小说《柏林谍影》问世，知名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盛赞：“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间谍小说！”由此奠定文坛大师地位，并转为全职写作。

《鸽子隧道》是这位英国国宝级小说家的唯一一本回忆录，记下了他人生中近四十个刻骨铭心的片段，再现了一个伟大作家的双重身份和多重自我。他目睹残酷战争与冷血杀伐；他跟着战地记者藏身壕沟，子弹擦着他的耳边飞过；他采访狱中的恐怖分子，却被对方堵得哑口无言；他写下骗子父亲与自己既疏离又难舍的亲情，并苦苦思索间谍与作家的异同。

“逃避与欺骗是我童年非有不可的武器。青少年时期，我们都是某种间谍，而我却早已是退役的老兵。情报世界拥我入怀的时候，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本文摘自该书自序，由澎湃新闻经世纪文景授权发布。

如果你运气够好，作为一名作家在出道伊始便取得了成功，就像我当年出版《柏林谍影》时那样，那你这余生就会被分为“坠落前”和“坠落后”两个阶段。回头去看，那些在探照灯逮到你之前所写的书，读起来就像是你天真无邪年代的作品；在这之后所写的书，则是你的低谷时期，就像是一个人面对审判时的奋力挣扎。“太过用力了。”评论家们大声说道。我从来没觉得自己太过用力，在我看来，我所获得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我竭尽全力地把最好的自己表现了出来，而且，就整体而言，无论这“最好”是好是坏，都是我的成果。

况且，我热爱写作。我热爱我此时此刻正在做的事情，五月，乌云密布的一个清晨，躲在狭小的书桌前，像个男子汉一样奋笔疾书。山间的雨水顺着窗户急促滑落，此刻并没有理由要撑着伞、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到火车站去。因为《纽约时报国际版》要到午饭时间才会送到。

我喜爱边行走边写作，散步的时候，搭乘火车的时候，或是在咖啡馆的时候，先是记录在笔记本上，然后急匆匆地走回家， 仔细审视自己的战利品。当我在汉普斯特德的时候，荒野公园里有一张我最喜欢的长凳，藏在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远离其他的座椅，我很爱在这里随便写写东西。我一直都只用手写。这么说或许有些傲慢，但我更偏爱这种已经流传了百年的、传统而非机械化的书写方式。我身体内住着的那个退步已久的绘画艺术家，真的很享受涂鸦文字所带来的乐趣。

我最喜欢的就是写作的私密性，这也是我从来不参加集体文学活动的原因。只要可以拒绝，我都会选择远离各种采访，虽然从过往记录来看，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通常是在夜里，我真希望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首先，你虚构了自己，接着你又相信了虚构的这个自己。这可是个与拥有自知之明互不相容的过程。

在进行研究之旅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因为现实生活中的另一个名字而得到保护。在旅馆签名时，完全不用担心是否有人认出了我的名字：可是，没有人认出来的时候，我又担忧地苦想这是为什么。当我想从对方那里取材，不得不老实交代自己的身份时，结果也各种各样。有的人会拒绝再次信任我，但有的人接下来会莫名其妙地把我捧到情报组织头头的位置，即便我反驳说自己只做过最低阶的情报工作，他的回应却是令人感到无可奈何的“你当然会这么说，不是吗？”。然后，他会不断地说些我不想要、不能用，或是听过也不记得的“知心话”，只不过是误以为我可以把这些话传达给“我们都知道是谁”的某个人。这种既严肃又诙谐的困境，我遇到过好几次。

但是，在过去的五十年里，被我这样炮轰式询问的可怜人们——从制药企业的中层行政主管到银行职员、佣兵，以及身份各样、程度不同的间谍——大多数都对我表现出了宽容和慷慨。这其中最为宽容慷慨的，莫过于战地记者和海外特派记者了，他们保护了寄居在他们翅膀之下的小说家，相信他拥有着他其实从来都不曾有过的勇气，还允许他贴身相伴。

如果没有大卫·格灵威的忠告和陪伴，我简直难以想象自己是如何开启在东南亚与中东的短暂访问的。格灵威是被《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与《波士顿邮报》多次授予勋章的东南亚特派记者。胆怯的新手想搭上他这辆马车简直是天方夜谭。一九七五年一个下雪的早晨，他坐在这座农舍的餐桌前吃早饭，享受着暂时离开前线的片刻休息。这时，他接到华盛顿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说被围攻的金边马上就要沦陷在红色高棉手中。我们这座山村没有马路可以下山，只能先搭乘小火车去转乘较大的火车，接着再转搭更大的火车，从那里转去苏黎世机场。转瞬之间，他就从一身阿尔卑斯度假装扮换成了战地记者的粗布衣衫和老旧绒面鞋， 与他的妻女吻别，迅速下山前往火车站。我则拿着他的护照，一路小跑，紧跟在他的后面。

格灵威之所以会如此出名，是因为他是最后一位降落在被围攻的美国驻金边大使馆屋顶的美国记者。一九八一年，我在连接约旦与约旦西岸的阿伦比桥患了痢疾，格灵威粗暴地带着我穿过等待通关的大批烦躁不安的旅客，凭借着纯粹的意志力一番交涉，使我们顺利通过检查站，成功送我过了桥。

重读曾经描写过的一些片段时，我意识到，不知是因为过于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为了使故事情节更加鲜明，我刻意省去了当时也在场的其他一些人物。

我想起和苏联物理学家，同时是政治犯的安德烈·萨哈罗夫与他的夫人叶莲娜·邦纳在餐馆里的谈话。餐馆位于当时还叫列宁格勒的那个城市里。我们处于人权观察组织的保护之下， 他们派了三名成员和我们坐在一桌，一起忍受来自克格勃的幼稚干扰。他们派了一队人马假扮成摄影记者，在我们附近转圈游荡，他们拿着那种老式的、带有镁光灯的摄像机，不停对着我们的脸开闪光。我由衷希望，当天参加这场聚会的其他一些人也会在别的地方，留下他们自己对这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一天的记录。

我回想起了尼古拉斯·艾略特，他是双面间谍金·菲尔比多年的好友兼同事。他在我伦敦家中的客厅里高视阔步，手托一杯白兰地。我还记起，我的妻子当时也在场，坐在我对面的扶手椅上，和我一样被他迷住了。

直到我写至此处，才记起那天晚上，艾略特带了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来吃晚餐，同时还有一位我们都很喜爱的伊朗客人。这位客人讲一口近乎完美的英语，仅有小小一点，甚至可以说是得体的语言缺陷。当我们这位伊朗客人离开之后，伊丽莎白转向尼古拉斯，眼神发亮，非常兴奋地说道：

“你有没有注意到他的口吃，亲爱的？就和金一样！”

关于我的父亲龙尼的冗长篇章将会放在本书的后面，而不是开头的章节里。因为我不想让他像他自己所期望的那样，强行跻身上游。尽管我花了大量时间去为他苦恼，不过他仍旧像我母亲一样，是个谜团。除特别注明外，书中所有故事都是崭新的。如有必要，我也会改变一下名字。因为虽然故事的主角们或许已经离世，不过其后人和继承人们可能并不能理解其中的玩笑意味。总之，我尝试整齐有序地、以各种不同主题进行分类的方式来梳理自己的人生道路，尽管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的编年纪事，不过这倒更像是生命本身行进的路线：越走越宽，直到进入毫无连贯性存在的状态。有些故事则干脆变成了它们留存在我脑海中的样子：独立存在，足以支撑它们自身，不与我意识中的任何明确指向相关联，仅仅讲述它们于我本身的意义。它们使我警惕、恐惧或是感动，让我在半夜惊醒，使我哈哈大笑。

随着时间流逝，我所描述的某些经历，在重读的时候，会使我的眼睛仿佛“当场”捕捉到了一小段历史。我想，年纪较大的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感受。通篇重读，从闹剧到悲剧，又从悲剧到闹剧，我觉得也许多少有些不可靠吧，却不能确定这是为什么。可能让我觉得不可靠的正是我自己的人生。不过，事到如今，想要对此做些什么也已经太迟了。

有许多事情我从来都不愿意写，每个人的人生中都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先后有过两位非常忠诚且挚爱的妻子，对她们，我有无限的感谢，也有很多的歉意。我一直都不是个模范丈夫和模范父亲，对于表现成那样也不感兴趣。爱对于我而言，来得太晚了，是在很多次失误之后才到来的。我没有给我的四个儿子提供良好的道德教育。关于我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当然主要都是在德国执行），我也不希望再添加额外的说法，毕竟，已经有其他某些人在其他某些地方发表过并不准确的报道了。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自己曾服务过的机构还保留着老派的忠诚态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我已经向愿意同我合作的男士和女士们做过保证。我们之间达成的共识是，这一保密承诺没有任何具体的期限，将会一直延续到他们的儿女及后代。我们所从事的工作既不惊险，也不戏剧化，但对于这些签了约定的人们而言，却牵涉到痛苦的、触及灵魂深处的反省过程。无论这些人此刻是否健在，保密的承诺依旧不变。

间谍的工作，自我出生以来，就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想，这就像是大海之于福雷斯特，或者印度之于保罗·斯科特。我在曾经熟知的秘密世界之外，试图为我们所居住的这个更为宽广的世界创造一个大剧场。这个想法最初源自想象，然后寻求实体，接着再次回到了想象，最后便来到我此刻就座的书桌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