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评《给孩子的古文》︱“只能编好不能编坏”

由北岛主编的“给孩子系列”丛书，最近又推出了一本《给孩子的古文》（中信出版社，2019年），承担编注重任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杜氏中国文化讲座教授商伟。与历代诸多文章选本相较，这个新读本确实有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地方。以选目而言，为了适应现代人尤其是孩子们的阅读兴趣和理解能力，就将不少虽有定评却略嫌古奥艰深的作品悉数黜落，以免读者甫一开卷便望而生畏。最终入选的篇章既包括传诵已久的名篇佳制，又不拘泥于狭义的“古文”，而是四部兼赅，骈散并收，甚至不拘一格地将寓言笑话、笔记杂谈、书画题跋、信札尺牍、小说评点等也纳入其中。如果对照一下传统古文家的批评意见，诸如“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沈廷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引方苞语），或是“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话，忌时文，忌尺牍”（吴德旋《初月楼古文绪论》），就不难发现这个读本迥异于前人的新颖视角和独特标准。正如编注者在序言中所期盼的那样，这样确实尽可能做到了“展示古文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再辅以精心结撰的导读和反复推敲的注释，足以让初学者通过不同的体裁、题材、技法和风格，对古代散文鲜活灵动的特性产生真切而充分的体认。

全书涵盖的范围极为广泛，编注者在斟酌取舍之际也煞费苦心。书中各篇并非一盘散沙，各自为政，有不少彼此衔接照应，存在各种微妙的内在关联。有时是围绕特定的人物或事件，比如既节选了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的片段，又收录了苏轼的《留侯论》。导读中特意提起，“我们在前面读了司马迁《史记·留侯世家》中张良圯下受书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苏轼读过之后，写了这篇《留侯论》。他没有全面评价张良的生平和功过是非，而是以这一情节为中心，强调了张良‘能忍’的过人气度”，很自然地引导读者回溯自己的阅读体验来加以印证。有时是彰显同一时期的风尚流变，比如在谢赫《〈古画品录〉序》的导读中，联系到前面选录的《世说新语》，提醒读者留意“魏晋时期品评人物的语言如何延伸进了文学艺术的领域，赋予了文学、书法和绘画作品以人体生命的特质”，而谢书中“所用的术语，也基本上来自对人物的体貌骨相和风姿气度的观察、描述和评价”，悉心指点读者沿波讨源，体会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的交融贯通。有时是同类型作品的比较参证，比如在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的导读中预先告知，“本书还收录了晚明袁中道的《寄四五弟》和《寄八舅》，也同样是邀请亲友开春入山同游。可以跟王维的这封信对照来读，看一看它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吸引读者仔细比勘这些作品的同工异曲。通过大量线索的串接整合，使不同篇章之间建构起纵横交错、前后勾连的有机联系，从而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积极性，对古文的承传嬗变也能产生更丰富、更完整的体认。

各篇选文前都冠有要言不烦的导读，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从创作主旨、语言技巧、篇章布局、风神情韵等角度予以评说阐发。正如编注者所欣赏的清代批评家金圣叹一样，这些言简意赅的点拨也“往往能知微见著，在作者似不经意处，别有一番体会”，为初学者的研读欣赏提供不少启示和借鉴。比如在评介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就强调“这不是一篇循规蹈矩的作品”，因为作者在落笔时“并没有亲临洞庭湖畔，也没有见到重修的岳阳楼”，完全是通过想象来凭空悬拟。但正因如此才“打破了同类文章的范式”，并通过篇末议论“将全文升华到了一个新的境界”。编注者藉此引申发挥，“面对熟读过的名篇，我们应该尽量消除习惯所造成的惰性，恢复第一次读到它的那种新鲜感和陌生感，这样才有可能在我们自以为熟悉的文字中，发现它们不同寻常的奥秘”。希望读者能够举一反三，沉潜往复，重新审视那些耳熟能详的作品。即便是围绕细节问题的评议，也并不流于饾饤琐屑，而是竭力提升到更高的层面来加以考察。比如在介绍刘侗、于奕正的《帝京景物略》时，称道这两位作者“善于使用动词，甚至常常把名词和形容词当作动词来用”，由此形成特殊的表达效果，“第一是省去臃肿的字词，造成明快醒目的风格；第二是把重心放在了动词化的名词上，用它来支撑整个句子，同时也可以变静态为动态，让句子更有生气；第三是为原本稀松平常的一个句子带来新奇感和陌生感，从而化腐朽为神奇”。随即进一步指出古汉语中并无词性的严格区分，词性的判别主要取决于该词在句中所处的位置，“这在日益标准化的现代汉语中，已经不易做到了，欧洲文字做起来就更不容易。而在古文中却不难，偶一为之，令人耳目一新”，启发读者从遣词造语入手，逐步感知文章体貌形成的缘由，乃至古今中西语言表达的差异所在。

有些导读并不拘囿于文章本身，还能引譬连类，时有出人意表却又耐人寻味的“出位之思”。比如在分析《战国策》中“鹬蚌相争”的寓言时，强调鹬、蚌间的对话“各不相让，针锋相对，但听上去却又一唱一和，彼此呼应，就像是一出喜剧中的台词”，接着又兴致勃勃地追问，“大家都读过伊索寓言吧？还记得其中那些相似的对话吗？寓言的智慧往往跨越地理和文化的边界而彼此相通，未必就是谁受了谁的影响”，让读者略窥中西文化的殊途同归。在评述《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拜将的始末时，特别指出“这些跌宕起伏的精彩情节，后来经过改写，又进入了民间说书和章回小说，也活跃在戏曲的舞台上。从文人、官僚，到乡野间不识字的农夫，甚至老幼妇孺，几乎家喻户晓”，展示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紧密关联。在阐发欧阳修《秋声赋》的主旨时，则娓娓谈起“在中国文学史上，‘悲秋’是一个不断重奏的旋律”，“经过了多少代文人词客的创造与积累，悲秋的情怀久已积淀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基因”，将其置于相同母题的谱系中，呈现出深远丰厚的意蕴。在介绍文震亨《长物志》的内容时，顺便评说当时的社会风尚，“晚明是一个日益奢侈的时代，文人在消费文化的领域里，面临来自商人的巨大挑战。如果一味攀比财富，他们哪里是商人的对手？但就趣味和风格而言，他们却占了上风，因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鉴定者和评赏家”，揭示出作者津津乐道的闲适风雅并非无源之水，自有其现实针对性。在剖析袁宏道《满井游记》的片段时，突发奇想地提起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的儿时记忆，“最令他难忘的是，站在圣彼得堡的涅瓦河畔，观看河上冰裂时发出巨大的轰鸣声”，尽管北京近郊的初春景象“没有那么壮观，但微妙之处过之”，“而用文字来捕捉这些微妙的变化，当首推袁宏道的这篇游记”，通过比较来展现作家的匠心独运以及不同的地域风情。在评赏张岱的《西湖七月半》时，则指出“张岱不是小说家，可他写西湖游览人看人的本领，后来被吴敬梓学了去，写进了《儒林外史》中的马二游西湖那一段，不信可以拿来比比看”，提示读者关注不同文体之间的因缘递嬗。这当然也和编注者多年来精研吴敬梓相关，他在《礼与十八世纪的文化转折：〈儒林外史〉研究》（三联书店，2012年）中已经提到小说中的那段场景，“让我们回想起晚明清初散文家张岱的《西湖七月半》”（见该书跋《〈儒林外史〉的诗意场域：乡愁与失落的家园》）。这些旁逸斜出的内容看似枝蔓芜杂，却别有触动灵机、启迪心智的特殊功效，令人在低徊涵咏之际体验到更为丰饶深沉的意趣。

今人对古文往往先入为主地抱有抵触拒斥的偏见，除了部分源自语言表达上的隔膜外，很大程度也和古文看似无裨实用息息相关。不过在编注者眼中，历代散文佳作恐怕绝不是博物馆中的陈列品，只能供观众驻足遥望而顶礼膜拜，其立意构思、谋篇布局乃至用语造境等都依然有许多值得效仿取资的地方。在评论《孟子》“以己推人”的观念时，他就借题发挥说，“这是做人的法则，也暗含了作文的道理。好的作家都有以己推人的同情心，也善于扪心自问，自我反省。写小说如此，做文章也不例外”。在研析柳宗元《小石潭记》的过程中，则对其精巧构思赞不绝口，称叹道“有谁教过我们这样写文章吗？篇末翻空出奇，另起一义——能这样做的人不多，做得好就更少”。在表彰《帝京景物略》“俊雅隽洁的笔法”和“洗练警策的风格”时，又告诫读者“要想把文字写得有精神，就应该多读这样的文章”。全书最终以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殿后，更是借此强调“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古文也为之面目一新”，“梁启超的文章就是这个新时代的产物，是古文中的新文体。是的，新时代也可以有古文，而古文也可以有新文体”。尽管古今之间在语言表达、文章体式等方面相去甚远，可某些思想、观念和趣味依然不绝如缕，虽历久而弥新。在寻绎品赏历代名篇佳制的过程中，倒也不妨将精鉴妙悟的点滴所得融入个人的实际写作。编注者本人恐怕就从中获益匪浅，所撰导读尽去陈腐乏味之弊，非但善于揣摩文心，文字也格外典雅隽永。比如在点评李白《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时说，“尽管仍不免有人生过客、百年如梦的感慨，它通篇的基调却是豪爽、放达的，欢快而乐观。当此宴饮欢会之际，李白感受最深的不是春天的伤感，不是花开花落的无常，而是生命在春天苏醒的喜悦，是万物皆备于我的赞叹和感激”，就能曲尽其妙而饶有余韵。

编注这样一部意在贯通古今、兼备诸体的文章读本，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编注者在《后记》中就深致感慨，“从开始到成书，前后花费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经过数年反复打磨，其选目之丰赡周备、导读之晓畅平允、注释之精审翔实，都有目共睹而毋庸赘言。然而兹事体大，千头万绪之中，还是有一些涉及次序编排、文句标点、字词注释、介绍说明等方面的问题。编注者或许自有考虑或别有依凭，然而仔细覆按之后似乎也略有可商。不贤识小，兹略拈一二，以供商榷。

次序编排方面。本书自序明言“全书按时代排序”，以便读者“可以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编注者从《列子》中挑选了五则寓言，篇目数量居全书之冠，足见对此书的偏爱倚重。编排时则位列《老子》《论语》和《孟子》《庄子》之间，无疑将其归入先秦诸子散文之列。此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虽有著录，但最初经刘向、刘歆父子整理的原本早就散佚无存。而关于今本《列子》的撰著时代，自唐代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今人杨伯峻编纂《列子集释》（中华书局，1979年）时曾钩稽大量资料，汇编成《辨伪文字辑略》附于书后。其中马叙伦《列子伪书考》的结论最具代表性：“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判定其成书时间在魏晋之际。此后还有学者从其他角度继续辨伪，如季羡林《〈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三联书店，1982年）发现了《列子》抄袭晚出佛经的确凿证据，更是直截了当地认定，“替《列子》辩护的学者们的意见都太空虚，不能让人心服”，“《列子》这部书是彻头彻尾一部伪书”，并将成书上限划定在西晋太康六年（285）。编注者在导读里提到，“《列子》一书在流传过程中，几经编订，杂糅了一些后来的观念”，看来对前人辨伪也有所了解，只是不知为何还首鼠两端，将其视为先秦著作？

文句标点方面。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里提到“藏书，非好之与有力者不能”，随后举明初杨士奇（字东里）为例，相关内容被编注者标点为“杨东里少时贫不能致书，欲得《史略释文十书直音》，市直不过百钱，无以应，母夫人以所畜牝鸡易之”。这可能也有所本，沈善洪主编《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收录此文时就是如此标点的。只是其中的书名读来古怪，编注者在注释中也只能含糊其辞地说这是“初学者的读物，现已失传”。其实黄宗羲在后文还讲到“东里特识此事于书后”，已经提供了线索可供追查。杨士奇《东里续集》卷十七中有一则题跋，略云“右《史略释文》一册，余在京师，并《史略》二册，皆得于邻舍之罢官去者。忆年十四五，坐贫，不得已出为村落童子师，以谋奉养之计，而急欲此编及《十书直音》。是时二书市直百钱，然不能得也。家独畜一牝鸡，数岁矣，先宜人命以易之”。黄氏文中所述当即据此，提到的书名无疑应该标作“《史略释文》《十书直音》”。尽管两书现已失传，还是能推知其大略。《东里续集》卷十七另有一则题跋，说起“宋进士吾郡曾先之编《史略》，以便初学”，“余在京师，邻家有罢官去者，留以见遗”。两相参证，不难推断《史略释文》就是解说注释曾先之《十八史略》的一类著作。今存元刊本《新增音义释文古今历代十八史略》二卷（《中华再造善本》有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或即此书。又《东里文集》卷二十五有一篇《书〈养蒙大训〉后》，提到“右《养蒙大训》，豫章熊大年集陈氏《经学启蒙》、《初学经训》、《小学礼诗》、王氏《伊洛精义》、饶氏《性理字训》、《训蒙理诗》、程氏《毓蒙明训》、胡氏《序古千文》、《朱子训蒙绝句》、《孝经刊误》十书而为之者也”，《十书直音》恐怕就是标注此类童蒙读本字音的著作。明初纂修的《文渊阁书目》卷十二也著录过《十书直音》，注明“一部一册”，篇幅不会很大。

字词注释方面。苏轼《答谢民师书》中有云“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本书注释称“汉代的王逸注《楚辞》，尊《离骚》为经。‘风’与‘雅’是《诗经》的两个重要部分，汉代的经学家因为《离骚》多有幽怨之辞，而称之为‘变风’和‘变雅’”，所言略有讹谬误解。据王逸《楚辞章句叙》，早在西汉武帝时，就已经“使淮南王安作《离骚经章句》”，随后班固、贾逵等东汉初期的学者又“各作《离骚经章句》”，足见“尊《离骚》为经”并不始于东汉中期的王逸。又“变风”“变雅”之称始见于《毛诗大序》所说的“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两者相对于“正风”“正雅”而言，特指《国风》《小雅》《大雅》中反映周王朝政治衰乱的作品。汉代经学家从未借此来径指《离骚》（后世学者似乎也没有这么称呼的），王逸《楚辞章句》也只说“《离骚》之文，依《诗》取兴”。苏轼所言与王逸大致相同，认为屈原承续着《诗经》的传统而又有所变化。从“正风”“正雅”至“变风”“变雅”为一变，绵延发展到《离骚》，自然可称“风雅之再变”。

介绍说明方面。书中选录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导读中介绍作者“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有关陶渊明生平的早期记载，如《宋书》《晋书》和《南史》等官修史籍以及萧统的《陶渊明传》，从未提到他有“五柳先生”的别号。直至后世某些童蒙读物如吴楚材、吴调侯所编《古文观止》才贸然说道，“渊明以彭泽令辞归，后刘裕移晋祚，耻不复仕，号五柳先生”，显然是将《五柳先生传》视为“自述其生平之行”（见该书卷七）的作品。不过陶渊明在开篇说“不知何许人，亦不详其姓氏”，钱锺书《管锥编》（中华书局，1979年）就调侃道：“岂作自传而并不晓己之姓名籍贯哉？”编注者在导读中认为：“一篇传记文字，开头两句却说不知道传主来自何处，也不知道他的姓名，这岂不是咄咄怪事吗？然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就是这样开篇的。而且我们很快就明白了，这位五柳先生不是别人，正是作者自己。在陶渊明之前，还没有谁这样写过自传。这不是一篇传统意义上的自传。”想必正是针对钱氏所言而做的补充说明。只是此文是否确属自传，向来聚讼纷纭。清人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一有一番质疑大可玩味：“篇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诸语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在自传中如此自我标榜，几近炫耀吹嘘，确实与陶渊明给人留下的印象形成强烈的反差。今人如邵明珍《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五期）和《再论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载《求是学刊》2017年第六期），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载《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凤凰出版社，2012年）等，都先后钩稽大量史料，明确指出《五柳先生传》只是效仿各类逸民传、高士传的拟作，绝不能轻易地与自传等量齐观。即便编注者对“自传说”坚信不疑，可在介绍时径称作者“号五柳先生”，也于史无征而极为不妥。这是因为不信今人考辨而造成的疏失，还有误信今人考辨所导致的错讹，在此也附带一提。本书选录南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序》，导读中介绍说“孟元老，原名孟钺”。此书作者名为“孟元老”，见原书自序末署名及卷首题名，历来均无异词。直至今人孔宪易撰《孟元老其人》（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四期）、李致忠撰《〈东京梦华录〉作者续考》（载《文献》2006年第三期），才凭空推出“孟钺即孟元老”的结论，其实并无任何确凿证据，编注者大概也受此影响才会有上述说明。近来辛德勇撰《旧梦已非孟元老》（收入《那些书和那些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对此已有充分的辩驳，兹不赘述。

以上摘取的都是些枝节末叶，或不免吹毛求疵之讥，对普通读者而言大概也无关宏旨。笔者之所以不惮辞费而呶呶不休，出发点其实和编注者的想法不谋而合，“这本书有着特殊的意义，只能编好不能编坏”（《后记》）。为了孩子们着想，再怎么求全责备，总还是情有可原的。