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礼平︱牛津版《知堂回想录》的出版故事

周作人八十一岁時小影（1965）

罗孚说过，“《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部著作”。此书由完稿到连载再到出版，中间颇多波折，后来终得在港出版，其间罗孚及曹聚仁都居功至伟。但罗孚却谦让地认为功属曹氏，他说：“周作人晚年的一些著译能在香港发表、出书，都是曹聚仁之功。曹聚仁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到北京进行采访工作，访问了周作人，表示可以通过他，把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发表。这以后，周作人就开始寄稿给他，由他向一些报刊推荐。”

罗孚还指出：《知堂回想录》是曹聚仁建议的。“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罗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于是曹聚仁写信给周作人。罗更提到：“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新晚报》向他拉稿，尽管也可以这样说，但说得准确些，拉稿的其实是曹聚仁，因为立意和写信的都是他。”（见罗孚《回想〈知堂回想录〉》）

其实，曹、罗都是慧眼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曹聚仁和周作人是旧交，世人所共知，且不说了，罗孚上世纪五十年代随朱省斋陪访周作人，始与周作人有一面之雅。但罗氏对周作人的倾慕早于少年时即产生，他喜欢周氏兄弟的文章和书法，曾自陈是“双崇拜”。

有了伯乐，也有了千里马，但还要有时势。可惜，时势乖合，往往令人无奈。

《知堂回想录》一书由1960年12月开笔，至1962年11月脱稿，再到《新晚报》刊登时，已是1964年的8月了。罗孚后来说：“是我还有顾虑，怕回忆录的文章是阳春白雪，不为一般读者接受；另一个原因是想周氏对敌伪时期的历史是如何措辞。是后来见周氏能阙而不谈，这才释然于心。”

即使是如此惴惴然的小心谨慎，但《回想录》在连载一个月之后，仍给腰斩了。罗孚的交代只是：“我是奉命行事。”有人放话：“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那只得腰斩，是别无选择了。

内情局外人难尽悉，只知曹聚仁信中曾安慰周作人：“聚仁因为和京中最高层有往来，还可以做得主，所以要把这件事弄完成来。聚仁也和先生一样，走‘老庄’的路子，假使没有把握，决不乱掮木梢的。可奈这两年身体太差了，不能回京看看，也不能出远门。有些话，等我当面说给您吧！”（1965年12月8日）

其实，曹聚仁是以虚言诳老者，此时的曹氏已是“不能回京”了。事缘曹氏所编《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不肯销毁书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蓝萍在沪、宁影剧界的活动资料，因而犯讳。周恩来要保护曹，乃警诫他非得北京许可，不要回国（见曹艺《现代东方一但丁——陪伴先兄南行记事》）。

形势令知堂老人无奈，曹聚仁也为罗孚解释“腰斩”之事，说：“对罗兄不要错怪，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作主的。”又说：“他（罗孚）是党员，我并不是，我是同路人。”并叮嘱：“我这封信，先生看明白了就算了，不必和别人谈及。”（1966年11月25日）

其实，《知堂回想录》被腰斩之后，罗孚仍未放弃，初拟转在1966年罗参与创办的《海光文艺》上择要刊载，但“文革”风暴波及香港，《海光文艺》也夭折了。更遗憾的是，知堂老人未几也在折磨中死去。后来，经曹聚仁说项，《知堂回想录》得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上发表，于是连载九个月，那已是知堂老人逝去的第二个年头了。

曹氏又安排《南洋商报》将稿酬直接汇至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用以解决该书的排版及印刷费用，乃令该书能在1970年5月出版。他在回想录的“校读小记”中坦言：“这部《知堂回想录》，先后碰到了种种挫折，终于和世人相见了。此稿付印时，知堂老人尚在人世，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余，能够印行问世，我也可慰故人于地下了。”

其实，此时的曹聚仁正处于贫病交迫的凄凉晚境，以病弱之躯，亲负校对之责，“伏案校对，腹痛如割”。书出版后两年，曹氏也在澳门病逝了。

再说此书出版后，也有些波折。因书前编置有周作人的几封信，其中一封犯了当时的忌讳。罗氏劝曹氏删去，免招麻烦。所以书虽出版了，却莫名其妙地要“收回”，要撕毁犯忌的信页，重装封面，出版社也换成曹氏“听涛出版社”的名义。

曹氏在“校读小记”中说：“此刻看了全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可惜，那位对老人作主观批评的人，已不及见这本书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

曹氏虽非中共党员，但自承是同路人。他仍为此书的出版，向《大公报》的费彝民、罗孚报备。“彝民、承勋二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刊行，我个人负完全责任，如有错误，我个人愿受任何处分，决无怨言”，“我并不居功，也不辞责。我先后校了三回，内容绝无反动之点，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来”。字里行间，隐约显示出曹氏是在为罗孚开脱。

三育版《回想录》虽得曹氏三校，但老眼昏花，仍讹错众多。说到讹错，还有以下一个重要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报纸多用活版印刷，排字工人执字排版，都是五指墨黑，故有“黑手党”之称。当稿件发到字房，为求速度，往往一纸剪成几条，由各工人分纸执字，供执字的原稿在校对之后，即使不“五马分尸”，也已模糊难看了。

由于罗孚爱惜知堂手泽，于是不惜工本，请人录副，使能用抄本发排。此事曹聚仁在致周作人信中也有透露：“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1966年11月25日）因此之故，知堂手稿便能保存下来。

但抄录同时也增加讹错（这是三育版错字多的一个原因）。在回想录初版之后，曹聚仁便将整套原稿转交罗孚保存，说：“兄可留作纪念，三五十年后，也许将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

罗孚费心费力保存的这一大部《知堂回想录》手稿，在北京软禁十年之后，回港即检出，托人带到北京，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知堂回想录》成书半个世纪之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将该书以知堂老人原稿校勘后重新出版，并附录一些过去不常见的文献资料，对研究知堂老人生平谤誉事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