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武：上海文化的三重构造

1949年以后，革命文化借助国家力量，以一种风行草偃之势“迅速地从一种局部的、边缘的和地区性的文化变为统领全中国的主流文化”。当革命文化由农村而城市，与都市文化相遇的时候，二者之间的互动与消长，抗拒与变迁，以其复杂多态牵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整体变迁。

就上海都市文化而言，1949年以后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多元文化的退隐与革命文化的一枝独秀。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不仅赋予上海都市文化旺盛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生命力，而且赋予上海都市文化开放与包容的襟怀和气度。正是这种襟怀和气度，铸就了上海都市文化特有的历史底蕴和“传奇性魅力”，并构成了上海都市文化最迷人的内在风景。然而，1949年以后，党主导的文化体制取代了市场主导的文化体制，上海原有的多元文化空间与格局不复存在，上海都市文化由此迈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但退隐并不意味着消失，作为一种文化的隐性构造，先前由江南文化与欧美文化融汇而成的上海都市文化依然执拗、曲折地存在于上海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之中，并且使革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上海曾经是一个多元文化的摇篮。这里人口多元，制度多元，教育多元，宗教多元，民族多元，语言多元，报刊多元，饮食多元，服饰多元，建筑风格多元，娱乐方式多元，在中国文化版图上，堪称是一个文化特别区域。内地人初至上海，大都有如履异国的感觉。晚清的时候，时人对上海的多元并存就已有极深切的感受，且看下面两则杂记：

上海真是一个万花筒。……只要是人，这里无不应有尽有，而且还要进一步，这里有的不仅是各种各色的人，同时还有这各种各色的人所构成的各式各样的区域、商店、总会、客栈、咖啡馆和他们的特殊的风俗习惯、日用百物。（爱狄·密勒：《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文化出版社1956年版，第23页）

上海一隅，洵可谓一粒米中藏世界。虹口如狄思威路、蓬路、吴淞路，尽日侨，如在日本；如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天潼路，尽粤人，如在广东；霞飞路西首，尽法人商肆，如在法国；小东门外洋行街，多闽人洋号，如在福建；南市内外咸瓜街，尽甬人商号，如在宁波。国内各市民、外国侨民类皆丛集于此，则谓上海为一小世界，亦无不可。（胡翰祥：《上海小志》卷10，“杂记”）

这种多元并存的文化格局，到了1920至1930年代更展现出一种“世界主义”，凡世界上流行的学理、思潮、流派、风格，上海都有回响和呼应。

作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首屈一指的文化大都市，当年的上海都市文化不仅对中国内地具有巨大的辐射力，而且对整个东亚地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力。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即迅速发展成为西方文化输入中国的最大窗口和传播中心。这里集中了全国最早、最多的中外文报刊，最多、最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严复翻译的西方学术名著，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最初都是在这里出版发行的。至于从西方传来的新闻纸、马戏、魔术、照相，煤气、电灯、自来水、电报、电话、电车，西装、咖啡、啤酒，公历、星期作息制度、文明结婚、妇女参加社交、图书馆、博物馆，一直到三权分立制度、警察制度、法庭辩护制度、公司制度等等，无不率先在上海落户、生根，然后逐渐传播到内地。这里也是中国最大的艺术中心，美术、话剧、电影、戏曲、音乐、绘画、舞蹈、唱片等均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戏曲演出剧场有100多所，观众席位达10万个以上。上海的文化生产能力、组织能力和辐射能力，都远在亚洲其他城市之上，有研究甚至指出，抗战爆发前夕商务印书馆一年的图书发行数量相当于当年整个美国出版业的发行总量。

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上海的经济与文化如凤之双翼、车之两轮，默契配合，相互推动，一起发现、创造、开拓并分享市场，合力把上海推上亚洲最繁华和最国际化的大都会，并跻身国际性大都市的行列，与伦敦、纽约、巴黎、柏林并驾齐驱。美国学者白鲁恂指出：“上海的显赫不仅在于国际金融和贸易，在艺术和文化领域，上海也远居其他一切亚洲城市之上。当时东京被掌握在迷头迷脑的军国主义者手中；马尼拉像个美国乡村俱乐部；巴达维亚、河内、新加坡和仰光只不过是些殖民地行政机构中心；只有加尔各答才有一点文化气息，但却远远落后于上海。”

上海全国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因素很多，但最根本的有两条：第一条当然是全方位的开放。

因为全方位开放，上海成为典型的移民城市，移民不仅来自全国的十八个行省，而且来自世界各地。据1885年至1935年的上海人口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公共租界非上海籍人口占上海总人口的80％以上，1950年的上海人口，上海本地籍仅占15％，非本地籍占85％。其中国内移民以江浙移民人数最多；国际移民则来自英、法、美、日、俄等58个国家和地区，最多时达15万人，大约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三四外国人。1931年出版的上海小蓝本（The Little Blue Book of Shanghai）称：“各国人民之团聚于此如上海者，世无其匹，故世界各国未有一国自称本国人民未曾侨居上海者。”这个话有点夸张，但就侨民总数和国籍数而言，上海在中国城市中的确“世无其匹”。人口的高度异质性带来了文化来源的多元性，文化来源的多元性又导致文化的宽容性，上海因此而成为多元文化的摇篮。不同肤色、国籍的族群在这里和平共处，不同文字的报刊在这里出版发行，不同种类的货币在这里自由兑换，不同语言的广播、唱片在这里录制播放，不同的音乐、舞蹈、电影、艺术在这里创作演出。它们在这里合作竞争，在这里交汇融合，共同催生出一种新的都市文化形态。

在这个过程中，全国乃至世界各地文化精英大规模地汇聚到上海，在这里立足发展，在这里开拓创造，上海因此又成为江南乃至全国的“新人文渊薮”。早在1910年就有人在媒体上撰文称上海为“人才荟萃之地”，单就文化方面的人才而言，上海拥有当时中国最庞大的知识阶层。到1903年，上海已至少汇聚了3000名拥有一定新知识的知识分子；至1949年底，在上海从事文化性质职业的知识分子达14700人，是中国文化人最集中和流动性最大的城市。数量众多的各种文化人才的汇聚，为上海文化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提供了不竭的动力、创造力和想象力。

当年上海文化强势崛起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文化上的巨大包容性。因为包容，许多在其他地方不能存在的思想观念，可以在上海存在；许多在别的城市被排斥的思潮、艺术风格，可以在上海显露峥嵘；许多在其他环境里不能办成的文化事业，可以在上海办成；许多在别的地域无法生存的文化人，可以在上海立足、发展。单就小说曲艺而言，在这里，讽刺小说、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历史演义小说，持续盛行；京剧、新剧、电影、沪剧、越剧、淮剧等各种地方戏，外国马戏、杂耍、魔术，争奇斗艳，各显神采。

其实开放与包容互为表里，因为开放，所以包容。正是在这种开放与包容之中，上海孕育并展现出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襟怀与文化气度。这种在历史中形成的襟怀和气度，已成为一种“传奇性的魅力”，弥散在上海人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并铸就了上海人特有的气象和格局。

然而，1949年以后，由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幻，国内政权的更迭，以及政权更迭之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一浪高过一浪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上海的多元文化在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高压下迅速退隐，单一化的革命话语或革命文化取代了开埠以来逐渐形成的多元的文化格局，革命传统取代了近代上海形成的开放传统、法制传统、移民传统和文化的市场化运作传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的产业化运作空间不复存在，上海由此步入革命文化一枝独秀的时代。

然而，革命文化并不是突然出现在上海的，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以后，在全球文化的激进化和中国革命凯歌行进的氛围中，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就已在上海蓬然兴起，并成为上海多元文化格局中的一种活跃的力量。

如前所述，近代上海是中国最多元化的一个都市，这种多元性不仅体现在市政管理和城市社会控制上，而且体现在社会构造、城市生活和文化型态上。正是这种多元的城市格局，为激进的革命文化在上海的孕育与繁衍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生存空间。而且，上海贫富差距悬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边缘社会阶层，理论上为“贫者”代言的中国共产党也比较容易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另一方面，由于上海与世界的联系紧密，特别易受国际思潮的影响。

1920年代以后，上海文化越来越激进化，显然与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激进思潮有关。夏衍在回顾30年代上海的左翼思潮时曾分析道：“本世纪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初，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苏联、欧洲、日本都处于极左思潮泛滥之中，苏联文艺界有一个’拉普’，日本文艺界有个‘纳普’，后期创造社同人和我们这些人刚从日本回来，或多或少地都受到过一些左倾机会主义的福本主义的影响。”实际上，19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左翼文化一度席卷整个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国家都建立了左翼文化团体，如苏联的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即所谓“拉普”），德国的德国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28年成立），奥地利的奥地利无产阶级作家联盟（1930年成立），美国的约翰·里德俱乐部，英国的罗伯特·特来赛尔俱乐部，日本的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家联盟，等等，甚至还成立了一个国际革命作家联盟这样的国际性组织。

上海文化界的左倾化和激进化，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逐步升级的。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推行的一系列施政政策并没有使国家走上宪政的轨道，反而使不少激进青年倍感压抑和失望，更强化了上海文化界的激进化和左翼化的趋势。一位曾经亲历过这段历史的作家回忆说：“一般文人，对于政治现状非常失望、烦闷，走向愤激的路；除了极少数‘御用’的作家，思想左倾已成为必然的共同趋向。”这种说法不免有点过甚其辞，但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确实加剧了上海文化界的激进化和左倾化。抗战时期，空前的民族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激进主义的声势，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内战政策，以及由战争导致的经济与社会局势的急遽恶化，使上海文化界人士特别是激进青年的离心倾向越来越严重。在这种背景下，他们非常自然地把与国民党对峙的共产党看作是另一种希望。从这个角度看，远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之前，革命文化就已开始取得了某种优势，或者说，革命文化的影响已渐渐地超越了党派文化的范围。但是，即使是这样，基于上海这样一个高度多元的城市，革命文化并未取得主导性的地位。换句话说，革命文化只是上海多元文化中的一元。

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革命文化迅速由一个党派的文化变为全国普适的主导文化。这个过程是与一连串的政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政治运动包括“三反”、“五反”，特别是全国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等等，其结果直接导致了社会的国家化和经济构造的单一化。随着社会的国家化和经济构造的单一化，上海文化的多元格局，以及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和文化的产业化运作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便不复存在了。于是，“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文化取得了主宰的地位。

作为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融合的产物，近代上海都市文化不断地成了被清理和被批判的对象。当然，近代上海那些非主流的文化，譬如妓女的文化、帮会的文化、流氓的文化、买办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也得到了有效的清除。众所周知，近代上海一度成为帮会、流氓、恶棍、拆白党、妓女、盗贼的天下，据当年国民党警察局统计，1947年至1948年间，上海每年发生绑票案1500多起，制造、贩卖毒品案2000余起，诈骗案3000余起，盗窃案3000余起，以致于有人曾刻薄地说“旧上海的文化是买办、妓女和流氓的文化”。这些曾经在上海盛行的亚文化品类的彻底清除，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上海的文化环境。但是，这种净化又是以牺牲上海文化的多元化和多样性为代价的。当一种文化被定于一尊的时候，这种文化便不可避免地趋向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文化本身具有的批判功能和内在生命力逐渐衰退，成为政治任意摆布的道具，“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趋向的恶性发展。

在这场文化的急风暴雨席卷下，上海都市文化遭受致命的破坏与摧残。从总体而言，曾经异常鲜明的上海都市文化个性已日渐模糊。但即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文化本身深厚的历史积淀，仍然在曲折地、顽强地表现自我。甚至是革命文化，其展现方式和表现形态也与其他城市不完全相同。譬如，在十年动乱中，举国都处于一种极度的混乱和失控的状态，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心之一，上海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狂热之海、红色之海。

亲历过这段历史的柯灵先生在劫后的一篇文章传神地再现当时的情景，其中写道：“1966年，夏季酷热，一出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命题的荒诞剧出台了。历史脱了轨，中国发了疯，饱经沧桑的上海又一次猛烈震荡。一群新的主宰者突然出现，戴着‘红卫兵’臂章，洪水一样淹没了大街小巷、万户千家，随心所欲地抄家，打砸抢，谁也不能向他们说个‘不’字。妇女光着脚在路上狼狈逃窜，成群结队的孩子拿着剪刀在后面呼啸追逐，因为高跟鞋和窄裤管也是革命对象。”但在全国各地相继发生武斗混战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的时候，上海相对而言依然保持一定的秩序，这里并没有发生北京“大兴事件”一类的杀人惨剧。杨东平在《城市季风》一书中，曾对文革时期的上海和北京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比较，他在书中写道：

尽管上海作为“文革”基地和“四人帮”的巢穴，是“重灾区”，但是和全国许多地方相比，包括和北京相比，就“文革”的全过程和主要面貌而言，上海是相对比较平稳和温和的。除了一个短暂的混乱时期，上海基本上没有发生影响全市生产生活的大规模武斗——使用现代兵器的战斗、巷战等。在1966年8月最混乱的时期，也没有出现社会秩序的全面失控（在北京，红卫兵曾一度取代了警察职能），没有发生集体杀戮等极端野蛮残暴的事件。这不能完全用所谓“稳住上海，搞乱全国”的策略去解释。须知，当“人民群众被真正发动起来”之后，这一群体的集体意识和行为方式便成为驾驭群众运动主动力量。因而，在北京和上海不同的“文革”状态之后，我们看到了难以名状的“文化”。

和上海相比，“文革”在北京的暴烈程度是异乎常情的。1966年8月，红卫兵掀起的由“破四旧”发端的“红色恐怖”浪潮，马上导致了城市社会的崩溃，红卫兵不受制约地为所欲为，施行暴力，全市有11.4万户被抄家，8.5万“五类分子”被驱逐出京，遣返原籍，并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等疯狂的行为。然而，最为惨烈的是另外一幕：打、杀“五类分子”（地、富、反、坏、右）的暴力凶杀行为。

一方面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心之一，另一方面上海又在风暴中维持一定的秩序。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矛盾。实质上，这恰恰是上海的特点所在。因为上海人比较注重原则、遵守规范，在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上，上海人分得非常清楚，角色意识比较强，因此对来自中央或上级的指令，上海人通常的表现不是犯上或抗命，而是服从或顺从。上海人的这种服从而非抗命的性格特征，在文化大革命表露无遗。譬如1967年1月，上海最早的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红革会”发动的“炮打张春桥”事件，仅因一纸“中央文革特急电报”就立刻瓦解了。正因为如此，“中央文革”往往将在北京无法实现的意图转到上海，并借助上海人的这种性格特征来达到目的。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这种存在于大多数上海人心中的规范，以及由这种规范建立起来的内在秩序，对历次政治风暴起着潜在的平抑作用。所以，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浩劫中，上海仍然维持了相当的秩序。就此而言，革命文化在改造上海都市文化传统的过程中又被上海的这种文化传统所改造，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上海的特征。

问题是，上海这种消解暴力和平抑混乱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杨东平认为来自“文化”，来自上海独特的都市文化，这在方向上是对的，但他并没有做进一步的阐释。我认为，这种力量主要来自上海文化的三重构造。如果说革命文化是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显性构造，那么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在革命文化的挤兑下则变成了一种隐性构造。

开埠前上海所在的文化区域属于江南文化圈内，但那个时候江南的文化中心在苏州和杭州等中心城市，上海处于“慕苏、扬余风”的边缘地带。作为一个区域共同体，江南地区在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最精华的区域所在，经济上是朝廷的“财赋之区”，文化上是备受瞩目的“科甲之乡”。前近代时期的江南地区不仅是中国最富庶与繁华的地方，而且是主导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因此，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非常自然地成为全国视线的焦点，即使是乾隆皇帝也无法抗拒它由富庶与繁华、精致与优雅组合而成的奇特魔力。他既为江南的这种魔力吸引，数度南巡，又觉得江南有一些他无法认同的东西，不失时机地刻意予以贬抑。乾隆的这种心理，孔飞力教授在《叫魂》一书中有一段精彩的刻画：

既恐惧又不信任，既赞叹不已又满怀妒忌，这便是满人对于江南的看法。在这个“鱼米之乡”，繁荣兴旺的农业与勃勃发展的商业造就了优雅的气质和学术成就。北京大部分的粮食供应，是经过大运河从江南运来的。因此，几百年来，帝国的统治者们便发现，他们需要不断地同江南上层人士争夺那里多余的粮食。同样令北京统治者感到头疼的，是如何才能建立起对于倨傲不逊的上层学界的政治控制。江南的学界精英所期期以求的并不仅仅是在科举考试中占有一席之地或获得高官厚禄。如果有什么人能让满族人感到自己像一个粗鲁的外乡人，那就是江南文人。面对这个久已存在的江南问题，在处理这种爱恨交织的关系时，弘历（即乾隆）以自己的方法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凡是满族人眼里最具汉人特征的东西均以江南文化为中心：这里的文化最奢侈，最学究气，也最讲究艺术品味，但从满人古板严谨的观点来看，这里的文化也最腐败。正因为江南文化有着种种非常吸引人的地方，它才对满人的价值观－－那种弘历喜欢想象的价值观念－－构成了威胁。如果满人在中国文化面前失去自我的话，那么，正是江南文化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在北京统治者对江南的矛盾心理和暧昧态度背后，是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在社会经济和人文传统方面所具有的超强的辐射能力，这种辐射能力是任何其他区域所无法比拟和匹敌的。其实，明清时期的江南并不仅仅对满族人而言具有明显的优越感，对江南之外的其他区域也具有同样巨大的吸引力。这种源于自身经济传统与人文传统的优越感使江南的区域特征越来越明显，上海处于江南的边缘，与江南中心地带的民情风俗有一些差异，王韬就曾指出：“海滨之民，气质刚劲，举止率卤，读书子弟亦皆俗氛满面，绝无深识远虑可与谈者。”但毕竟同属江南文化圈中，不免受到江南文化的熏染。所以同样是滨海之民，上海人与广东人、福建人无论在性格还是对外的态度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差异给一些早期来华的外国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海人和广东人，不但口语像两种欧洲语言那样地各不相同，而且天生的特征也是那样的各不相同的。广东人好勇斗狠，上海人温文尔雅；南方人是过激派，吴人是稳健派。自古以来上海人一直是顺从当权的地方政府的，而广东呢。却随时在酝酿着政治阴谋和叛变。对于排外运动，广东人在许多事件中，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对于外侨曾表示强烈的憎恶；如果他们对于外侨能够表示冷淡，我们就认为是很好的人了。而上海人呢，虽然他们不是本性上愿意和外侨亲善，但至少愿意和外侨作半推半就的接近。（《上海小刀会起义资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753页）

（上海）华洋商人友好无间，非如粤埠华洋人民积有芥蒂，遇事有不能融洽之虞也。（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第565页）

这样的印象至少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前近代上海文化已具备某些现代性。我曾在《上海通史·晚清社会》卷中对前近代上海社会的特质及上海人的心态做过一些研究，认为前近代上海社会具有一种多元、兼容的内在属性，长期生存于这种社会空间中的上海人，无疑较易于接受环境的变迁，其对新的情势的适应性自然亦较大，明显有别于内地人或沿海其他城市居民，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当时的上海人已明显地“具有海洋性民族的性格特征”，并在上海的开发历程中形成了一种外向性与开放的心态。上海社会的特质及上海人开放外向性的心态，不仅是前近代上海社会演进的强大动力，而且为尔后的上海发展培植了必不可少的内在基因。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开埠之初来华的外国人在广州和上海两个通商口岸会受到两种截然不同的待遇，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上海在五口通商时代会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

外向性与开放的心态之外，上海以及江南地区文化的另外一些特质对近代上海文化乃至当代上海都市文化亦具有极重要的影响。这些特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意识的发达，二是市民意识的萌蘖。前近代时期江南地区，特别是环太湖流域、运河沿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工商业的繁荣，商帮的活跃，区域市场网络的拓展，都是其他区域难以颉颃的，至于上海，原本就是借着“通海之利”而崛起的“江海通津”、“东南都会”。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明清江南地区已出现了所谓“早期工业化”。经济的多样化，以及国家的财政订货，强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市场关系的发展。从经济多样化的角度看，前近代江南的一些地区，已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社会。由此形成的市场，已明显有别于中国传统的农业生活市场。市场关系网络的拓展，一方面使江南地区的社会与文化呈现出与众不同的新气象，另一方面亦使江南人比较普遍地具有相当浓厚的市场意识。与市场关系网络的拓展相对应的，是明清江南地区城镇的勃兴。而城镇的勃兴又势必推动了市民意识的萌蘖。所有这些都表明，明清江南地区实际上已呈现出异乎其他区域的发展格局和态势，这种发展格局与态势具有鲜明的现代性。若不是受制于帝国时代的制度结构的制约，江南地区已具备导向近代发展的某种可能性。

心态的开放，市场意识的发达，以及市民意识的萌蘖，虽然由于帝国时代的制度结构的制约，未能使江南地区导向近代的发展，但江南文化的这些特质至少为近代上海的快速崛起提供了某种有利的因素。

开埠后，特别是太平军扫荡江南之后，上海迅速取代苏、杭等江南传统的中心城市，一跃而为江南新的中心城市。江南中心城市的位移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人才、财富和文化的位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由江南文化的边缘跃居江南文化的中心。从边缘到中心，是移民造成的。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国内移民来自18个省区，但江南移民人数最多，其中又以江苏、浙江为最。按1950年1月的统计，在总共498万人口中，江苏籍和浙江籍移民分别占了239万和128万，超过三分之二。也就是说，当代上海市民的主体乃是江南移民的后代，作为文化移动的主要载体，移民的这种籍贯构成显示出江南文化在上海文化构造中的特殊位置。这种特殊位置从上海方言的结构中也可以非常典型地反映出来。现在的上海话并不是开埠前上海方言的简单延续，开埠后最初的三四十年来沪移民基本上是“各操土音”，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上海话已经形成。民国年间，一位日本学者曾研究过上海方言的结构，他认为上海话由四个部分组成：第一是苏州语系，包括上海、宝山、南汇、昆山、嘉兴、崇明、湖州、无锡、常州、杭州等地方言；第二是宁波语系，包括绍兴、严州、金华、衢州、台州等地方言；第三是粤语系；第四是其他方言，包括苏北方言等。其中苏州语系占75％，宁波语系占10％，粤语系占0.5％，其他方言占14.5％。上海方言的构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都市文化的构造。

上海都市文化另一重构造无疑是欧美文化。开埠后的上海是中国最欧美化的城市，或者说是最西方化的城市，有人称近代上海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城市。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受西方影响最大无疑是近代上海显著的特征。从器物到制度，从建筑到语言，从生活方式到价值观念，无不受到西方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在欧美文化的浸灌下，崇洋早已成为上海市民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所谓洋优于土，洋货优于土货，洋人优于华人，甚至本国产品也要标洋名以求善价，这种“以洋为尚”的现象早在道光末年就已初露端倪，随着租界的开放与繁荣，这种现象更扩展到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有些买办甚至“视吾中国同洲之人皆如土块粪壤，目中意中惟有一洋商，虽为之走狗，为之涤溺而不惜”。1883年，上海报纸上有一篇文章曾议论过这种心理，其中说：“上海为通商大埠，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其制造灵巧不能学乃学其浅近者，效其语言，而语言仍微有不同之处，俗称洋泾浜语，西人谓之‘别禽’。‘别禽’（Piaqin)云者，义取生意场中通行之意。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乐，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弹子之房游于暇日，大餐之馆座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恣大嚼者，皆华人也。‘温都的爱’、‘爱皮西提’会一二句便刺刺不休，以为时路。酒则香饼（槟）、茶则加非（咖啡），日用之物皆以一洋字者为佳，此皆华人学西人之明证也。”如果说在中西交冲之初上海人对西事西物存在着自觉或不自觉的排拒心理的话，那么随着崇洋心理的形成，上海人对欧美文化的态度亦逐渐由排拒转变而为自觉认同与接受，“洋”字在近代上海人的心目中成了最具魔力的字眼。

上海人对欧美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并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层面上的效仿，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对欧美文化的向往与追求。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早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上海就已出现了夜校和外语培训班。此后，上海的外语热一直常盛不衰，除正规的学校外，形形色色的外语培训班、夜校大量地涌现出来。据不完全统计，单19世纪70－80年代上海外语培训班和夜校36所。由于上海在中外贸易中的特殊地位，涉外行业比较集中，而且薪水优厚，上海持续升温的外语热与职业选择上的考量有关，或者说与利益及成本的考量有关，并非完全出于对欧美文化的兴趣。但当北京等地为新创办的洋务学堂的生源稀缺而大伤脑筋的时候，从19世纪70年代末起，上海的富商、士宦人家已开始竞相让自己的子弟接受西洋教育。这就不仅仅是利益与成本的考量，而是自觉的向往与追求了。在学习西文的过程中，上海人连自己的语言也打上了明显的西方印记，洋泾浜英语就是上海的特产，是上海与西洋融汇的象征。

1949年以后，受“冷战”时期的世界格局和国内政局的影响，上海又从开放重新回归闭锁，“崇洋”变成了“媚外”的代名词，受到大肆鞑伐。在这种背景下，欧美文化及其生活方式被视作一种不健康的腐朽的没落的东西，“资”，即所谓资产阶级文化和“封”（封建文化）与“修”（修正主义）一起成为被清算的对象。与此相对应，上海人已经建立起来的那种异于内地的世界性的生活方式在强大的外在压力下不得不退藏于密，但即使如此，新的政权实际上无法完全切断上海人与海外世界的所有联系，因为新的政权无法改变历史。

据上海侨情调查，上海市共有归侨、侨眷、港澳同胞和外籍华侨40余万人，而这些人在海外的亲属则达3000万人之多，分布在世界六大洲的1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样庞大的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曾使无数的上海人受到冲击和株连，但改革开放后，这种海外关系却成了上海“重振雄风”的资源优势。同时，它如同一种被重新激活的族群记忆，召唤着一批又一批上海人沿着这种关系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一点，从改革开放以后上海人的出国潮中可以清晰地反映出来。据1990年的调查，大陆在国外工作、学习的人员共22.77万人，其中上海人6.65万人，占27.9％，居全国之首。

上海人对西方的向往，在上海人的婚姻观念中也能得到体现。与广东人的“涉外婚姻”主要以港澳台为基本取向不同，上海人的“涉外婚姻”以日本和欧美为主要流向。在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上海人的“洋婚姻”几乎占全国的一半，其中又以女性外嫁居多，占90％，而且多嫁给外籍华侨。当然，这种“涉外婚姻”多半是基于功利的考量，并不值得赞美，但亦与上海深刻的历史关系密不可分。在这种深刻的历史关系中，上海人的“海外情结”无疑是一种重要的触媒。有趣的是，这种本身并不值得赞美的婚姻样式不仅未受到新闻媒体的冷遇或批评，相反却受到正面的揄扬，或给予道义和舆论的支持，有的媒体甚至直言不讳地标榜所谓“上海的女婿遍天下”。至于在一般市民心目中，这种“涉外婚姻”不仅一度成为上海人街谈巷议的最热门的话题，而且往往表现出一种抑制不住的艳羡。于是，“涉外婚姻”变成了一种自炫或炫人的资本。在这种揄扬、艳羡和炫耀背后，有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崇洋心结。至于在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层面，欧美文化的影响更是无所不在，尽管在1949年之后的近三十年时间里，声讨和批判西方帝国主义及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声浪足以淹没一切，但上海人对西方仍保持着内心的向往，即使是在十年动乱期间，暗地里坚持自学外语、学练钢琴的也大有人在。

上海人的日常生活中，西方的影响也随处可见，读外语，信基督教，过圣诞节、情人节，爱上西餐馆、咖啡厅，喜食面包、奶油蛋糕等等皆是。当然，欧美文化对当代上海人的影响，并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对上海人心态与行为文明的型塑上。上海人比较遵守规则、尊重规范，也都直接来源于欧美的制度文化，并且至今仍在对上海的市政管理和社会秩序发挥积极影响。譬如，“外商一般认为，……与上海人谈判固然比较困难，但与上海签定的合同符合规范，细节考虑周到，执行中少有麻烦，因而成功率较高。统计显示，上海的外资企业成功率最高，达98％，居全国之首。80年代末，连续3年的全国十佳合资企业，上海约占半数。”

应当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究其原因，大抵有二：一是上海人经商处事比较讲究原则和规范，具有很强的契约意识，因此在执行过程中“少有麻烦”；二是上海在近代历史中形成的那种城市生活的氛围和情调，更接近于外商的生活方式。一位与上海人相濡以沫的日本老板如是说：“上海人大概不是最好的朋友，但他们是最好的同事。”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上海人办事比较遵守规范，且有很强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规则与规范意识说到底是一种制度意识。与这种制度意识相对应的是，上海人的权利意识。这种权利意识给许多外地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一位刚到上海工作的外地人曾这样说：“他们（指上海人）很懂得卫护自己的利益，但也决不轻易去侵犯别人。”这种印象在几年前《中国青年报》提供的一组统计数据中得到证实。该报所作的统计数据显示：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50％的北京人自认倒霉，不采取任何措施，只有29.7％的人向经销单位反映问题；而在上海，只有30％的人不采取任何措施，有39％的人直接向经销单位反映问题，15％的人直接向厂家反映，10.4％的人向消费者协会反映。就是说，有70％的上海人通过正常的管道卫护自己的权益。这种卫护自身权益的意识，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上海人意识深处的权利意识，是法制精神在上海人意识与行为中的体现。这些体现在上海人日常生活中对西方的向往，是任何别的东西所能阻遏的。在当代上海人的意识深处，对西方文化始终有一种亲近感，所以，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潜隐的向往和亲近，便很快鲜活起来，为上海在90年代以来的大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动力。当代上海人开放的心态和世界的意识，应当说与欧美文化在上海人心中的历史积淀不无关系。

虽然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在革命文化的声讨、清理、批判下逐渐退隐，但退隐并不意味着消失，作为上海都市文化的隐性构造，它们依然隐秘地存在于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并在与革命文化的复杂互动中，顽强、曲折地展示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力量。

断裂与连续之间：上海都市文化的特殊性

张旭东在一篇谈论上海的文章中写道：

百年上海的历史都一层一层地积淀在这个城市空间中，积淀在一些极为具体的日常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读者可以通过一种阅读的“考古学发掘”，看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以及不同阶级在文化上的符号、不同阶级的记忆、具体生活的仪式等等。它们沉淀在上海这个城市的日常空间中，都是活生生的东西，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比如，无产阶级以为自己把资产阶级消灭了，但事实上资产阶级不但幸存下来，而且还在这个城市的某些角落里生活得很好，占据着自己巨大的所谓的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特权”。上海市民阶层的生活的想象性指向还是受到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生活的影响，所以，虽经社会主义工业化、无产阶级文艺的发源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等多种冲击，但都没有把这种影响彻底清除掉。在这个意义上说，50年代后期开始的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显示出深刻的理论眼光，因为那些关于权利、私有财产的论述、关于资产阶级自身合法性的论述，一直都根深蒂固，几乎成为一种民间意识形态。而这一点，也正是上海文化的特殊性。

百年的上海都市文化经历了极其深刻、复杂的变迁，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和面貌，但在看似断裂的历史中又存在着不易抹去的连续性。近代上海文化是由江南文化与欧美文化融合的产物。当代上海都市文化，从表面上看，是革命文化一枝独秀，和中国其他城市并无差别，但实质上，上海并没有完全成为北京、广州等其他城市，仍然具有迥异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原因在于上海独特的历史传统。具体地说，当代上海都市文化除了革命文化这一重构造之外，还存在着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二重构造。尽管，在1949年以后，上海和其他城市一样，革命文化已成为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对上海都市文化形态产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并成为当代上海文化最张扬、显豁的层面，甚至在许多方面“再造”了上海文化。

但革命文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全部，由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融合而成的近代上海文化当然也并没有彻底地退出历史，上海人仍然保持着许多心照不宣的生活秩序和内心规范，至少在日常生活中，江南文化和欧美文化仍然在发挥着正面的影响，这种影响不是批判和呐喊可以随意抹去的。尽管它们被视为应该淘汰的东西，但在事实上它们仍然是现实的，是上海文化构造中的内在风景。这也是在革命文化统领一切的年代里，上海文化区别于其他城市文化的根本所在。

当代上海都市文化的三重构造，共同支撑起当代上海奇特的文化大厦。因为承传江南文化，所以当代上海都市文化有着深厚的底蕴，并与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保持着一脉相承的联系；因为长期浸润欧美文化，所以当代上海人比较讲究游戏规则，并在内心深处始终保持对西方文化的向往，一旦形势许可，便比较易于与世界接轨；因为经受革命文化的洗礼，所以当代上海都市文化又存在着与中国其他城市文化趋同的倾向，由欧美化回归于中国化和意识形态化，这又是上海文化与世界其他城市文化，以及香港、台北等城市的最大的区别所在。

（本文摘自周武著《边缘缔造中心：历史视域中的上海与江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